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0份两会建言，看中国医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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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漆叶青
编辑 | 顾彦
题图 | Pixabay
3月11日，随着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闭幕，全国两会也临近尾声。
医疗历来是两会期间讨论较多的议题，今年亦不例外。首仿药、医保报销、电子健康码、医院信息化、医联体、医共体、网售处方药……这些专业词汇频频出现在各位医药卫生界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中。
除了医药卫生界的269名代表委员，医疗问题也是不少圈外大佬关注的焦点。比如科技圈的李彦宏、雷军，分别围绕智慧养老、县域基层医疗体系赋能提出了建议；比如投资圈的沈南鹏，去年关注了药品审评审批的人才问题，今年则聚焦医药创新。
为此，亿欧EqualOcean于近期梳理了100多份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希望可以看出——在这些医药卫生界的科学家、企业家、院长、医生，以及医疗圈外的大佬们眼中，时下中国医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疫情暴露短板，公卫体系建设再引热度
新冠疫情引发了举国上下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在去年的两会中，围绕如何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在疫情防控日益常态化的今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依然是两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3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完善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支持医疗资源薄弱省份建设一批区域医疗中心，提升以县级医院为重点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除了顶层设计层面的定调，各位代表委员也基于各自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想法。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指出，在抗疫斗争取得胜利的同时，我国疾控体系中存在的“痛点”、“断点”和“弱点”也被放大显现，解决这三大疑难杂症，已成当务之急。
她具体指出，当前我国构建了以国家、省、地市、县区四级疾控中心为主体，二、三级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卫生机构为网底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但是，这四级疾控机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承担的工作任务能级分工不合理，是为“痛点”；“防”“治”割裂明显，医防难以融合，是为“断点”；乡镇、社区网底薄弱，基层队伍断层老化严重，是为“弱点”。
对于这些“痛点”、“断点”、“弱点”，吴凡认为，首先要明晰四级疾控机构的不同定位并理顺相应的职责衔接：国家级的，可着重于总体规划、决策部署、技术指导；地方级的，则着力于应用型的、符合当地情况的具体措施。
其次，应充分发挥疾控机构在公共卫生工作中的协调管理和核心纽带作用，厘清和落实医疗机构承担的各项公共卫生职责。此外，还应当筑牢夯实疾控体系基层网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基层的公共卫生服务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王水平则围绕公共卫生人员队伍建设、公共卫生领域投入、机制体制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目前来看，一方面，全国疾控机构人员数量和素质相对偏低，配比低于国家要求的1.75/万人，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本科以下学历人员占66.25%，技术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中，开设公共卫生专业的本科院校不足百所，大部分综合类非医学院校未设置公共卫生学院。
对此，他建议，鼓励非医学类综合院校设置公共卫生学院，在所有医学类全日制普通高校中设立公共卫生专业，完善丰富公共卫生课程设置，增加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涉公共卫生领域必修内容。
王水平还提出，要明确各级财政公共卫生投入占GDP的比例，将稳定的财政投入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同时，财政部门在安排公共卫生转移支付时，需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机构，注重补短板、强弱项，对公共卫生基础建设和能力建设给予倾斜，对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加大资金投入，实行填平补齐政策，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投入机制。
基层是第一道防线，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在不少代表委员的建言中，基层是构建公共卫生体系无法回避的一环。在他们看来，基层是疾控信息的源头，是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是落实各项传染病防治措施的关键环节。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斌指出，我国基层疾控现状不容乐观，2009-2018年，全国各类医务人员增加了58%，而疾控人员下降了4.5%。
为此，他建议，加强对基层全科医生、农村定向医学生有关公共卫生的专业培训，加大对村民进行卫生健康知识宣教的力度，并放宽基层公卫人员招聘条件。同时，建立和实行符合公共卫生行业特点，考评和激励机制相结合的薪酬制度，切实提高疾控人员待遇。
除了构筑起基层的第一道防线，围绕优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来自科技圈的代表雷军和刘庆峰均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当前，各区域基层医疗发展较为不均衡，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县级疾控机构等县域医疗卫生单元，尚未完全实现医防、医卫、医健、医养数据的互联和融合。
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建议，以卫健部门为主导，联合各相关部委，加快县域医防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尤其在县乡村一体化的紧密型医疗共同体、医防融合、多点触发疾病监测等方向强化数据的互联共享，实现医疗资源更高效、更迅捷地响应和配置。
雷军还指出，在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要增强数字化赋能疫情防控水平，不断强化县域医疗数字化建设，做到“全国一盘棋”，实现“覆盖到县、追踪到人、数据上云”。
目前，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资金在县级层面触达率不足，专项建设资金投入偏低，与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县域信息化人才仍有较大空缺。因此雷军建议，加大县域专项资金投入，全面推进县域医防信息化建设；推动县域信息化人才建设，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引导信息化人才下沉，助力县域医疗发展。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则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基层医疗水平、提升医疗保障的力度等民生领域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因此，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人机耦合的方式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对于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意义重大。
基于此，他建议：第一，对于已经取得规模化落地应用成效、且以辅助性质为主的医疗人工智能产品，完善相应标准体系和认证体系建设，加快相应审核及认证进度；第二，加大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研究，加强医疗人工智能人才和基层医生人工智能素养的培养；第三，出台政策鼓励运用人工智能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强化基层诊疗能力。
数据互联互通，规范临床数据管理
在疫情期间，以健康码为代表数字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各地数据标准及信息并不统一也造就了不少的问题。例如，各地信息软件互不兼容，一度出现各地健康码无法互认，万“码”奔腾的现象。
不仅是疫情期间，其实医疗数据缺乏统一标准、医疗数据系统不兼容等问题一直存在，导致目前临床数据的整合、利用尚存在诸多不足和障碍，严重制约着智慧医疗的建设与发展。
一方面，同一家医院有众多系统，不同系统之间术语、概念、数据类型定义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不同的医院采用不同的数据系统，不同的设备信息系统也差异巨大。这些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导致不同医院、不同设备无法做到数据共享。
为解决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建议，各地可以探索以身份证号码为唯一识别码，以居民电子健康码替代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卡，加快推进居民电子健康码规范应用，实现医疗机构间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医学影像资料等医疗健康信息调阅共享，从而解决“一院一卡、互不通用”的问题。
同时，他还建议，加强各级医院信息化基础建设，完善院内外信息化平台搭建，提高医院数据质量及数据应用能力，依托于高质量病人数据，优化慢病病人追踪管理，急重症病人快速响应处置，并依托5G和物联网的建设推广，推动形成智慧城市和智慧医疗服务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也建议，规范医疗健康数据标准和使用，推动智慧医疗建设与发展。
在他看来，一方面，可对目前全国现行医疗数据格式进行摸底调研，遴选出最科学、最可行的数据格式、标准，作为国家标准，分步骤分阶段在全国推广实施。
另一方面，他建议，可以从中央层面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数据平台，用于归集、管控全国的医疗信息，并严格管理和使用过程。明确患者数据的归属权限，明确数据使用保护负面清单，为患者数据的使用提供依据。
同时，霍勇和蔡秀军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数据隐私和泄露的问题。
霍勇提出，建立并完善对于医疗信息化建设中涉及个人数据保护的闭环管理流程，包括普及法律法规、建立和推广建设执行准则、建立相应的建设审察管理制度，从而确保医疗信息化建设及信息化系统应用过程中对个人数据安全的持续保障。
而在蔡秀军看来，医疗信息的归集应充分尊重患者的意愿，除了传染性疾病等涉及社会安全的医疗数据外，患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共享。此外，信息调用方面可设立分级账户体系，明确各级别账号对应的访问权限，并加强访问者的权限控制和访问后的行为追溯，对访问行为实行实时监控，确保数据安全和患者隐私。
优化医药创新土壤，建设“医药强国”
在医药卫生界代表委员中，不乏药企掌权者、管理者的身影，药品的审评审批、生物医药产业化、药品专利等话题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荣昌制药董事长王威东从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入手，建议取消获批上市生物创新药参与国家医保谈判的时间限制，实现药品获批与医保准入紧密衔接。同时他提出，应综合统筹考虑生物药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大、研发风险高的特点，在医保谈判价格上考虑企业的合理利润，以充分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促进生物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建议，尽快出台专门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顶层政策，在审评审批、国产替代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
在她看来，具体可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推动产业升级，增强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第二，加快审评审批，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第三，推动关键技术创新发展；第四，增强生物医药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全国人大代表、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则聚焦在了创新药过度重复的问题上。近年来，我国创新药的市场环境虽不断好转，但部分品种的过度重复正引起行业的隐忧，其中以PD-1最典型——目前，国内共有8款PD-1药物在售，在研的则有数十款之多。
对此，孙飘扬建议，我国应借鉴美国的政策，在新药审批审评政策和医保支付上进行调整，对先来者和后来者进行一定的区别对待，从而鼓励创新，尽可能避免同质化竞争。
围绕创新药落地的其他问题，孙飘扬还建议：进一步加快药品审评审批，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建立创新药价值体系，结合临床的需求对创新药进行分类，给予不同的对待；推动简化医保谈判创新药落地医院与药店的准入流程。
除了药品研发、落地方面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华海药业总裁陈保华把目光放在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体系上。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是指将药品上市审批程序与药品专利纠纷解决程序、药品监管部门职能与专利管理部门职能相衔接的制度。这一制度内含或关联专利期延长、简化新药申请、专利挑战和首仿药等系列制度，是直接关系着专利药产业保护、仿制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仿制药使用替代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
陈保华认为，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存在不合理、不完备的问题，制约了仿制药企业挑战专利抢首仿的动力，进而制约我国仿制药产业发展和仿制药替代。
在他看来，应加快修订健全《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完善“专利期补偿”制度，完善首仿药“市场独占期”制度，建立“简化新药申请”制度，明确规定“首仿日”和“首仿者”范围，建立专利链接有关机制，保障专利链接制度的落实。
除了这些医药企业的掌舵者，作为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今年也有三份提案重点聚焦在医药领域。在其中一份中，他提到：政府部门要不断优化医药创新土壤，为进一步加强新药研发转化提供政策支持，推动建设“医药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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