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寺遗址-轻识

历史沿革

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3世纪，到10世纪后逐渐废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在新疆四处侵扰文化遗址，搜寻佛像、壁画、文书、木简等文物时发现莫尔寺遗址。

1990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相关单位对莫尔寺遗址进行了调查。

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相关单位对莫尔寺遗址的圆形佛塔、地面少量残存的僧房遗迹和方形塔进行了测绘。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莫尔寺遗址进行发掘，考古项目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莫尔寺遗址

莫尔寺遗址风光

莫尔寺遗址圆形塔

建筑格局

2019年起，考古人员对莫尔寺遗址周边区域进行了全面踏查，同时利用电阻法和探地雷达技术对遗址所在台地进行了二维和三维勘探，在两塔之间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截至2022年，4年来共发掘面积330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类型佛教建筑基址6处，以及方形塔的基台和塔基，出土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1万余件，初步探明了遗址的范围和总体布局以及各类建筑遗迹的形制结构和性质。考古发掘表明，遗址上的寺院建筑沿台地西南侧陡崖边缘分布，自西北至东南依次布局方形塔、佛殿、僧舍和禅房等建筑群，圆形塔以及其南面小台地上推测为生活区房舍的建筑遗迹。所有建筑均以土坯砌筑，内外壁涂抹草拌泥，表面再涂白石灰面。

主要景点

灌溉系统

考古人员在台地以西约30米处，发现了一眼井，挖井时形成的堆土环绕在井口周围，井口呈长方形。井口周围仅发现残陶片，井内没有经过发掘，没有证据可以确定其年代。但鉴于其独立出现在离寺院建筑如此近的地方，应该有理由推断其属于寺院的供水设施。一般认为此井属于从莫尔寺遗址南约100余米通过的坎儿井系统，是其中的一口竖井。据相关资料，这里的坎儿井原来有3条，另两条没有找到。

坎儿井是一种主要由暗渠和竖井等构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如果这条坎儿井的年代推断正确，那么表明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2公里、恰克玛克河对岸的罕诺依古城遗址，考古资料显示其是7世纪末至9世纪末之间在5世纪及其以前的聚落遗址之上营建的，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很早就是人类活动中心。

出土文物

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像残块

僧舍建筑出土的大量无字圆形方孔小铜钱，有可能是剪轮五铢或龟兹无文小铜钱之类。龟兹有仿照五铢铸造龟兹五铢和汉龟二体钱的传统，这种无文小铜钱可能受到剪轮五铢和东汉末期无字钱的影响，铸行年代当在南北朝时期，在新疆轮台、库车、拜城、新和、民丰、且末、若羌等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

莫尔寺遗址中除农田外，还发现过窑址，窑址附近散布大量陶片及釉陶片，范围约1.2万平方米。考古人员调查时，在农田中见到大量陶片分布，还采集到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钱币，表明其年代应该早到10世纪以前。

据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中期玄奘到疏勒（今喀什一带）时，当地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是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中心之一。莫尔寺遗址发掘出了许多食物残存，说明这里曾聚集生活着大量僧侣或礼佛的人群。

这里发掘出的石膏佛像残片超过万件，头、面、发型、衣物、手、腿、脚等部位都有。”肖小勇说，佛像大小的落差很大，有的比真人都高，有的只有几十厘米。在对佛像的分析中，专家发现极为丰富的佛教造像工艺和特色，不但有犍陀罗风格的元素，也有中原地区风格的特征，说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各地文化的影响发生着演变。

在喀什博物馆里也展出了在喀什地区多个遗址出土或采集到的佛教造像残片，从五官特征、线条表情、发型发饰、衣物饰品，都可以看出它们出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风格，比如佛教传入初期时的佛像就有“高鼻浓眉深眼”，后来又有了“细眉长眼圆脸”等。

莫尔遗址

在佛塔向南约500米的莫尔遗址，那里分布着各种颜色质地的陶片、釉陶片，还发现了窑址和房址，遗址总面积据记载约有1.2万平方米。不过遗址中发现的这些遗存是否曾经处于同一年代，还需要继续考证。

考古工作者在莫尔遗址的陶片区发现了喀喇汗钱币和“治平元宝”铜钱，这说明从公元9世纪末到11世纪中期它是存续的，而莫尔寺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10世纪，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似乎有一段重合，但专家还不能确定莫尔遗址与莫尔寺遗址之间的具体关系。

年代推断

佛教最早传入新疆的地方一为于阗即今和田，一为疏勒即今喀什。莫尔寺当为疏勒最早修建的佛寺之一，始建年代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后半期。从佛塔这种形制于公元2-3世纪出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附近的喀拉特佩第2号窟墙上的涂鸭画中来看，莫尔寺遗址可能最先修建的是圆形塔。

塔里木盆地地区的“回”字形佛殿早到3-4世纪、晚到8-9世纪仍然沿用。莫尔寺遗址发现的“回”字形佛殿供奉的可能是佛像，说明已出现“像”崇拜。两个“回”字形佛殿中，靠东的面朝西南，靠西的面朝东南，似乎与圆形佛塔保持着某种呼应，也是离圆形塔比较近的建筑。两座僧舍的平面布局十分独特，应该是疏勒本地的样式，不过其朝向也都面朝东南。唯有大佛殿远离圆形佛塔，面朝东北，平面布局具有中原佛殿的结构特征。结合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等综合分析，大佛殿很可能是晚到唐代才兴建而又很快废弃的。据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这处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所关联。

根据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年结果，莫尔寺遗址各建筑中采集的标本年代早到3世纪中期，晚到9世纪末，个别标本年代更晚一些。

根据考古发掘，可以初步推断，莫尔寺最先修建的是圆形塔，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陆续修建僧舍和“回”字形佛殿，但它们仍朝向莫尔佛塔，说明佛塔此时应该还是寺院空间布局的中心。武则天时期又增修了大佛殿，如果该遗址为大云寺所在的推测准确的话。此后大佛殿也就成为了寺院的中心，它由中心正殿和两侧配殿、配房构成，有明显的中原地区佛寺特征。由于各建筑地面普遍分布烧灰层和上部建筑倒下而未烧完的建筑构件，推断可能是10世纪上半叶当地伊斯兰教兴起后被烧毁而废弃的。

文物保护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莫尔寺遗址周边基本排除了人为侵扰，但自然原因的损坏仍不能避免。除了风吹日晒，雨水的增多，加大了对两座佛塔泥土的冲刷，周边野生植被多了，虫子就变多了，佛塔也因此受到虫蛀的困扰。自治区文物保护部门持续为佛塔做本体加固，防止自然原因导致坍塌损毁。

2024年1月30日，入围“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价值意义

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佛教传入新疆之后，在喀什地区很快形成一个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古代喀什是丝绸之路西出中亚、南亚的交通枢纽，也是古代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汉唐等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和宗教管理，这里是重要的见证。自新疆开始，佛教向中原广大地区再次传播，逐渐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形成交融互动的格局，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漫长发展历程。

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同时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商品经济、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等方面对新疆地区的深远影响，是中原和西域往来交流以及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的新实证。新疆地区在佛教传入之后，又陆续经历了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多种宗教文化在新疆大地上都曾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