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剑桥在读博士聊了聊互联网人的城市迁移

图片：成都 镋钯街

跟王同学见面是在老成都的一家咖啡店，周末，上午10点。对成都这座城市而言，它还没能在这个点完全睁开惺忪的睡眼。

但我们都对这次面对面访谈感到期待。

王同学是我在小红书认识的朋友，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在我认识的朋友中，她算是顶级知识分子了。

她最近研究的课题与互联网人的城市迁移有关，恰好我之前在公众号写过类似主题的文章，于是便约了线下沟通。

我问她为何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她说，一帮高知高收入的年轻人，在社会的这个发展阶段，颇有默契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其中折射出的某种社会规律，她很感兴趣。

而我呢，作为经历过三次城市迁移的互联网人，我深知每一次决定与行动背后所包含的纠结、痛苦与转机。

同时，因为我的公众号，有更多想要回成都的互联网人会主动跟我聊聊这个话题。

我一直想表达的是，现代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已经让城市迁徙这种事情的成本变得很低，但迁徙后带来的个体、家庭、社交、乡土间的矛盾与磨合，却会长久地影响着这个人。

我经历过，所以我想说点什么。

一

对个体来说，大多是城市迁移的决策，都是职业发展与生活质量间的选择。

最理想的情况是，我在这座城市既拥有好的职业发展，又拥有很好的生活质量。但是，大多数人只能面临二选一，甚至二者都不可及。

对互联网人而言，北上广深杭始终是第一选择，这些城市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高的薪酬、更接近总部的发展机会。

以及，在某些前提下，更好的生活条件。

一个刚毕业的互联网人，拿着1万5左右的薪资，到手可能1万出头，再除去3000左右的房租（可能是合租），可支配税后收入也差不多有7000左右。

老实说，对大多数人，这个收入足以保证不错的生活质量。但它有个前提：

在不考虑未来的情况下。

对这些城市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所谓的未来就是房子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结婚、小孩的教育质量如何保证等等这些到了某个阶段可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王同学也说，她之前在北京做调研，很多大厂年轻人对现状基本还是比较满意，但普遍不愿意聊未来，或者说，他们想的是先把钱挣了，再去考虑未来的事情。

不考虑未来，眼前就是天堂。考虑未来，就感觉瞬间被迫长大。

二

离开就能保证生活质量么。

王同学不是成都本地人，她作为游客在成都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成都不同区域呈现出的面貌差异非常大。

她生活的玉林区域，是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区域。既有成片成片的咖啡店、酒吧，也有充满成都特色的养老社区。赵雷的那首《成都》，让玉林西路彻底火出圈了。

再往南，到天府三街，那就跟北京的西二旗、上海的张江高科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我在想，城市化的进程已经使得成都这样的，在外界看来被冠以慢生活标签的城市，被割裂为一个个不同的碎片，有些碎片承袭了它的传统，而有些已经被资本裹挟着进入了某种标准化的快节奏中。

在那种节奏中，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成都，展现给我们的便是同样的画面，如果你依旧选择在这个行业生存的话。

这就是我想说的，行业对空间的塑造能力，可能已经超过了千百年来地域文化的渗透。

回到那个问题：离开就能保证生活质量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以，但并不绝对。

三

因为生活质量提升上的不确定性，近些年来又出现了另一批潮流：回流北上广。

当行业对空间的影响，使得在哪个城市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几乎都是一样的体验时，人们为什么不选择机会更多、发展更好的一线城市呢？

必须承认，在互联网行业，二三线城的打工人拥有的天花板是更低的。因为这个行业里的公司总部几乎都在北上深，绝对一些，是所有。

越接近权力中心，拥有的晋升与发展空间自然越大，这是从古至今都适用的道理。

那些回流北上广的年轻人大多数是什么样的人呢？小镇青年，从老家进入大城市读大学，之后便随着工作辗转各城市。

在某个阶段想要安定下来，于是来到二三线城市，但发现只要身在这个行业，便无法真正实现生活状态的彻底改变，于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与更多的机会，又主动寻求回到一线城市打拼。

对这些人来说，离开了老家，哪里都是他乡。

所以选择反而变得简单，在哪个城市的性价比更高，便去哪里就好。

而这帮小镇青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又特别能吃苦，对任何城市来说都是优质的人才画像。因此现在一线城市也在逐步降低人才落户门槛。

老实说，这对成都这样的城市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在城市文化与资本入侵的博弈中，究竟有没有那样的硬实力，留下这部分人。

四

另一批人同样不能被忽略。

他们出身于二三线城市，因为求学的关系进入一线城市读书工作，毕业后同样面临着选择，是留下挣钱，还是回家享福。

如果他们选择回到家乡，固然是没有生活成本的压力，但骨子里那么多年养成的精英主义思维，是否允许他们面临自己的降薪与妥协。

我见过一些在深圳腾讯混得风生水起的成都人，从著名的「四七九中」毕业，进入到C9名校。他们在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腾讯，工作三年，赶上好项目，扶摇直上，年薪（含股票）接近百万。

等到他们不想被深圳的房价套牢，想回成都发展的时候，发现——

成都接不住他们了。

哪怕是成都的字节、腾讯、蚂蚁，都接不住他们的薪水了。

这时候他们就很纠结了：才工作三年，真的要降薪回来么？虽然降完之后，他们依旧可以生活得很舒服。但那么多年的上坡路走习惯了，突然面临降薪，心里能接受么？

我见到的，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但也有例外。

一类是大龄单身女青年，在家里的劝说下选择回到老家考公上岸，另一类是凭借自己的本事，找到了平薪回老家的机会。

当然一件事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

考公上岸的，可能偶尔在加班的时候会怀疑自己降薪50%以上的意义在哪里；

平薪跳回来的，发现自己在这个体系里的上升通道彻底封死了。

各有各的难处。

五

当一个互联网人决定离开这座城市，他们到底是回家，还是换个城市生活，在我看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件事。

对回家的人来说，尽管可能有一些经济和职业发展上的牺牲，但离家更近这一点，在很多时候是不能算经济账的，也是算不出来的。

我在视频号上经常刷到一个东北的博主，夫妻两个人住得离两边的父母都很近，甚至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家里的屋顶是不是开始冒炊烟了，以决定什么时候回家蹭饭。

虽然略显夸张，但离家近在大多数时候给人的情绪价值补给，是远游打工人触不可及的。

所以在城市迁徙这件事上，更矛盾、更纠结的还是那群外来人口。

他们注定不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适合自己的事情做，留在上海还是去成都、长沙、西安，他们得尽快在 30 岁之前做出选择。

他们面临的变动，除了工作和地域之外，还包括自己的社交圈。

我回到成都一年多了。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很多上海的朋友说，等我去成都找你玩哈。但对我这样的i型人来说，这句话几乎等于say goodbye。

社交圈的斩断对个体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一开始没有察觉，因为在微信上依旧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依旧「天涯若比邻」。但随着共同话题的减少，很多群就变成了死群，很多好朋友就变成了点赞之交，这时才猛然会有种「失去感」。

最终，都会适应。要么找到新的圈子，要么适应没有圈子的生活。

可是不能忽略一点，站在时间流逝的角度看，工作越久，越难重新融入或找到新的圈子。这里面有好奇心的逐渐丢失，有精力的分散，也有一丝丝对生活的惰性。

六

最后，我想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乡土连接。

互联网人是习惯快节奏的，他们可能很难适应回到老家之后的慢节奏，甚至是一成不变的节奏。

但有一个问题他们逃避不掉，那就是如何处理与乡土的连接。

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升学宴要不要回去，村里的红白喜事，要不要回去...

对在他乡打拼的互联网人来说，回一趟老家可能会花掉一天的时间，更不用说会用去本就不多的年假。

更矛盾的是，由于长期在外，他们跟老家亲戚之间的连接在变弱，共同话题在变少。每一个互联网人可能在心底都问过自己一个问题：

继续维持这样的乡土连接，意义究竟在哪里。

而在家乡人的眼里，哪怕是P8、P9这样的行业大佬，可能都不如家乡高中的一个老师那么好使，那么有维系价值。

我还记得东北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一个趣事：

当老家的亲戚了解到他在大厂做产品经理时，就问能不能帮忙解决下表弟的工作问题。

「你不是经理么，安排下工作肯定没问题吧」

关于乡土连接的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它已经超出了我能解答的范围，但它又确确实实是每个互联网人可能会面临的难题。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一切的性价比计算都失效了，它是乡土人情社会与资本效率的一次正面冲突。

七

我原以为互联网人的城市迁移，只是我们这一代在寻求自身生存状态的过程中，面临的矛盾之一，但没有想到兼具社会学的研究价值。

与王同学进行了三小时的高密度沟通后，我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启发，故整理成此文。

当然我相信，我的视角、案例和思考一定是不全面的。如果你也是一名互联网迁徙人群，曾经逃离北上广或者回流北上广，那我建议你可以跟王同学聊聊，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扫描下面这张海报就可以联系到她：

做个自我介绍：

大力哥，现居成都。

过去经历：上海交大｜美团｜字节｜产品经理

这个公众号主要写什么：职场洞察、产品思考、生活瞬间。

信仰：好内容是我通向浩瀚宇宙的太空电梯

副业：咨询、简历修改，可私聊

看到这，不妨认识一下 ↓ （通过后辛苦主动介绍下自己，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