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庙山遗址-轻识

遗址简介

关庙山遗址

关庙山遗址，现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址10座，另有瓮棺等遗迹。房址多为长方形或方形地面建筑，居住面和墙壁均烧烤成红烧土，房址内有坡顶、竹骨泥墙、隔墙等遗迹。小型房基面积35平方米，中型房基面积52平方米。磨制石器品种多，制作精细，多为斧、锛类工具。陶器有口径达76厘米的陶盆、蛋壳胎彩陶，还发现有陶鼓、陶摇铃等陶质乐器。大型陶盆、蛋壳胎彩陶的出现及内黑外红的烧造工艺，均表明关庙山陶器制造工艺的领先地位。

关庙山遗址除大溪文化遗存外，还有屈家岭文化和极少的“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存。

主要特征

关庙山的发掘，再次揭示了“青龙泉三期文化”、屈家岭文化晚期和大溪文化上下叠压的地层关系；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大溪文化红烧土房屋遗迹，由此增加了对南方新石器时代建筑形式和技术的认识；关庙山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基本上包括了该文化的各主要阶段，对研究大溪文化的内涵、特征、分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历史学家在撰写原始社会发展史时，对长江流域原始文化，多以关庙山遗址为典型代表介绍，被学术界定名为“关庙山类型”。

历史意义

关庙山新石器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考古收获除已收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新中国考古发现与收获》外，目前公开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有；大溪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1962年石兴邦先生第一次提出 “大溪文化”的名称，已知大溪文化的分布地区西起瞿塘峡西岸，东至洪湖之滨，南抵洞庭湖畔，北达荆山南麓，横跨川、鄂、湘三省。李文杰先生把大溪文化分为南北两个类型，即北部的湖北枝江关庙山类型和南部的湖南安乡汤家岗类型。

地区分布

关庙山类型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沮漳河两岸，包括关屈山、大溪、红花套、毛家山、桂花树、蔡家台、清水滩等遗址，汤家岗类型主要分布在洞庭湖沿岸，包括汤家岗、丁家岗、三元宫、车轱山、王家岗等遗址。

李文杰先生关于大溪文化的分类，足以说明关庙山遗址在大溪文化中的地位。目前关庙山遗址发掘有2000多平方米，出土石器、陶器共5 000余件。

1.关庙山石器大多数是梯形或长方形斧、锛等工具，一般为弧顶，两侧面齐平，穿孔石器很少，石锄、石刀罕见，石器以中型为主，普遍经过磨制，有些通体磨光，但有些尚留琢痕或未经加磨。

2.关庙山陶器，从陶质上分有泥质陶、夹炭陶，夹蚌陶和夹砂陶四类，其中以泥质陶最多，夹砂陶最少，泥质陶以饮食器较多见：夹炭陶多为盛储．器和炊器，夹蚌陶绝大多数作为炊器，夹砂陶所含砂粒有粗细之分，粗砂陶均为大型厚胎器物，细砂陶除作盛储器外也作炊器。从陶色上可分为红、黑、灰、褐、橙黄和白6种，其中以红陶为主，黑陶次之，白陶最少。

3.关庙山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记，同时关庙山出土的夹炭陶，李文杰等专家们认为，陶器的羼和料大多数是用炭化稻壳，少数用未经炭化的碎稻壳，表明关庙山是一种以稻作为主的农业文化遗存。

文物价值

(一)关庙山石器

关庙山出土的生产工具几乎是石器，又多与稻作生产有关。

第一期石器数量较少，一般为磨制，个别尚留打制痕迹：第二期石器数量较多，器形也显著增加，普遍磨制，有些通体磨光，有的仍留粗糙琢痕，第三期石器数量很多，其中小型石器占有一定比例，第四期石器个体大小以中型为主。

1．整地农具

(1)石斧；石斧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是原始农业开辟耕地的农具之一。关庙山出土的石斧不仅数量较多，而且造型样式也较多，说明当时石斧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关庙山有长方形厚体大石斧、窄梯形大石斧、梯形石斧、穿孔石斧、长条形大石斧、弧顶长方形石斧、平顶长方形石斧、宽梯形石斧、斜刃石斧。

(2)石锛：石锛主要是砍斫木材的工具，也用来掘土挖坑。关庙山石锛有：窄圆顶梯形石锛(两侧面齐平而其上半段磨损，当与安柄使用有关)，长方形小石锛、椭圆形石锛。

(3)石铲；铲是耜分化出来的，实际上在原始农业中铲和耜是同一类挖土工具，关庙山石铲呈宽扁长方形、弧顶、两面磨出窄刃面。

(4)石锄：石锄是横向装柄的起土工具。关庙山石锄顶端和两侧打制，背面的中、上段遍布石片疤痕，部分磨制。

2．收割农具

石刀：关庙山石刀长8．8厘米，磨光呈平背，双面刃，刃缘中段微凹弧，这种造型构制，显然是先民们用来收割谷物的。

3．粮食加工工具

石杵陶臼：杵与臼是新石器时代加工谷物的生产工具，关庙山出土杵臼一套，杵为河卵石，未经磨制，下端有敲砸凹点并剥落少量碎屑，臼为陶制。

4．其他生产工具

主要有石砧、石凿、石锉等。

关庙山出土的石刀、石锄、石铲、石杵极少，笔者认为并不是当时稻作生产水平低下，而是遗址发掘面太小还不可能展示关庙山遗址的全貌。

(二)关庙山陶器

关庙山出土的陶器基本上都与饮食有关，充分展示了当时粮食生产和先民生活的水平。关庙山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陶衣，有些食器则是“外红内黑”；大多数胎心含有稻壳炭末，少数羼砂粒。圈足器和圆底器发达，三足器和平底器较少，尖底器极少，陶器纹饰有戳印纹、弦纹、镂孔、彩陶等；蛋壳彩陶数量虽少，但显示了关庙山制陶工艺的突出成就。

关庙山陶器的渗碳工艺经历了近800年的发展过程，第四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出现大批小型薄胎、造型美观、漆黑发亮的细泥黑陶，这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中是不多见的。

关庙山大溪文化时期主要饮食陶器有：盛饭用的圈足碗、装食品的三足盘、双圈足盘、双折壁圆底碟、豆和簋等；饪食炊具主要有罐形鼎、钵形鼎、凹沿圆底釜、盆形甑、罐形甑、简形腹甑等；装水饮水用的敞口曲腹杯、单耳杯、双唇小口瓶、简形瓶、细颈壶，另外关庙山还出土了储粮用的带盖折沿平底盆、内卷沿圆大盆、大口缸和凹沿圆底罐、直领扁圆腹罐、折腹圈足罐、高领矮圈足小罐、小口高领瓦纹罐、折沿圈足罐。

(三)关庙山房址

关庙山发掘时，在第三期发现了两座较完整的房址，现已作保护回填。据有关发掘资料介绍，关庙山房址为方形红烧土房，墙体系用灰色泥土掺大量红烧土渣筑成，含极少量碎陶片，外墙用掺有少量稻壳和稻草的生粘土抹平，四壁及隔墙的筑法都相同，屋顶也采用红烧土，系用掺有少量稻壳、稻草的生粘土抹成。

这种方法直到六十年代仍在农村很多地方流行，毋庸置疑，这种方法是关庙山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发明的，同时，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已经有了相当长的稻作历史，科学测定关庙山的早期文化距今已有5 940 土260年的历史，那么，这里栽培水稻的历史要早于这个数字所表示的年代，因为栽培过程和对于利用稻壳作羼和料的认识过程也应该放在考虑之内。

文化意义

关庙山遗址既是大溪文化的典范，也是长江中游非常重要的史前稻作遗址，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丰富我国稻作文化的内容，进一步探讨我国稻作起源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庙山遗址中大溪、屈家岭、青龙泉文化的相关、连续性，表明该遗址可能有更早的稻作文化史。学术界已有学者提出，湖北鄂西的“早期”遗存均可归属于湖南彭头山文化(距今8 000 一9 000)和皂市下层文化(距今7000一8000)范畴。宜都城背溪(距今7000多年)、枝城北等为“彭山头文化”，宜都金子山、孙家河等为“皂市下层文化”，因此，城背溪文化存在明显的早晚两个阶段。

枝江关庙山与宜都城背溪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排除一江之隔的直接影响作用，有观点认为，关庙山前大溪文化即为城背溪晚期文化。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关庙山与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均位于长江中游上缘，纬度、气候、地理条件基本相同：且出土的稻谷遗存如出一辙，即在陶片和红烧土中都发现有稻谷壳碎屑和碳化稻谷现象；同时，陶器的制作、器形、纹饰也基本相似，另外，石器工具也仿佛有着继承发展痕迹；还有，这一地区离“长阳人”的遗迹最近，推想“长阳人”的后裔率先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迈进，不能说是“天方夜谭”的事。因此，把关庙山、城背溪、皂市下层和彭头山文化划分为同一稻作文化范畴更为恰当一些，应该说是没有牵强附会之嫌的。把某一区域统称为某某文化，尽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必定是后人约定俗成的，带有鲜明的主观性，如果彭头山文化发掘早于巫山大溪，枝江关庙山归属彭头山文化恐怕更容易被人接受。关庙山稻作文化向下延续的事实，已通过枝江出土文物及史料所充分证明，在这里没有必要进行阐述，关庙山稻作文化向上延伸的潜力相当大。我相信，随着稻作文化研究的继续深人，关庙山稻作’ 文化的渊源是可以被揭示的，届时可能会推动中国稻作起源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关庙山稻作文化的生产工具、陶制炊器完整的定居房址，在当时已达到了原始农耕生产的先进水平，所以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关庙山稻作文化应早子目前科学鉴定的年代。如前所示，关庙山遗址，如果能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发掘，可能是中国稻作文化中的奇葩。

该遗址陶器中普遍的稻壳碎屑和炭化稻必然是舂米加工的产物，石杵陶臼的出现，说明先民们已告别了最早的加工工具石磨盘，它告诉我们，关庙山稻作文化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引人注目的是，饪食炊器鼎、甑、釜的发现，证明先民饮食颇为讲究，因而农耕已有代替采集、狩猎的可能；大量的盛水饮水陶器的出土，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庙山时期的先民是否已掌握了酿酒的工艺，人们是否有了饮酒的习惯，特别是大型储粮陶容器的出现，表明关庙山史前稻作生产已有了较多的余粮，或许人们已有了备荒的意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庙山稻作文化生产的历史完全有条件向上追溯。可以断言，关庙山稻作文化丰富的内涵与目前其他稻作遗存相比，并不逊色，比如该遗址文化层次分明，延续时间近800年，堪称中国史前文化堆积之最。

(三)对关庙山遗址的考察研究，如果把陶器与农耕有机地结合起来，必将扩展稻作文化研究的视野。关庙山遗址从发掘到现在，历经16年的艰苦努力，在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目前对关庙山陶器的研究，可以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笔者认为“民以食为天”，世界上任何一处有影响的史前遗址无不与人的吃喝生存有关，因此研究史前文化离开对粮食的研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考古证明

考古证明，陶器的发明，是与农业的发生、发展分不开的。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大量的食物，而且还导致了定居生活的出现。但是，粮食都是颗粒状的淀粉物质，与肉、鱼相比，很难在火上直接烧烤，原来的石烹法也不利于煮食。

因此，必须以一定的炊具来达到煮食的目的，这种对一种新的、耐烧的炊具的强烈需求，是发明陶器的主要原因。《世本》称：“昆吾作陶”，“神农耕而作陶”，正是上述历史背景的写照，说明农业在先，制陶在后，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陶器主要是为炊煮食物的需要而出现的，这一点从早期的遗址发掘中巳得到印证，关庙山也毫不例外。笔者认为，对一种有影响的史前文化，单纯研究一个方面不是不可以，但不应该本末倒置。如果通过对稻作生产的研究来推动工具、陶器的研究，必将给关庙山遗址考古研究带来新的进展。

获得荣誉

2022年1月，入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文物保护

关庙山遗址(5张)

2001年6月，关庙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