丘成桐：既在局内，也在局外-轻识

对很多大陆读者而言，知道丘成桐或许是因为他在制造大型对撞机上与杨振宁的分歧、对北大引进人才制度的异议，甚至包括他对高等教育制度和学术评价体系的批评建议。

这一系列事件，让丘成桐成为了一个锋芒毕露的公众人物。进而忽视了丘成桐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数学家。在专业领域，他曾经获得菲尔茨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等多个奖项，成就斐然。

近期，丘成桐的自传《我的几何人生》，经由英文本翻译出版。

文 | 施枷

腾云特约作者

在科学的道路上，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就，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从内心深处对专业的热爱，这是最强大的内驱力，会激励一个人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向前；

二是个人成长和研究的环境，这是必不可少的外驱力，当一个人在良好的学术环境中追求知识、研究学术时，他与所在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界会形成良好的正反馈：良好的学术氛围会潜移默化地熏陶到其中的每一个人，而个人努力迸发的才能不断受到肯定和褒奖，又会激发他进一步的研究和创造。

丘成桐能够在数学领域获得成就，正是因为内驱力和外驱力同时作用。

我的几何人生

在本书中，年过七旬的丘成桐借此回顾和总结自己的一生；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借此激发一些青少年对数学、几何的兴趣和热爱，走上探求科学真理的道路。

1949年4月4日，丘成桐出生于汕头，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的父亲丘镇英22岁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毕业，母亲梁若琳中学毕业。

就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而言，丘成桐一家可以算是知识精英家庭。正是这种家庭背景，使得丘成桐的父母对知识非常重视，并具备了过人的眼界。

在丘成桐出生六个月之后，丘镇英带着一家人来到香港，以教书谋生。因为不会英语，丘镇英收入不高。一家人几次搬家，房租占据了开支中的很大一部分。为了贴补家用，梁若琳也揽一些缝补、刺绣的活计。

尽管如此，家里依然贫穷。在丘成桐的记忆中，平日的主食就是白饭和清水般的汤，节日才能尝到一两口鸡肉或猪肉。

丘成桐5岁入学，五年级成绩不错，六年级因为搞分组自主学习，没有书本也没有公共图书馆，他和另外六个同学学业荒废，期中考试全部不及格。丘成桐上不了公立学校，用心备考之后，考入了有基督教背景的培正中学、这是一所优秀的学校，诞生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以及包括丘成桐在内的七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从后来的结果看，丘成桐可谓歪打正着。

正是在培正中学，丘成桐培养了对数学的热爱。但是，他的父亲丘镇英1963年患病去世，这让一家人陷入了经济困境。大舅提出，自己在新界办一个农场，让丘成桐不要上学，跟他去养鸭。但是，梁若琳拒绝了这个生意人的建议，“她和父亲的想法一致，相信求知和修身比赚钱更重要。”梁若琳筹措经费，让孩子们继续上学。

从梁若琳的决定可以看出，一位知识分子所具备的远见卓识。

尽管丘成桐成功的外部因素和驱动力有很多，但是，丘镇英那种对知识的专注和追求，知识精英家庭的耳濡目染，深刻影响到丘成桐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金钱固然重要，但是，真理和知识显然更为可贵。

从1964年起，丘成桐就帮助别人补习数学。高考时，由于化学实验考试太差，丘成桐没能申请英国大学，而是在1966年进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学院崇基书院。他的数学成绩非常突出，这引起了数学学者斯蒂芬·萨拉夫的注意。萨拉夫拥有博士学位，从伯克利到崇基任教。他坚持丘成桐应该提前毕业，然后出国留学。到大学三年级，丘成桐已经学完了四年的课程。

虽然崇基书院在1969年6月的毕业典礼给丘成桐颁发了文凭，但并非学位证书。幸运的是，经过萨拉夫的推荐，丘成桐4月1日被伯克利录取为博士，并且还获得了一年3000美元的奖学金。7月，他在香港拜见了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当年9月，丘成桐飞往美国，而他的弟弟丘成栋也继他之后选择了数学为专业，后来也成为了数学家。

进入伯克利之后，丘成桐一头扎进了数学，“好像一个饿得半死的人，突然面对随便吃喝的自助餐”、除了注册的三门课，他还旁听了六门课，他对几何的兴趣越来越大。入学第一学期，他就做出了成绩，论文在美国的顶尖学报《数学年刊》发表。1970年6月，他决定选择陈省身为自己的论文导师。次年，22岁的丘成桐拿到了博士学位，并进入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

在伯克利，丘成桐不仅拿到了学位，而且收获了爱情。

1969年圣诞节期间，他在图书馆见到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而且是中国人，这就是后来成为他太太的郭友云。初次邂逅之后，丘成桐填词一阕《蝶恋花》：“剑未磨成追旅思，蓦见芳容，笑靥回天地。愿把此情书尺素，结缘今世丹心里。”当丘成桐1971年6月拿到数学博士学位时，郭友云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76年，两人结婚。

事业和爱情双丰收，对丘成桐而言，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1972年，丘成桐进入石溪大学数学系任教，1973年进入斯坦福任教。1976年，丘成桐成功证明了卡拉比猜想，论文于1977年发表。

其后，丘成桐的数学研究成果不断，并且于1979年首次回到大陆。这年年底，他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1983年，丘成桐获得了世界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茨奖。自1987年起，丘成桐开始在哈佛大学数学系任教，一待就是三十多年。1990年成为美国公民之后，丘成桐很快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功成名就之后的丘成桐心系中国，四十多年来多次往返于中美，他不仅全力推动中国的数学研究，而且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地创办了了数学中心。

对数学的热爱，在内心深处驱动着丘成桐的学术研究；美国良好的学术环境和高水平的师友，让丘成桐的才能尽情发挥。

纵观丘成桐的人生经历，他在几何研究领域取得优异成就决非偶然，外部的驱动力同可谓必备条件：父母对知识和学问的重视；母亲拒绝因为家庭贫困而让丘成桐辍学，并且放任孩子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不是让他学金融……

这足以警醒当下的中国父母：是为孩子挣下万贯家财，还是在创造良好学习条件的同时，更注重培养他对知识的兴趣和真理的追求？是以功利主义（赚钱）让孩子选择薪资丰厚的专业，还是让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对此，中国父母们都需要深思。

身份：中国人的自我认同

从1979年起，丘成桐不断往返于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作为在国际范围内卓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推动了中国数学研究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

虽然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他在内心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在身份认同上，他的内心似乎很纠结：

“不知不觉间，距离我第一次横渡太平洋已近50年了。这几十年间，我曾无数次往返北美和亚洲。行旅之中，每每自问，我真正的家园何在；或更精确地说，我有两个家，但两者皆非我身心安托之所。”

“我在美国生活富足，也有一定成就，然而和身处的社会并非水乳交融。对中国，无论在情感或家族上，这种纽带是根深蒂固的，早已烙刻心中。但经过了这么多年后，对祖国的印象也在不断变化，多少有些隔膜。无论在美国或中国，我都像半个局内人和半个局外人。”

丘成桐的生活为何富足？《我的几何人生》并未提及。尽管丘成桐说自己纯粹是为了在数学中“追求心仪领域中蕴藏的真和美”，但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收入自然不菲。曾有媒体报道，丘成桐在波士顿地区有大约30套房子，他把这些房子租给中国留学生，获利颇丰。

而《我的几何人生》记载了两则有趣的故事。

石溪大学数学系主任吉姆·西蒙斯热爱数学，在数学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他也喜欢钱，1972年在股票市场斩获颇丰，后来投资基金赚了数百亿。尽管如此，吉姆·西蒙斯直到晚年也一直很喜爱数学。另一个美国人威廉·本特利用自己在计算机上的专业知识，在拉斯维加斯二十一点赌博桌上赚了很多钱，1984年到香港后利用计算机预测马匹名次，不久之后每星期收入超过百万美元。

丘成桐本人和这两个美国人的例子似乎表明，一个数学家想要有钱，并非特别困难。但富足的生活不能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

作为第一代移民，丘成桐早年在香港生活了20年，但大多数亲友都在中国。虽然他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情感、文化上的归宿感并非就能随之转移。他功成名就之后，全力推动大陆的数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显然有着报效祖国的心态。而他的“隔膜”之感，或许与他亲身经历的很多事情有关。

按照丘成桐在书中的披露，华罗庚与陈省身两位数学家长期不和。1941年，华罗庚获得了国家科学大奖，当时陈省身和他住在一起，自此，“纷争容易形成，但难以化解”，而两人的矛盾在他们的弟子、甚至再传弟子身上仍然延续，并且和丘成桐产生了牵连。

作为陈省身的弟子，丘成桐1979年应华罗庚邀请，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过一系列演讲。这时，陈省身的弟子吴文俊因为长期和华罗庚不和，正在创建系统科学研究所。

一个曾经在吴文俊门下求学的学者拿了一篇论文求见，丘成桐来不及细看，随口说不错。吴文俊当即向有关领导报告，说丘成桐认为这位学者做出了重要工作，值得拿一个国家级奖项。但是，华罗庚的一些同事认为，这个人的工作不值得这个奖项，找到了萧荫堂。萧荫堂多次游说丘成桐，让他上书说明这项工作不值得国家级奖项。

1980年8月，丘成桐再次来到北京，吴文俊的这位门人登门求见，咄咄逼人地要求丘成桐推荐他获得一个重要奖项。丘成桐拒绝以后，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其后，因为对陈省身参与的一个录取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计划不满，丘成桐起草了一封信，这引发了陈省身的不满，两人的关系从此江河日下。1984年应邀访问中国时，丘成桐还到医院探望了华罗庚。

此外，丘成桐还和自己的学生田刚失和。田刚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在北大兼职工作的时间很短，每年却获取着12.5万美元的巨大报酬，这差不多是国内顶尖大学教授薪酬的十倍。对此，丘成桐公开抨击北大这种做法——这使他和田刚的关系破裂，同时也引来了北大的反击。

《我的几何人生》所记载的各种纠葛不止于此。

1996年，丘成桐与香港地产大亨陈启宗、陈乐宗兄弟多次商讨，在北京修建了晨兴数学中心，并且在1998年启动了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每次大会首日颁发晨兴奖。但是，“北大有一批人不喜欢风头给别人盖过，他们持续抵制大会，要求将它取消。后来我把教育部陈至立部长表扬大会的信拿给他们看，他们才不敢再说三道四了。”（255页）

但是，由丘成桐倡议的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丘成桐遭到排斥，只能靠边站。2002年8月17日至19日，丘成桐组织的国际弦理论会议在北京举行。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丘成桐没有参加。由此可以看出，丘成桐与国际数学家大会组织方中国数学学会的微妙关系。此外，丘成桐还写到了和杨振宁在对中国是否需要建造超大粒子对撞机的问题上的分歧——丘成桐支持，杨振宁反对。

无论是华罗庚和陈省身两派的矛盾，还是丘成桐与北大数学系、中国数学学会的各种纠葛，都会让丘成桐形成“隔膜”。

由于自传是丘成桐的私人性写作，他在书中的这些描写，一些当事人或许另有看法，甚至觉得丘成桐偏颇。

但若以丘成桐在国际数学界的声誉和学术成就，以及他在美国功成名就、生活富足的情形来看，他似乎用不着到中国来追名逐利——况且，他多次说过，自己不拿清华大学一分钱，不拿国家一分钱。

或许，他对中国更多的是爱之深恨之切，他批评田刚，批评北大，批评教育制度，批评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种种批评之下，无不是希望中国的科学健康发展，出现更多的人才。而他批评的底气，很大程度山更是因为“无欲则刚”。作为一部数学家的传记，《我的几何人生》显示出了丘成桐的诚实和耿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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