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专家:学术能力评价不应只看论文发表数量-轻识

文章摘要：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委员蔡昉建议，“立即纠正大学发展中的一个错误导向，取消对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发表论文的规定，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规定”。

据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的调研结果，62.1%的受访学生称，其所在高校将（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的条件之一。但事实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论文发表与否和学位授予之间，本来并无直接关系。

发表论文，最初是高校、教师和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体现指标。但随着论文发表数量和学校的排名高低、教师的职称评定、学生的荣誉品评等相挂钩，导致学术能力的评价变成了看在哪个等级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篇论文。

论文的量化考核导向，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争议：学校间攀比论文发表数量，学生抄袭或拼凑论文，或在低劣的学术期刊上混指标，而有些学术期刊开始明码标价卖版面。

极昼对话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张小元和湖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谢资清，希望厘清论文发表数量与学术能力评价之间的关系，量化的学术考核导向给学术研究环境带来怎样的变化等问题。

谢资清是全国人大代表，列席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会。

他们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和隐忧。他们认为，量化的学术考核导向忽视了人才教育的发展规律、学术研究能力的成长规律，以及不同学科的研究特质。对于需要“坐十年冷板凳”，练好基本功的学生和从事交叉科研的学者而言，都不是一个准确而恰当的学术能力考核评价方式。

但问题的难点在于，如果取消论文发表的考核规定，有什么办法能简单直观地评定学术能力？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如果继续沿用这一考核规定，又该如何避免其带来的各种问题？

文|蔡家欣

编辑|陈少卿

对话人物：

张小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谢资清：湖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10月24日，委员蔡昉在会议上建议取消本科生、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规定。图片来源网络。

极昼:从什么时候开始，高校硬性要求学生发表学术论文？ 张小元：论文的原始意义，是你觉得这个选题有价值，最终将研究结果以一种形式公布出来。最初，为了卡住科研和教学质量，学校才会设置发表论文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大概有15到20年的时间，尤其最近15年，（几乎）是完全看数据。 谢资清：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写好一篇论文非常重要。但要遵循学生自身的发展规律，并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争取把毕业论文做扎实。内容上，毕业论文应有新思想、新方法；形式上，训练学生如何写好一篇论文。论文是否发表，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如果能水到渠到、顺其自然地将论文发表，肯定非常好。在本科、研究生阶段，少部分有天份的学生能够做好的研究，那么发表论文就是个好选择。这样，他的科研成果就能够公之于众了。现在，学生找工作的竞争压力不小。如果博士毕业想进高校任教，很多高校希望你有硬东西，比如发表的文章等。在口碑较好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具有相当大的公信力。如果没有发表文章，可能找博士后的位子都有一定障碍，更不用说求职。当然也不排除有“慧眼识珠”的用人单位。如最近当选中科院院士的42岁研究员孙斌勇，他博士毕业时就没有发表论文。我当年从中科院博士毕业前，也没有发表论文。发表论文一定不能跑偏。不能压着学生，非得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毕业论文做得不错，如果毕业后想发表，当然应该鼓励。没必要非要求在某个时间点上发论文。 极昼：为什么会以是否发表论文来衡量学术水平？ 谢资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挥棒——评价体系。现在不管是官方正式排名，还是第三方机构排名，都把论文发表看得很重。 近期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科排名榜发布，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就是ESI高被引论文数量（注：ESI指的是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设置有22个学科。根据同一年同一ESI学科，统计最近10年发表论文中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的论文）。这个指标的重要依据是某学科文章被引用总次数。如果某个学科的老师和学生写的文章多，那么被引用的机会相对就越大。文章发得越多，学科的排名可能就上去了。另外，论文发表总量，特别是SCI文章的发表总量也是排名和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 张小元：论文发表是学校排名的一个重要参数。现在很少有学校敢宣布，硕士可以不发表文章。一旦这样做，你的数据、排名一下就掉下来了，道理就这么简单。就像是剧场效应，大家都在做，你也只能做。如果教育部规定，全部（学校）都不应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可能大家就会拼真功夫，情况就变了。 极昼:这种评价导向和学术评价体系带来了哪些问题？ 谢资清：以前，我们院培养人才的指挥棒是希望硕士生夯实基础，提高兴趣，知道怎么做科研、什么是好问题和好方法。
如果学生学业表现优秀，把发表论文等表现纳入综合测评是合理的，应该作为保研或者奖学金评审的依据。但如果纯粹为保研或者评审国家奖学金等而发表文章，就是本末倒置。如果纯粹以发表论文论英雄，那些潜心学习、立志走科研之路的同学，可能三年研究生下来，名也没有，钱也没有。虽说学术要坐得十年冷板凳，若这样的导向存在，对专心学术的学生来说会不公平。据我所知，有的学生会花数千元钱发表论文，也会选择在容易接受且质量要求不高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然后，他们就能利用这些论文，参评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并记录在自己的个人简历里。这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将为个人带来重要荣誉。这篇论文可能只有一页纸，甚至根本没有学术价值。但如果一个学生尝到甜头，就可能将这种做法带到他未来的职业发展中，这很危险。同时，对别的同学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慢慢地，整个学术生态就会被破坏了。 张小元：在这个指挥棒下，从学校、学科、到学生，都是看你在哪个等级的期刊上发了多少篇论文。这就被彻底异化了。这种异化来源于我们的管理方式，一种完全的、所谓的现代化数字管理。因为有这些考核导向和需求的存在，所以，现在很多刊物的内部操作方式就变成两条线：1/2的版面用来支撑刊物的质量，宁愿赔钱给稿费，也要发高质量水平的论文。剩下的1/2就腾出来给市场，明码标价卖版面。 极昼:从长远来看，对我们国家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还会带来哪些问题？ 谢资清：因为剧场效应，这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高校之间也会有攀比。在学科评价中，除了教师的科研成果外，学生的科研成果也会被纳入统计。因此，一些学校会用论文发表数量和等级的指标来压老师和学生，要求老师多发论文，甚而希望学生也能多发论文。有的学科没有博士点，就硬性要求硕士生发表论文。据我了解，一些学校对研究生毕业发表论文的要求较高，甚至要求硕士研究生发表SCI论文才能毕业。从短期看，好像确实有收获；但从长远看，它们会和顶尖大学差距拉得更大。以数学学科为例，中科院和北大都没有要求硕士生毕业一定要发表论文。而国内一些学校的学生基础、教师的学术水平与之相比都有较大差距，反而强制性要求硕士生毕业要发表SCI论文，这从逻辑上就说不过去。另外，这种导向还可能造成不鼓励交叉学科发展的局面。现在的科技发展特别需要学科交叉。比如，我是做数学的，也会做一些和工程学相关的研究，那么论文相应地会投到工程类杂志上。因此，在计算ESI贡献时，就会把这些论文纳入工程类学科中。这意味着，我发再多的工程类论文对数学学科没有贡献。那么单位可能就会说，你发论文，能发数学就发数学，不要发到别的学科去。所以那些做交叉学科研究的人，发展就可能受限。 极昼: 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时，委员蔡昉建议取消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发表论文的规定。您在这个会上提到，湖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已经取消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规定。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取消这个规定的？又如何评价学生的学术能力呢？ 谢资清： 是否需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这项规定的自主决定权应该在学校。大约在2008年之前，我们学院也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1篇论文才能毕业。当时研究生数量相对较少，论文基本还能发在水平较高的期刊上，但确实不容易。2008年左右，学院向学校打报告，不再强制要求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发表论文。我没有听说有高校要求本科生发表论文才能毕业。我们学院一般不把本科生发表论文纳入学生的综合测评里，但我们认可重要赛事竞赛成绩。如果一个本科生，能在全国性重要赛事中取得一等奖的成绩，往往可直接保研。因为这些学科竞赛，需要真本事，都是硬碰硬、真枪实干得来的。 极昼：但您提到，取消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规定，导致在评选国家奖学金的时候，学院出现了获奖名额减少的情况？ 谢资清：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一等学业奖学金都是在学校层面集中评定，发表论文是很重要的条件之一。我们学校的数学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是B+学科（注：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对全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整体水平评估。结果分9档：A+/A/A-,B+/B/B-, C+/C/C-）。其中人才培养质量（主要指研究生）位居全国同类学科25位左右，还算是不错的排名。但今年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评选结果出来后，我们学院的科学学位只有6个名额，专业学位只有1个名额。而像某些应用性学科，由于研究生论文发表数量和科研周期都有优势，结果科学学位的获奖名额，竟然有20来个。当然，要完全均衡是不可能的，但像现在差距太大，说明评价体制肯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极昼：奖学金的评选条件和论文发表数量有直接的关系吗？ 谢资清：在目前的评选条件里，论文发表标准是对各个学科都适应的一个评估指标。显然，哪个学科容易发表SCI文章，它就占优势（注：SCI论文是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SCI论文发表数量是国际通用的、评价基础研究成果水平的标准）。像数学学科，要写一篇SCI论文相对较难。同样是大数学，不同的研究方向也有区别，比如代数方向，除非是发表在综合性杂志上，不然最好的行业杂志也只是3区、4区（注：SCI期刊根据影响因子由高到低划分为4个区,1区为最高，依此类推）。 极昼：因此，你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评选规则并不完全合理？ 谢资清：发表论文是有时间周期的。像数学类文章很多要潜心研究并写作2年左右的时间，有些基础数学的论文要发表，也许要5年、8年甚至1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写出一篇好的论文。因此，类似数学这样的学科，强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我认为这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它超出了学生成长的规律和能力。硕士研究生最多3年时间，要其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等于要求他们从进校开始，就要着手写论文。但他们那时还没有基本的学术积累，也没有打好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另外，研究生三年级的奖学金评选，一般在下半年10月份就开始了。我有几个博士生直到博士三年级才有文章被学术期刊接受或者发表，就错过了评审期，没赶上趟。有些学生的家庭条件不好，但他自己又很努力，做得也不错，却因此评不上高等级奖学金其实很可惜。（这种评价导向）会导致学生不再努力去夯实研究基础，他们就奔着一个目标：发文章。这其实是一个负面的驱动力，会带来一系列连锁的、负面的影响。 极昼:以前奖学金是如何评选的？评选条件改变带来的问题，你们有和学校去争取吗？ 谢资清：按照以前的做法，我们主要看学生的学术表现。如果学生表现不错，我们就可能把他推荐上去。但是现在，如果有另外一名学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尽管在专家看来，论文水平一般，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要是我们不推荐他，他就可以去学校投诉。这个时候学院和评委就比较为难了。我们有和学校去争取，并且强调了数学学科的特性和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导向，学校很重视，也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尽管目前还没有我们期望的结果，但我们对此有信心。 极昼: 如果取消论文发表的硬性规定，是否可以解决目前学术评价导向及奖学金评选存在的问题？ 谢资清：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否定发表论文这件事。正如一位专家所说：如果科研人员不发表论文，他们的科研成果怎么能让同行了解和传播。适当地论文发表要求不算过分。比如，我们学院的博士评奖结果就比较合理，跟其它学院差距不大。这是因为学院要求博士在读期间，至少要发表一篇受学术界认可的文章。所以，在评奖学金的时候，我们的博士就可以满足评选的规定。但据我所知，有些偏实验类的学科，即便是本科生，发表论文难度也不会太大。他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发现了新问题，就可以写一篇文章。而有些基础研究，一定要坐得十年板凳冷，要求你真正沉下心来开展研究。我认为，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名额差距大，就是因为评奖的时候，没有进行学科分类。在论文发表这个问题上，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制，就是分类评价。这个分类应该包括学校层次和学科类型。如果数理化，你都拿一把尺子，只衡量发表的论文篇数，而且非得要求是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按照国际惯例，数学类论文署名往往按照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列，北大和中科院等也将其视作同等贡献，但在很多高校，排名在后面的作者压根不算数。 是否取消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规定、如何设定考核体系，还是应该尊重学科意见，由各个大学的学科自己做主，让学术的归于学术。 极昼:如果取消了论文发表数量的评价指标，有没有解决办法或替代方案？ 张小元：目前可能还没有替代方案。就像高考，有很多问题，但你找不到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办法了。 原来有学术共同体。比如说新闻传播学专业，根据一个人以往发表的论文和书籍，可以确定哪些教授在这个领域是有推动作用的。在学科内，这些人都是被认同的。他们认为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大概率都能心服口服。此外，还有学术权威。有故事说，民国时期，某个人去考北大，没考上离开了。结果试卷被校长蔡元培看到，马上把他追回来，聘成教授。蔡元培是公认的学术权威，他觉得可以，不用考试，也能当教授。但这对道德品质的要求非常高，放到现在很难。所以干脆用数字化的管理方式。非常明确，一个是看期刊等级，一个是看论文数量，加减乘除就完事了。但这不是在拼学术能力，而是在拼杂志。如果实在要一个解决方案，就开个口子。比如10个教授匿名，为1个教授的学术能力背书，可以不按论文发表数量要求他，就看这个人的学术能力，这样或许可以稍微破冰。但没有多少教授愿意干这个事情。所以，注定还是要运用量化的规则。 谢资清：高校和学科应该要有甄别能力，不是说数数论文数量就可以，应该要让专家、同行评审说了算。像现在比较重要的职称评审、基金评审，都是专家评审，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现在北大、中科院的评价体系都是不错的，学术水平都由同行专家说了算，这是比较客观的。我觉得各个大学，包括研究所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和专家的作用。 但对本科生、研究生来说，所有评审都答辩，条件不成熟。但重要评审一定要尽量客观公正，尤其不能唯论文为要。当然，没有哪种方案是有百利无一害，只能逐渐完善，逐渐建立公平和科学的评价体系。此外，学术成果的评价，行政部门不宜干预太多，立足于服务就好，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