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题刻-轻识

历史沿革

白鹤梁题刻开始于唐代。

北宋时期，涪陵城外大江中石梁上有石鱼，石鱼露出即为丰收年份征兆一事已被当地地方官上报至中央政府。石梁被称作“石鱼”。北宋开宝四年（979年）的《谢昌瑜等状申事记》(62号)是现存白鹤梁题刻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例。其后不久的北宋端拱元年（989年），北宋名臣朱昂也在白鹤梁上留下了《朱昂诗序及诗》的题刻。以后关于观看石鱼出水现象、记录水位与石鱼间距离以及吟咏石鱼出水与年成丰稔之间关系的题刻络绎不绝，题刻数量占了全部白鹤梁题刻的一多半。

元代以后，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元朝地方官员仍然沿袭了登涪陵江心石梁观看石鱼、记录水位和镌刻题记的习惯。白鹤梁题刻中有5则元代题刻，其中有一段所刻文字《蒙文题字》为八思巴文（蒙古新字），题刻作者不可考。

明代，不仅当地官吏文人和平民百姓冬春之际会登临石梁观看石鱼是否露出，就连过往官员、客商、船工等也常常会在这个时节把船停靠在石梁旁，下船登梁探访和题名留念。

清代，涪陵城边江心的这道石梁已经被冠以白鹤之名，被称作“白鹤脊”。光绪七年（1881年），四川泸州人孙海在这道石梁上刻上了“白鹤梁”三个大字《孙海题白鹤梁》。从此，这道石梁的名称就被固定称为白鹤梁。

明清时期的白鹤梁题刻共41则，数量比元代增多，但远不及宋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作为枯水水标的唐代石鱼经千余年的江水冲刷，已经模糊不清，时任涪陵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的萧星拱便命石工在原址重新镌刻了两条石鱼来代替唐始载水标石鱼，并在其下题刻《重镌双鱼记》。

近现代以来，人们共镌刻了15则题刻于石梁上。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民生公司组成的考察团在白鹤梁记录了当年重庆、宜昌的枯水程度，填补了数十年来长江枯水位标记的空白。刘冕阶所作《白鹤时鸣》线刻图，首次将白鹤以图画形式刻上石梁。

1962年，原重庆市博物馆派出龚廷万等调查了涪陵白鹤梁题刻。这次调查在传统金石学方法之外，加入了现代文物调查的一些元素，除了统计数量和捶打拓片外，还给题刻编号、拍摄了照片并作了重点测量。绘制了白鹤梁题刻分布草图，拓制了81则题刻的拓片，并注意到石鱼与古代题刻所示枯水水位的关系。

1963年初春，江水很低时，龚廷万等又对白鹤梁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除补拓了上次未拓的清代以来拓片外，还测量了清代萧星拱重镌石鱼中线距水面的距离。

1972年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重庆市博物馆组成枯水调查组，对白鹤梁石鱼水标和枯水题记进行专题调查与研究，并对宜昌到重庆河段的其他历史枯水题记做了调查，并撰写了《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报告》。

1974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庆市博物馆历史枯水调查组发表了调查简报《长江上游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考古专题之一》。

1992年，中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启动，三峡大坝建成后，库区正常蓄水位将提高到175米，这就意味着位于淹没水位线下的白鹤梁将永远沉入江底。

200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葛修润教授提出的“无压容器”保护方案脱颖而出。

2003年2月13日，白鹤梁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正式开工，整个保护工程由“水下博物馆”、“连接交通廊道”、“水中防撞墩”和“地面陈列馆”四部分组成。经过数年严谨施工，一道道技术难关被攻克，最终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在2009年5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

白鹤梁旧影

遗址特点

在涪陵旧城北面龙王沱附近的长江之中，有一道从长江南岸伸入长江的山梁。石梁长约1600米，从西向东与江岸大致平行地向下游延伸，梁脊南北两侧距长江两岸分别约100米和400米，梁的东端距乌江汇入长江处约1000米。石梁的北侧是比较坚硬的砂岩斜坡状石面，该斜坡石面以14~18°的坡度一直向长江江心延伸，其宽度可达40米，外侧的最大深度约125.7米左右。这道石面的斜坡在长江极度枯水时实际上就是长江中心河道的南岸，由于石梁南侧几乎全是页岩和泥岩，这些松软的岩面在江水激流的长期冲刷下，形成了一个低于外侧石梁的洼地（高程135米左右），冬季的长江水通过石梁与南岸间东端的敞口回流，或通过石梁的缺口漫入，使得这一地段的长江水被石梁划分为内外两部分：石梁以北长江水道水量充沛，水流湍急，是长江的主航道所在；石梁以南与南岸间的水道水流较缓，波平如镜，故名“鉴湖”，湖宽100~150米，是冬季船舶停靠的好去处。由于白鹤梁的梁脊最高处也不超过海拔140米，当长江水位较高时，水流就会漫过石梁，鉴湖的景象就会消失。

白鹤梁因长期遭受长江江水的冲刷，有两处被江水侵蚀切割，长期隐没水下，枯水期露出水面的石梁明显分为上（西）、中、下（东）三段，古代题刻集中分布在中段上。中段石梁在极枯水期露出水面的长度有220米，最宽处约20米，最高处高于当地零点水面2.8米（海拔139.96米）。在中段石梁从东向西55~70米地段，石梁表面较硬的砂岩层已经剥蚀破碎，形成了中段石梁的一个洼地，这里的石梁在一般枯水季节都隐于水下，从而将中段石梁分为东、西两区。石鱼水标及绝大多数题刻都位于东区，只有少数晚期石鱼和石刻散布在西区的石梁上。中段东区有石鱼10组15尾，文字题刻157则，清代以前的早期题刻全都在这一区域；中段西区有石鱼3组3尾、图像2幅、文字题刻26则（包括东西区之间的题记1则）；另有4则题记位置不明。宋元时期的题刻全部集中在中段东区，中段西区除明末1则、年代不明1则外，其余全都是清代及其以后的晚期题刻。显而易见，白鹤梁题刻都是围绕着唐代的石鱼水标排列，只是到了后来石鱼水标附近的石梁表面已经遍布前人题刻，后人才不得不向西侧即上游方向转移。

文物遗存

白鹤梁上的历代题刻数量很多，经过千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不少题刻已经无存，保存到近代以后能够有拓片和照片记录的可以录文的题刻，因有些题刻字少或残缺，学术界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且都存在问题。根据1972年和2001年两次编号和统计数据，见于学术著作和科学报告著录的白鹤梁题刻计有石鱼14组18尾，其他图像雕刻3幅（其中白鹤雕刻1幅、观音及人物线刻2幅），文字题刻187则，文字约12000字。现存于世的白鹤梁题刻只有175则，石鱼14组18尾。又由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为了保护已经脱离石梁梁体的题刻，以及为了展示少许被封护在水下的题刻，有的题刻被移动博物馆中展出，现仍存水下白鹤梁梁体上的题刻还有160则，石鱼11组16尾，可以辨识的文字约11000字（其中包括全部水文题刻共82则，水文石鱼水标两组3尾）。另在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涪陵区博物馆和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中，还保存了脱离石梁梁体的白鹤梁题刻15则，石鱼2组2尾，其他图像1幅。

在所有年代明确的题刻中，最早的一则是唐广德二年（764年）的石鱼，最晚的两则已到1963年。题刻的年代分布为唐代1则、宋代103则、元代5则、明代20则、清代21则、民国12则、现代3则，年代不详者22则。

历史文化

主要展览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保护罩体工程位于题刻正上方，呈椭圆形将整个题刻平面覆盖。水下保护罩体墙外设有游人参观通道，游客可由岸上经钢制廊道乘自动扶梯进入水下保护体内，主要有三种方式参观：透过廊道22个直径为80厘米的抗压双层参观窗观看；通过罩体内部28个全方位旋转的摄像头在屏幕上观看。地面陈列馆分为两层：一层为接待及功能转换空间，设咨询接待区、序厅、尾厅、水下参观等候区、纪念品售卖区等。二层为陈列展示空间，分为“水——世界大河文明中的水文观测”“尺——白鹤梁题刻的科学价值”“诗——白鹤梁题刻的人文价值”“馆——世界首座水下题刻博物馆”四个单元。

文物价值

白鹤梁题刻是8~19世纪长江上游重庆涪陵区的人们长期观察和记录当地长江枯水状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当地人们依靠经验预示来年收成的民俗节庆的活动场所。该水文遗产对长江上游、长江流域乃至于北半球的古水文、古航运、古气候、古环境的变迁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白鹤梁题刻是现存石刻面积最大、文字数量最多的水文题刻。这些题刻记录了唐广德二年（764年）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间60个年份的长江当地枯水水位信息，以及这期间的一些历史、文学、艺术和民俗信息。来自白鹤梁的长达1138年的历史枯水记录，是长江上游修建现代水文观测站前枯水水文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研究长江上游水文史的重要史料。

白鹤梁题刻以石鱼水标作为基准点、以石刻文字记录水位距离基准点尺度的记录方式，与世界已知记录水位方式皆不同，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发明创造，同时具备了科学和艺术价值。创造这种独特水位记录方式的人们，把枯燥的数字记录变成富有文化和艺术内涵的艺术创作，并将其与观看石鱼出水、预测丰收等当地民俗活动结合起来，不仅使这些记录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使记录水位成为当地人们的自觉行为，从而具有了鲜活的长久生命力。

白鹤梁题刻从遗产的材质属性来说，属于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的石质文物；从遗产的状态属性来说，属于基本完整保存但已不再继续发展的碑刻“纪念碑”；从遗产的功能属性来说，属于古代水文观察记录的水文遗产。白鹤梁水文题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值得世人的注意与尊重。

保护措施

1988年1月13日，白鹤梁题刻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白鹤梁题刻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2008年，白鹤梁题刻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

白鹤梁题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