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概股“受伤”,下一站香港?
相比上市,在哪里上市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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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鑫
编辑|刘杨
来源|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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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Pexels
在监管政策的影响下,企业赴美上市难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考虑回港上市。香港作为新经济的桥头堡有何作用?大环境下,未来还有哪些公司符合回港二次上市?中概股回归对港股有哪些影响?
中概股正经历一场血雨腥风。
今年以来,286家美股中概股整体下跌,尤其是教育股的K线图,堪称雪崩。8年涨了40多倍的好未来(学而思母公司),今年股价跌了近九成,仅7月23日一天就跌了66%。曾认为“教育是永远不需要退出的投资”的高瓴资本,在一季度毫不留情地清仓了教育股。
此外,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日子也不好过,多家明星公司股价接近腰斩。
中概股价格动荡,除了行业消息的扰动,也来自监管风向的变化。2020年瑞幸造假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矛头直指中概股审计底稿等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信息。
7月10日,网信办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了国外上市审查重点,提出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国外上市,必须申报安全审查。这意味着赴美上市难度将大增。
在市场动荡与监管政策的影响下,中概股们纷纷回港上市。2020年以来,京东、网易、百度、B站等陆续在港二次上市。近期,一些原本计划赴美上市的公司,也有掉头转向的打算。
7月16日,彭博援引消息人士称,如果企业赴港上市或将被豁免网络安全审查。消息传出后,市场认为港交所或将成为互联网公司上市首选地。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未来还有哪些公司符合回港二次上市?更多中概股回归又对香港市场有哪些影响?
赴港上市由来已久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当时内地市场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尚不完备,注册在内地的公司无法在海外上市。无奈之下,部分中资企业选择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或收购壳公司,继而在港上市。
康力投资是内地资本控股的第一家港股公司。作为当时香港最大的上市电子集团公司,康力投资曾深陷财务危机濒临破产,1984年中银集团与华润集团联手组成新琼企业公司,先后向康力注资4.37亿港元,将康力投资救活。
1986年9月,中信集团收购了当时陷入财务危机的上市银行——嘉华银行,使其成为中资控股的第二家上市公司。
如果说上述操作只是内地企业“江湖救急式”的小试牛刀,那么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香港“上市潮”,才是真正的大戏开启。
这次“上市潮”始于1992年,当时内地公司和企业纷纷主动出击,通过买“壳”上市,积极寻求到海外发展。此外,中资驻港机构也改变传统的经营体制,进行公开上市,比如1992年7月上市的海虹集团。
随着中资企业或有中资背景的企业群体在香港市场中的影响力增强,部分投资者开始将它们归为一类,统称“中国概念股”,被注资拯救的康力投资算是第一个中概股。而1992年10月登陆纽交所的华晨汽车,成为了首个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香港上市的这批中概股,还有另外一个更被熟知的名字——红筹股(Red Chip)。
红筹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红筹股,专指在香港地区注册,由内地资金持有控股权,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
广义的红筹股,则是指所有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比如近年赴美上市的公司多注册于开曼群岛,这类公司由于嫌港股流程更繁琐,或者上市条件(如盈利、规模等)不符合港股要求,往往选择赴美上市。
市场人士创设红筹股一词,是为了便于区分以指引投资。红色通常被用来形容中国,红色还可表明其属性,红筹股这一称谓一语双关,一经传出便获广泛认同,从而沿用至今。1997年,恒生指数有限公司还专门编制了恒生红筹股指数。
相比如今的股价大跌,在“中资因素”的刺激下,20世纪90年代初的香港红筹股一度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
典型如海虹集团,招股上市时曾获得 360倍的超额认购;而内地一些大公司通过买壳途径上市,使一些原先默默无闻的壳公司一夜之间身价倍增。
到了1996年,红筹股持续火爆出圈,已经成了“现象级概念股”,甚至只要有中资入股的消息,公司股价就会飙升。
为什么红筹股如此受欢迎?在当时的投资者看来,红筹股尽管大部分业务在内地,但因其公司注册在香港,透明度高,业绩良好,公司与各基金经理有着密切联系,更容易获得令投资者信任。
此外,香港股市倚重金融地产股,红筹股上市推出了许多工业企业,填补了港股的空白,使港股市场结构更合理,同时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盛极之后就是转衰,注资、股价飙升等力量推动,引发了红筹股泡沫。比如当时的明星红筹企业粤海集团和广信集团,由于抵不住1997年金融风暴的冲击,先后出现财务危机,红筹股形象一落千丈。直到1999年恒指收复失地,市场对其印象才有所改观。
错失移动互联网红利
“2019年是阿里巴巴的第20周年,在这20周年生日之际,我们迎来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回家,回中国香港上市。”在2019年的上市仪式现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曾如此感慨。
时任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则表示,世界上伟大的公司终于在5年后回到中国香港,回到家,非常感恩阿里巴巴终于在这么多年以后回来。
2019年11月26日,阿里在港交所上市
双方如此互道衷肠,是因为阿里在港上市经历了一段波折。
2007年阿里巴巴的B2B业务在港交所上市,后于2012年6月份以发行价退市。2013年,阿里本打算将整体业务打包在港交所上市,但因为港交所坚持的一个制度而作罢。马云与李小加曾多次“隔空”讨论,但最终阿里巴巴转道纽交所,并于2014年9月19日上市。
港交所坚持的制度,就是“同股同权”。
所谓同股同权,简单理解就是拥有多少股份就有多少决策权,比如,有50%的股份,就有50%的决策权。根据《公司法》,重大决策需要多数人同意,而“多数”指的不是人数而是股份,即51%以上的决策权。对于一些特别重大的决定,甚至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决策权。
在同股同权的逻辑性下,如果创始人团队想控制公司,必须在上市时持有至少51%的股份。但对于烧钱的互联网公司来说,经过多轮融资,创始人股份被不断稀释,到上市时,创始人持股比例不可能超过51%。如果创始人团队还想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就要采取“同股不同权”的制度。
同股不同权,顾名思义就是:同种类型的股票,可以拥有不同的投票权。
以Facebook举例,股票分为A类和B类,B类股票每股有10票表决权,而A类股票每股对应1票表决权。2014年扎克伯格曾对WhatsApp发起190亿美元的惊天大并购,但这次收购只用了11天就宣告完成,正是因为扎克伯格通过28.2%的股票控制了58.9%的投票权。
2013年与阿里擦肩而过,让港交所错过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在随后的三四年里,港交所在全球的IPO募资规模排名从第一跌倒了第四。
错失阿里,一时间引发了关于变革的讨论。2014年8月,港交所推出“同股不同权”概念文件,向市场咨询意见,希望为日后吸引科技类公司来港上市做足准备。
港交所上市委员会还特意强调,建议草案是经长时间深入讨论、分析并咨询证监会职员后,尽最大努力达成的成果。
然而出乎市场意料的是,时隔一周,香港证监会发布声明,一致反对在香港进行“同股不同权”的操作。香港证监会认为,如果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纷纷采用投票权不平等的股权结构,这将会损害香港资本市场的声誉。
一路力挺这一议案的港交所前总裁李小加曾表示,香港证监会是最终的大老板,而上市委员会是二老板,各方讨论的关注重点从来都不只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问题,而是要保持整个香港竞争力的问题。
可能是真的怕被时代抛弃,2018年4月,港交所最终还是正式修改了上市规则: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允许还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允许已经在境外上市的大中华公司,选择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
不过虽然规则开了口子,但想赴港二次上市依然有门槛:市值不低于400亿港元,或者市值不低于100亿港元,但年利润大于10亿港元;2017年12月15日前在合资格交易所上市。
新规之下,小米、美团成为第一批成功登陆港股的“同股不同权”科技公司。而随着瑞幸事件的爆发,大洋彼岸的“中概股们”也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回家了。
中概股回归,是好是坏?
2020年4月2日,瑞幸咖啡发布公告,承认虚假交易22亿人民币,股价暴跌80%,盘中数次暂停交易。这让中概股集体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202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矛头直指中概股。该法案要求,不符合美国审计原则的外国上市公司,须向SEC提供包括审计底稿等关键信息,然而这些信息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问题。
部分大型互联网公司比较警觉,从2020年开始,京东、网易、百度、B站等陆续在港二次上市。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则从纽交所摘牌,希望回A股上市。
而7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味着企业赴美上市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征求意见稿中提到,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这几乎覆盖了所有具备上市潜力的互联网公司。
因此,不管是已经上市的中概股,还是原本计划赴美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都有可能在未来将香港作为上市的首选地。
从数据来看,回港上市,对企业自身以及港交所都是好事。
对企业来说,回港后股票交投活跃度更高了。根据中金证券统计,已回归的中概股香港部分成交占比基本都要高于股份和市值占比,这表明在港股部分的投资者,交易更活跃。
港交所则是更大的赢家。2021年初至2021年3月31日,在32家IPO的公司中,22家为新经济公司,其融资规模占比已接近97%,较2020年80%进一步提升,这一数值在2015年前仅20%左右。
这使得市场一度把香港推为新经济板块的桥头堡——不但承接了企业境外融资,更给投资者投资提供了一个去处。
目前,中概股回归港股主要有三种途径:私有化退市后赴港直接上市,港股美股双重上市,以及通过挂牌的方式二次上市。这三种方法各有规则、成本等限制。
“直接私有化退市”所需赎回基金规模大,如果股权结构复杂、外资股东占比高,私有化退市成本较高、耗费时间长。
而“双重主要上市”需要同时满足两个市场监管要求,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合规成本。此前《财新》曾引述接近小鹏汽车香港上市的人士的表述:“这一模式比第二上市难度更高,港交所问的问题都细得像针尖,申请资料要准备得非常详细。中国香港上市的监管相比美国严格多了。”
保留美股上市地位、同时在港股“二次上市”,似乎是当下中概股回归更好的选择。不过这种方式也有限制,需要之前在合格的交易所上市,并且在至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期间保持良好的合规记录。
根据《豹变》统计,未来有机会以“双重主要上市”和“在港二次上市”的公司有32家,有22家公司(占比68%)满足“二次上市”的条件。
此外,一提起上市,很多人会想到融资、公司治理、资本运作平台等概念。但这些是上市的功能,或者说是上市的收获、上市的好处,却不是上市的本质。
上市的本质是将企业未来多年的预期自由现金流折现,同时形成流动性溢价。这也是上市的魅力之根本所在。
相比上市,更重要的是,在哪里上市。一个规则上具有包容性的,同时能吞吐海量资本进出的资本市场,是所有上市企业向往的。
而对于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而言,制定更好的规则,把资本蓄水池挖深,吸引更多资本进来,或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参考资料:
《出海三十年,中概股归港》,《南方周末》
《港股新机遇?》,《财新》
《港交所站上历史潮头》,《棱镜》
《我们的金融时代》,杨灵修
《重回价值》,管清友
《港股市场20年:中资企业的海外资本牧场》,《上海证券报》
《中概股回归再探讨》,中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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