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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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4 12:13
遗址简介
水洞沟遗址
是迄今为止中国在黄河地区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文物
遗址发掘
历年发掘
1920年，比利时神父绍特在水洞沟东边的黄土状岩石断崖上，发现了一具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很好的石英岩石器。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Licent）和德日进（P．TeilharddeChardin）在宁夏灵武的边沟河流域发现。对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上进行了5个地点的发掘，获得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破碎的动物化石。以后又沿边沟下游1号发掘点至上游红山堡到清水营之间(东西长约28公里的区域内)进行了调查，认为在整个水洞沟盆地的黄土中"埋藏着许多完全一致的旧石器时代制作场遗址。这是由黄土形成期间住在该区域的居民所留下的"。除旧石器外，他们还在水洞沟村的周围及长城外采集了大量的、被他们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制品和磨光石斧等。 这就是说，在水洞沟文化遗址保护区及至更大范围的水洞沟地区，地下埋藏着面积很大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工业制品的制作场。1960年，中国和前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了约2000件石制品。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率领的考察队再次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第一次明确了水洞沟遗址"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 1980年，宁夏博物馆和原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队调查队组成联合发掘队，在一次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出土了63件动物化石，6700余件石制品，其中仅旧石器时代晚期层位出土的石器有5500余件。经过上述四次系统发掘和研究，国内外学者公认，水洞沟遗址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对该地区乃至周围地区以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很多专家认为，水洞沟文化是东亚旧石器文化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和欧洲旧石器文化进行对比的一种文化形态。
重新发掘
以前对水洞沟的发掘和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4次发掘全部在第1地点的一个局部范围内进行，揭露面积很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层位只有一个。早期发掘野外方法粗糙，标本获取不全，缺失遗物分布状况和埋藏学资料，没有同步获取年代学和沉积学、环境学样本，出土标本在国内外分散存放，无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样有关遗址的分布范围、年代、地层序列、环境和文化特点等一系列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
为了探明水洞沟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周边地区的地质、地层情况，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去年4—5月和今年4月先后两次在边沟流域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新发现了近20处地点，对水洞沟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考古价值取得了新的认识。此次发掘是为了解决水洞沟遗址遗留的一些学术问题，弄清新发现的地点与原有地点的关系，同时及时抢救出遗址即将坍塌部位地层中的考古材料。
本次发掘采用了一些当代最新的田野方法和标本观测、记录、处置方式，力求获取完整的科学信息，建立中国旧石器考古田野规范，并采取多学科同步协作的方式，在发掘现场采集地质、地层、年代和环境样品以供多方面的分析和测试。对任何遗迹和遗物都进行编号、记录和采集，对每件标本进行三维坐标和产状测量，对每件石制品单独装袋以防止相互摩擦、碰损。对每个探方、每个水平层的废弃土单独过筛，防止微小标本的丢失和不同单元的标本混乱，并对一些重点探方和部位的废弃土进行浮选，以提取植物种子等材料。在发掘期间及时对标本进行整理，对野外测量数据进行计算机录入和分析。
为保证工作质量，发掘工作全部由考古专业人员承担，探方中不再见到民工的身影。考古队员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浙江考古研究所和云南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最多时达21人，近一半的成员为作为志愿者参加工作的来自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本次的发掘重点选择在水洞沟第2地点，以便与第1地点进行地层对比，并建立水洞沟遗址的完整地层剖面。此外，为对遗址区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探明新发现地点的科研价值，在第7、8地点也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
第2地点位于第1地点南侧，与后者隔岸相对。地表出露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在剖面上可见到厚层的用火烧烤面和灰烬。根据地貌情况开辟两个发掘区。第1发掘区位于紧靠遗址西侧崖壁处，于地表开1×1米探方40个。随着发掘深度的增加（总深度近20米），因地貌的改变和安全隐患的增加，在东部留出两层台阶并将发掘区域向西侧崖壁处延伸，实际发掘面积不足20平方米。发掘表明该地点在厚层河漫滩相粉细砂层下有5个含文化遗物的层位（L8、9、10、11、13），在对第Ⅰ文化层的局部清理中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在其下的文化层中发现少量石器标本和灰烬。对整个剖面进行了磁化率测试和系统的取样，以供光释光测年、孢粉分析、粒度分析、磁化率分析、微结构分析等，从而建立遗址的时代框架，复原古人类生存的环境背景，探讨遗址形成的各种营力和过程。 第2发掘区位于第1区的北侧，二者相距10米，地层连续。在紧靠崖壁处按正南正北方向布1×1米的探方16个，另外清理不完整的探方4个。发掘面积18平方米。本年度主要清理第Ⅰ文化层，厚度约12厘米，石制品密集分布。在清理崖壁剖面时对第Ⅱ文化层进行了局部发掘，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用骨片和鸵鸟蛋壳制作的精美的环状装饰品，并发现大量的灰烬和厚约5厘米的棕红色烧土面。在对废弃土的浮选中获取一些植物种子标本。对第2地点的发掘共获得石制品2664件，环状装饰品6枚，另有少量动物化石碎片（块）。
第7地点位于第1地点110°方向（边沟上游）300米处，发掘面积25平方米。文化层在厚层河漫滩相粉细砂层之下，厚约50厘米，出土标本2006件，绝大多数为石制品，少量为动物化石碎片（块）。从地层和文化遗物判断，第7地点的文化层位应早于第2地点的第Ⅱ文化层。
第8地点位于第1地点120°方向（边沟上游）2000米处。发掘面积16平方米。在经剥蚀的粉细砂层20厘米下即为文化层，层厚40厘米，出土标本801件。除8枚用骨片和鸵鸟蛋皮制成的环状装饰品外，其他为石制品。此外还清理出灰烬等用火遗迹。该地点只有1个文化层，从装饰品的特征看，第8地点的文化层应与第2地点的第Ⅱ文化层相对应。
发掘期间根据遗址文管所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发掘队在遗址西部的第4地点清理出一具近于完整的人类头骨，下颌骨缺失。对地点的清理表明此人类头骨出土部位为一处被破坏并于近期坍塌的窑洞。从头骨的埋藏状况、表面特征和没有其他部位的人类骨骼伴生等现象判断，此地点并非人类头骨的原始埋藏地，不能排除其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可能性。如果其年代与水洞沟文化同期，对探索特色鲜明的水洞沟工业的来源和晚更新世东西向、南北向人类群体的迁徙和融合，具有重大的意义。
考古新发现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课题组，近期在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考古发现用火迹象11处、出土石制品11648件。挖掘材料基本显示了中国北方工业的特征，考古发掘报告日前发表在《人类学学报》上。
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是水洞沟遗址群中的一个重要地点，该地点发现于1923年，是法国古生物学家与命名的水洞沟遗址5个地点之一，但当时并未进行发掘，其文化面貌不详。自2003年以来，高星课题组在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进行了多次发掘，揭露面积约100平方米，发现7个文化层。碳同位素及光释光测年数据表明，主要文化层年龄集中在距今4万至2万年之间。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的11处用火，分布于第1至第4文化层中，为原地平面堆烧。用火痕迹周围与内部分布有大量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尤其是动物化石的分布与用火痕迹的关系密切，研究人员推测应该属于有控制用火。除了发现丰富的用火遗迹、大量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用壳制作的串珠装饰品70余件以及磨制骨针等文化遗物。
地理位置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市临河镇，西距银川市19公里，南距灵武市30公里，距河东机场11公里，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相接，占地面积7.8平方公里。
地质地层
水洞沟文化遗址与地质年代的地层关系密切。在发掘地点的地质剖面上划分地层结构，对了解地质发育历史和鉴定出土石器、动物化石的相对时代意义重大。而对遗址剖面地层进行展示，则能直观地认识积淀在地层中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和地质年代，使游客形象地了解到水洞沟地质发育的历史，最终认识水洞沟文化遗址极为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据200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最新调查，水洞沟遗址剖面从上至下划分为8层具有代表性的地质地层。 在1980年发掘的坑位剖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自上而下按地层序列编号所展示的水洞沟最古老的地质剖面和地层关系。
遗址荣誉
水沟洞遗址旅游区
宁夏水洞沟遗址旅游区位于宁夏灵武市临河镇，西距银川市19公里，南距灵武市30公里，距河东机场11公里，地处银川河东旅游带的核心部位，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相接，是连接宁蒙旅游的纽带，占地面积7.8平方公里。
水洞沟遗址记录了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同大自然搏斗的历史见证，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史前资料。它向人们展示了距今三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画卷，是迄今为止中国在黄河地区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80多年来，经过六次考古发掘，在水洞沟出土了三万多件石器和67件古动物化石。其中构成水洞沟文化基础的一些石制品、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术，可以和欧洲、西亚、北非的莫斯特、奥瑞纳时期人类栖居地的石器相媲美。尤其出土的大量勒瓦娄哇石核，与欧洲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的形状接近。对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外国著名考古专家认为是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水洞沟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在阐述区域性石器技术传统的成因、远古文化的发掘和变异，以及晚更新人类在东北亚的迁移，扩散和交流具有重要地位，对三万多年前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水洞沟地区又是中国北方明代古长城、烽燧、城堡、沟堑、墩台等军事防御建筑大观园。保护区内，蜿蜒东去的长城、高台耸立的墩堠、古朴神秘的城堡、曲折幽深的沟堑令人目不暇接，令人遥想当年“甲士拥矛驰战垒，将军拔剑逐胡兵”的壮烈场面。
水洞沟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南缘，大自然造就的雅丹地貌，使这里充满了雄浑、奇特的荒谷神韵，经历了千万年的风沙雕蚀，这里集中了魔鬼城、卧驼岭、摩天崖、断云谷、柽柳沟等二十多处土林奇绝景观，使人望而生奇，大有地老天荒、旷古玄远之叹。
这两年多的开发建设使水洞沟旅游区已经成为一个集旅游观光、科学考察、休闲娱乐、军事探密为一体的旅游区。随着水洞沟遗址博物馆、宁夏长城博物馆2009年开馆，水洞沟景区又增添了新的亮点。
水洞沟旅游区将成为宁夏最具文化底蕴、最具潜力、最具吸引力的高品质的旅游景区。
水洞沟遗址博物院
水洞沟遗址博物院建筑面积4308平方米，外形仿水洞沟出土的石器造型，其摒弃了传统展馆的展示形式，以大型雕塑、270度超大型半景画、幻影成像、实景、文物等展示形式，结合世界最先进的声、光、电、可调式地震平台等技术的运用，再现了三万年前远古人类生产、生活和灾难骤起被迫迁徙的活动场景，它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展示的新形式，是中国西北地区唯一展示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主题博物院，也是目前国内唯一、面积最大的室内观众介入式动感体验展馆。
博物院分地上环廊和下沉式展区两部分，地上环廊分为前言、人类演化史、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宁夏水洞沟文化遗址、结束语等5个单元。
下沉式展区以超大型半景画结合动态地面塑型，声光电等新媒体组合与中心控制系统对接，形成了真空间纯立体的震撼效果，真实再现了三万年前水洞沟人其乐融融的渔猎生活和灾难骤起雷鸣电闪、暴雨倾泻、洪水肆掠、山崩地裂等场景。它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展示的新形式，其中多项专利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在文博旅游业界引起强烈轰动。
高科技之一：高分子硅胶人像
2011年元宵晚会上李咏2的制作技术在水洞沟可近距离接触。在馆内，水洞沟的发现者——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博物馆学家桑志华和水洞沟人张三用的就是高分子硅胶像，这种高仿真的雕塑人体皮肤有触感，血管和毛孔清晰可见，与真人外形别无二致。
高科技之二：国内唯一观众可介入式动态展厅
下沉式展厅以其超大型半景画结合动态地面塑型，声光电等新媒体组合与中心控制系统对接，形成了真空间纯立体的震撼效果，真实再现了壮美的水洞沟原始风貌及其变迁。这一项目是目前国内唯一、面积最大的室内观众介入式动感场景。其中多项专利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在文博旅游业界将引起强大轰动。
明长城
旅游区的明长城为土夯长城，是宁夏境内相对保存最完整的一段长城遗址。明长城西至入黄河巨龙的长城小龙头称为两龙交汇处，东至盐池境内。站在长城上放眼眺望，北边的毛乌素沙漠，南边的水洞沟景区地貌尽收眼底。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于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一举夺回河套地区以及今甘肃以南大片土地，沿河“筑四十四县城”，于今长城北筑浑坏障，是否于此筑长城，历来有争论。但2005年3月25日，《银川晚报》所载周兴华先生《大麦地史前“岩画维纳斯”的由来与黑山峡长城的始筑年代》一文中，引陈正祥教授在《中国文化地理》中说：“秦代长城的最西一段，大致是从今天灵武，金积、中卫、靖边(系靖远之误)经过兰州迄临洮。”又引黄麟书先生《边塞研究》中说：“秦长城位置所在……以今地言之，起自甘肃省岷县城(临洮)西20里……入宁夏省，经中宁(旧时中宁、中卫系一县)县城之北，金积、灵武、陶乐三县城之西……”文章最后又引《汉书．匈奴传》载：“杨雄：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如果是这样，秦于灵武筑长城，与今之长城遗址有无关系，或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尚待研究。
长城来历
据史书载：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五月，突厥进犯并州，六月北周发山东诸民于今灵武北修长城。这次所修长城，究竟是否就是秦长城?与今所存长城遗址有无关系?迄今为止，仍是未解之谜。但据《隋书》载：“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命崔仲方征发民侠于朔方(隋代的朔方为今陕西横山县)、灵州(今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今陕西绥德)，南至勃出岭(今陕西绥德东南)，绵亘七百里。”其中“东至黄河”是指起自于今横城向东。
到了明代，为了防止鞑靼和瓦剌贵族的南侵，在200多年间，几乎没有停止过修筑长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派大将军徐达修筑居庸关等处长城，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修筑山海关等处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12700余里，在宁夏境内分布为北长城，西长城，东长城。
现在看到的是东长城，起自黄河东岸的横城，经宁夏灵武、盐池两市县，入陕西定边县。这段长城先后修过三次。成化十年(1474年)，总制尚书余子俊，王越修筑的“河东墙”(因在黄河以东，故称河东墙)，自黄沙嘴(今横城北)至花马池(今盐池县)，长387里，同时，还沿长城外侧挖了44000个“品”字形的深坑，为使敌骑到达时，不宜靠近长城墙体，以加强防守。时称“头道边”，俗称“边墙”。正德元年(1506年)，三边总制杨一清又于灵州秦修“边墙”，得明武宗允准，因不依附宦官刘瑾等而得罪，被罢免总制三镇(即三边，延绥、宁夏、甘肃)军务，”所筑塞垣(即边墙)仅四十里而已。”嘉靖十年(1531年)，总制尚书王琼因“河东墙”距沿长城所筑城堡5至10公里不等，不便于防守，“同贼至不即知”，上奏朝廷，又将长城南移至堡城处修筑，以为守御之便，时称“头道边”，又称“明大边”。原筑于头道边之北5至10公里处的“河东墙”，称之为“二道边”。明称“头道边”的明长城，自横城至花马池，全长360里，称之为“深沟高垒”，其中自清水营以西至横墙或河边之70里的这段长城，是加固了原有的“河东墙”，自清水营以东南移10里重新修筑长城墙休，并在墙体的外侧挖成宽深各3丈的堑壕，使长城易守难攻。修筑长城时，有意将“草茂之地筑于其内，使虏绝牧(不能到长城以外放牧)，沙碛(沙漠)之地筑于其外，使虏不庐(不能设账篷或盖房居住)”。而于长城内侧又修筑了一条宁(即宁夏城今银川市)盐(今盐池县)大道。其最初是出于繁重的戍军后勤供应运输的需要，但自万历二年(1574年)，清水营“马市”设立以后，“商贩满关隘，茶船遍江河。”“宁盐大道”客观上成为了有武装保护的茶盐客商来往的“黄金商道”，在明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春，玄烨(康熙皇帝)第三次御驾亲征新疆噶尔丹的分裂叛乱，就是由花马池沿这条“宁盐大道”西渡黄河，到达宁夏府城今银川的。
明代于这一带筑长城时，就地取材，多用黄土10至14厘米夯层，其夯筑时之可以沿清水河而筑，更为取水方便，其靠近黄河处，即就近取用河水，黄河水本为紫铜色，长城及其它设施筑成后，呈现紫色，故又有“紫塞”之称。“紫塞”蜿蜒于岗峦层叠和山涧沟壑之中，似巨龙起伏，蔚为壮观。明代长城上每隔100米－200米，就有一个凸出墙外的台体，这是古代军事建筑上的一大特点。它们用于敌人兵临城下发动攻城时，守城将士，一方面可以从台上突出的垛口，居高临下进行侧翼射击，控制架梯攻城；另一方面又可指挥城头上的守军迎击攻城之敌。这是一种“两台相应，左右相救”兵法，在军事工程上的运用。这种台体突出墙体部分一般在5米左右，基宽约10米，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墙台，它的顶部和墙体顶部同高，称之为墙台，或叫“跨墙墩台”。墙台在平时，可供士卒巡逻放哨，台顶上设有能够遮风挡雨的简单房屋。“每墩盖铺房一座，以为守军栖止”，所以称之为“墩铺”。
另一种是敌台，其不仅凸出长城墙体之外，而且顶部要高出长城墙体顶部约4米。敌台顶部也建有房屋，平时也可供人居住，又可供储存粮草、兵器之用，类似于近代的碉堡。
水岸长城
红山堡
红山堡
初时，驻堡将士仅为“一百二员”，就是说戍守将士只有102人。到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瓦剌毛里孩、阿罗书、学罗忽三部渐强，入居河套。自成化元年(1465年)瓦剌三部不断寇掠陕西、宁夏。成化九年(1473年)，王越于时属灵州的红盐池大败孛忽罗等部，迫使他们“渡河北去”。但鞑靼部渐强，小王子部又率众入居河套，经常侵扰边塞“杀伤以万计”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这时，红山堡等长城沿线防守任务更重。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陕西、宁夏、固原)的秦纮，委派宁夏都指使史镛扩建红山堡，南北长约380米，东西长约320米；瓮城长30米，宽20米。堡内住军251名，设守堡官员一名，操守官一名。城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有的房屋基址。如按明代兵制，每5人分住一间营房，红山堡应有50多间房屋。在城堡西北台地处，我们能见到大量残破砖瓦和建筑构件残片堆积。这里可能是守堡官员的住所，在没遭到破坏前，可能是一座档次较高的恢宏建筑。
最初设置红山堡等城障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加强长城线上的防守(这在介绍藏兵洞时已谈过)；二是“防秋”。所谓“防秋”古已有之，到了明代，鞑靼、瓦剌贵族仍然遵循突厥等游牧民族贵族的古例，就是往往于秋天马肥草盛之际，大举兴兵南侵，这时农耕还正值秋收季节。为此，从隋唐至明，每到这时就要调集大军戍边，以保护百姓秋收，因称之为“防秋”。但在客观上，其作用并不仅如此。如自嘉靖十年(1531年)，王琼筑“头道边”，实施“深沟高垒”后，使长城内的“宁盐大道”和陕北有屏障保护的交通大道相衔接，从而成为商运往来的“黄金商道”。另一方面，又在横山至清水营各城障设立驿站，其中红山驿设驿马18匹，原有驿站3名，新添至7名，往灵州南下关中的驿道，比过去延长了120里，是宁夏镇军事供应及军机文书传递、官员往来的必经之道，这就和“宁盐大道”共同构成了在军事保护下的两大主要交通线。另一重要作用，就是长城内外各族人民出入清水营“马市”及“牛羊小市”进行商品交易和商贸往来，红山堡是重要通道之一。
据志书记载，明代长城沿线自横城起至延绥的今定边界，共有城障21座(城堡之间又根据需要修筑的小城堡称为“障”)。横城分边守备17里，清水营守备36里，两城营之间的18里统归红山堡分边守备。这样红山堡一头挑着横城营，一头挑着清水营，其军事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正应它在地理上的特殊性，藏兵洞的修建就更容易理解了，大约建于实施深沟高垒的嘉靖十年(1531年)。
红山堡及其他城障之北的长城基部，一般都设有“暗门”(即类似城门的拱形小券门)可使长城内外相通，由戍军把手，按照规定开启。除此之外，明代在修筑长城时，还于长城内侧每5里筑有一座烽火台，红山堡属下有4座，即安边墩、大莺墩(此墩处的长城上有“暗门”)，镇罗边墩、窑儿边墩。烽火台为黄土夯筑，也称烟墩、烽台、烽燧、烽堠、狼烟台，俗称“烟火墩”。这种墩台，长城上也有设置，专用以军事报警，白天燃烟，夜间举火，依次递相燃放，军情很快就可传报到镇或州所。这种古老的报警方式，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
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法令中规定：“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夫，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息……传报得宜寇敌者，准其功，违者处以军法”。每座墩台一般设三个戍卒看守，日夜轮流值班。至于传递军情，其法令又规定“令边堠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每座烽火台，通常都配备有旗帜、鼓、弩、软梯、炮石、火药、火箭、狼粪、牛粪、柴草等。
大峡谷
从水洞沟到红山堡之间，有长约4公里的峡谷，本是大自然的“杰作”，但明代时，这又成了长城“深沟高垒”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峡谷两岸经常年的风雨剥蚀，谷内怪壁峭
藏兵洞
鸳鸯湖
鸳鸯湖
水洞沟旅游区有三公里长的芦花谷，芦花谷内芦苇摇曳生姿，走在其间的小路上，陶醉在那苇荡丛中，此刻心情一片宁静。湖泊面积近30万平方米，其中鸳鸯湖上修有原生态木桥4座，凉亭两处，湖面上，芦苇丛中百鸟翔集。碧绿的湖水、清脆的鸟鸣、唯美的画面，是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红山湖内绿波荡漾，游船往来，水岸长城，难得一见，在游船上观赏雄伟的古长城，别有一番情趣。当你还没有从土林景观的童话世界中走出的时候，下船登上码头，又掉入了一个世外桃源内，那就是景区内的沙枣湾。沙枣湾里沙枣树丛生，六七月份沙枣花开的时候，那一阵阵的清香又让你流连忘返
水洞沟村
张三小店
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与一位普通老百姓张梓所开的“张三小店”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3年6月，42岁的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与桑志华从天
据调查，在20世纪20年代，水洞沟遗址所在地区几无人烟，西距水洞沟十几公里的临河镇石坝村也不过四五户人家，“张三小店”可能是水洞沟唯一的现代人工建筑。在这个小店里，在张三夫妇的友好接待和配合下，德日进和桑志华在水洞沟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篇章，完成了推翻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论断的伟大创举，张三和“张三小店”同德日进、桑志华一齐载入了发现和发掘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史册。
“张三小店”包括马棚、羊圈等其它附属建筑，店内家具、设施均根据健在的张三妻弟赵龙老人的口碑资料进行布置，恢复了原貌。在“张三小店”门前塑有德日进、桑志华、张梓胸像，树立有中英文对照的《重建张三小店碑记》；在小店中标有的日进、桑志华住房、张梓夫妇住房及店房、厨房、马棚、羊圈及临时存放发掘石器的地点等标示牌。重建后的“张三小店”， 是水洞沟遗址核心区唯一的一处宁夏近代农村建筑，其所有展示的内容，不仅对水洞沟文化遗址的发现提供形象的历史场景，而且也是对宁夏农村民居建筑的一种恢复和保存，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游览观赏价值。
景区美食
银川是回族聚居区，餐饮以浓郁的穆斯林风味为主，您可以品尝到正宗清真菜或清真食品，以及颇具特色的回族风味小吃，如糖醋黄河鲤鱼、中卫鸽子鱼、扒驼掌、清蒸羊羔肉、羊杂碎、牛羊肉酥、手抓羊肉、羊肉泡馍、油香、清真奶油糕点、马三白水鸡等风味菜肴，以及金钱发菜、涮羊肉等风味小吃。银川邻近的沙湖盛产鲤、鲢、鳙、鲩、鲫鱼，以及北方罕见的武昌鱼等，在沙湖的餐馆里，专门设有沙湖鱼宴。每有嘉宾，这些餐馆便以刚刚出水、重达二、三十斤的鳙鱼上席，令人既饱口福、又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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