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科技创新与人类历史：重新审视它们背后的联系

“在新冠疫情期间阅读本书，能更具象地想象14世纪黑死病时代人们被隔离时的感受，或者1950年代大家争相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我们不再质疑过去瘟疫中大家残酷相向的画面，因为在新冠疫情中，我们见证了同样的暴力场面。”

对中国人而言，传染病从未远离。上世纪70年代末，我就读的小学校长让所有师生警惕“二号病”，其患病特征是上吐下泻。现在我才知道，此病名为埃尔托霍乱，它原本是印度尼西亚个别岛屿地方性腹泻病。

1961年，埃尔托霍乱突然在许多国家出现，短短30多年内，波及五大洲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300多万人感染，数万人死亡。其传播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发病人数之多，不亚于古典霍乱的各次大流行，因而称为第七次世界性大流行。如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下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于新冠肺炎爆发之前的世界。

在新近出版的《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一书中，美国微生物学家约书亚·S.卢米斯(Joshua S. Loomis)就试图告诉读者，传染病曾经不止一次地改变人类的历史。同时，尽管我们都知道传染病不会绝迹，但作者指出，科学的发展会大大降低它对人类造成的伤害。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

本书聚焦影响人类历史最为深远的十场传染病，呈现了传染病与人类发展的历史脉络、宗教传统、社会动态和科技创新的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01

按照本书的分类，绝大多数传染病由三种病原体引起：病毒、细菌、原虫。在病毒引发的传染病中，本书列举了天花、流感、黄热病、脊髓灰质炎、艾滋病五种案例。

天花在人类历史上危害巨大。

在天花存在的3000年里，超过10亿人致死，仅在20世纪，天花就夺走了3-5亿人的生命。患了天花没有死亡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一永久失明，四分之三的人脸上和四肢有明显伤疤，尤其是5岁以下的儿童，在一些地方死亡率达95%。在一些地方，孩子只有从天花中幸存以后，家长才会为其取名。

天花病毒进入人体后，就会被巨噬细胞的局部免疫细胞吞噬，同时转移到最近的淋巴结，病毒在这里缓慢复制，6-10天后，受感染的细胞数量会大规模爆发。这一病毒进入血液后引发病毒血症，使病毒有机会进入其他组织和器官。此时，感染者会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发烧、肌肉疼痛、恶心以及皮肤和眼睛特有的皮疹。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的脸上有明显脓疱，他死于公元前1157年——这是古代最早的天花感染实物证据。在公元前1274年埃及-赫梯战争期间刻凿的古代石碑上，描述了一种持续20年的神秘传染病，它从埃及囚犯传播到赫梯军队。这很可能是天花。此外，公元251-266年席卷罗马帝国的瘟疫，造成了1000万人死亡；公元310年，中国北方爆发的一场流行病，都可能是天花。

在此后几个世纪里，亚洲、欧洲和中东，对天花都有了更明确的记载。

天花也极大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尽管罗马帝国衰落的因素很复杂，但天花仍可能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它不仅导致农民大量缺失，以及粮食短缺和饥饿，而且死亡的人不必纳税，这削弱了罗马支付大部分民事工程和军事经费的能力。而其他更加强大的军队更容易侵袭并获得控制权。

而欧洲殖民者将天花病毒带入非洲和美洲，很难不激发人们的道德义愤——在15世纪葡萄牙人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前，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口从未接触到天花。但是，随着欧洲人一系列的海上探险，天花随着奴隶人口四处蔓延。1652年，荷兰人在南非殖民，一艘从印度驶来的船载满被污染的亚麻制品，导致开普敦1713年第一次爆发天花。1755年爆发了更严重的疫情，1763年又爆发了第三次。

三次天花疫情导致南非土著民族被消灭了大部分，而剩下的则被奴役。

作者指出，如果没有被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毁灭，更健康的非洲人可能会更有效地抵御欧洲人的入侵，至少延缓或阻碍欧洲人对其土地的占领——

“这可能会降低殖民国家征服当地居民并利用他们从非洲窃取大量财富的效率，因而这些财富的大部分可能仍留在非洲大陆上，这将大大改善非洲在其后几百年的经济状况。”

“征服”非洲大陆之后，欧洲殖民者又将天花病毒带入了美洲。1518年，一艘来自西班牙的船只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登录，一名受感染的奴隶或西班牙人把天花病毒带到了美洲。一年多就有三分之一的非欧洲居民死于这场流行病。很快，西班牙殖民者又开始征服墨西哥，再之后，天花病毒通过中美洲向南传播，从南美洲西海岸传入印加帝国。

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地方。例如，1788年，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殖民统治。一年后，大规模的天花爆发，夺走了当地50%土著居民的生命。终于，到18世纪末期，天花病毒从欧亚大陆传播到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居住地，改变着不同地区的历史进程。

02

鼠疫、肺结核、斑疹伤寒和霍乱，是四种由细菌引发传染病。

鼠疫在1500年中夺走了2亿人生命。鼠疫第一次大爆发是在公元540年，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有2500万到1亿人丧生，这场鼠疫大大削弱了君士坦丁堡的统治；第二次大爆发是1334年（黑死病），在随后的400年里，它导致了7500万-1亿人丧生；第三次大爆发是在1850年代的中国，随后的100年主要流行于亚洲，它夺走了1200-1500万人的生命。

后来人们发现，鼠疫的病原体是一种小细菌——耶尔森氏鼠疫杆菌，它在造成人类大量死亡的同时，也触发了人类免疫系统永久性的变化——今天有15%-20%的欧洲人具有突变基因，他们或许是当年黑死病幸存者的后代。

尽管疟疾传染导致的致死率没有天花和鼠疫那么高，但它对人类基因组造成的永久性改变比任何其他病原体更多。正因人类长期接触疟疾，一些致命性遗传疾病如镰状细胞贫血和地中海贫血今天依然存在。至今我仍然记得，在大集体时代的大队卫生所墙壁上，就贴有关于预防疟疾的宣传画，上面还有预防疟疾的五言打油诗。

疟原虫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具有复杂的细胞结构，30-40种安蚊属的蚊子可以传播疟原虫。疟原虫不会让人产生完全的免疫力，这意味着它可能复发或重新感染。因此，研发有效疫苗非常困难，人类至今难以根除疟疾。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奎宁被大量生产销售和预防性使用，但它也带来了副作用。奎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欧洲殖民者的“秘密武器”。他们借此为依仗，深入非洲腹地，而无需担心被疟疾消灭。此前被称为“白人的坟墓”的地方，也变成了机遇和财富之地。

03

饮用不干净的水，拥挤肮脏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蚊子、跳蚤泛滥，卫生条件太差或医药短缺等原因都会引发传染病。

因此，与传染病作战，人类不仅要面对疾病、抵抗病毒、细菌和原虫，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在和贫穷作战。改善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是遏制传染病危害人类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之上，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

一方面，药物的发明和治疗可以让感染者恢复健康，或者把传染病的影响减到最小；另一方面，疫苗的研制和投入使用，可以使最广泛的人群获得免疫力，抵抗传染病的侵袭。例如，与前两次爆发相比，鼠疫的第三次大爆发造成的死亡率较低——这与隔离措施和其他防控措施都息息相关。

人类对于传染病的认识一直在进步，阻断、治疗、预防传染病的科学技术也一直在前进。但是，一些传染病并不会因此而绝迹，尤其在那些战争、贫困的国家，其危害尤甚。另一方面，无论是蒙古人在中世纪把鼠疫传入欧洲，还是500年前欧洲人将天花传入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这些早期的“全球化”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如今，艾滋病、新冠肺炎的传播，或许也是全球化难以避免的结果——当人类的往来更加频繁之时，和人类如影相随的传染病也会借机传播。因此，全球的科学界更应当紧密团结，超越国界和种族等差异，以科学为武器，阻止传染病的传播。在新冠病毒的药物研究和疫苗开发中，这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但是，它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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