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中的十四五规划：塑造中国二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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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旭然

编辑 | 顾彦

在十四五规划的开篇部分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句子：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背后隐含着的，是对十四五规划不同寻常的期待。

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时，许多问题可以被良好的发展势头所掩盖。但“增长”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当人们习惯于增长时，更大的蛋糕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瞩目，将预期不断调高。

高预期是高增长带来的，但这其中的问题在于，高增长并不一定能长期持续。高预期落空所带来的风险必须防范。如何能在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保持高增长，不断做大社会经济的增量，是摆在经济政策制定者面前最大的难题。

从上世纪70年代后的欧美滞胀，到科技产业的初兴，从2008年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到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我们看到各国政府都在用更高维度、更大规模的发展，去解决上一轮发展时遗留下来的问题——用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解决那些看似不可能被解决的困难。

类似的情况，不断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循环。每一次，都是一次惊险的跳跃，而每一次，也会有优秀的企业从一文不名，成长为参天大树。

美国经验：从滞胀到硬科技浪潮

发达国家的产业成熟、经济发展并非一路顺遂。对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视，是其走出经济发展困境最重要的动力。

相比战争，这也是更加文明、且价值更高的分享蛋糕新方式。

在上个世纪的美国，电视、汽车、无线电等重大发明，全方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类型的家用电器从“高科技”走向普及。

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人民生活在较高福利体系的护佑下，但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却暗藏危机：进入到60年代之后，社会发展的增长出现了停滞，随后能源危机与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恶化，让经济变得更加脆弱。

汽车、家电、建筑等当时的传统“主力产业”，大多数从20年代开始，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渗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有限。

但在此之前，有一系列新型技术被发明出来，它们的名字如今我们耳熟能详——

1958年，德州仪器的杰克·基尔比发明了集成电路；

1960年，AMF公司生产了最早的柱坐标型Versatran工业机器人，成为如今各类工业机器人的雏形；

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就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开始了自己早期发展，科学家们分别在1964年、1966年，制造出了可以解答应用题、可以实现简单人机对话的智能机器；

到1969年10月29日，“阿帕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第一节点与斯坦福研究院第二节点的连通，实现了分组交换网络的远程通讯，真正意义上的因特网从此诞生。

这些前沿科技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和政府巨大的科研经费投入密不可分。在195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不到50亿美元（按2007年美元价值），到了1966年已经猛增到近400亿美元，其中逾六成投入了空间技术板块。

航天科技是美国政府研发投资中的重点，60年代时政府在空间领域的拨款，超过了其他所有科学领域投资的总和。航天技术的发展像火车头一样，带动了一系列细分产业的发展。

1969年，“阿波罗11号”飞船搭乘“土星5号”运载火箭登月成功，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类。美国的科技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并将发展科技产业的决心，通过资本投入、航天登月充分向社会表达了出来。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就逐渐从涓涓细流开始，汇聚成一股更加巨大的浪潮。90年代之后蓬勃兴盛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正是建立在70、80年代半导体与PC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

苏联命运：从技术决定一切，到资源输出国

正当美国如火如荼地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与美国同时展开了对垒，从军事、航天乃至后期的“星球大战”，亦步亦趋。

在上世纪70年代，苏联甚至一度在综合国力上占据了更加领先的位置。这是苏联立国几十年之后最大的辉煌，也离不开过去几十年中，其举国体制对于科技的重视与投入。

20年代末，欧洲国家已经逐渐开始从一次大战的废墟中恢复，但苏联的工业一片荒凉，工业产值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绝大多数耕地需要靠畜力和人力耕种。

为了能够解决发展问题，苏联在1927年底开始制定五年经济计划，集中精力建设重工业——这显然是苏联最需要补强的“新兴产业”。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苏联先后建成了1500多个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大型工业企业，涵盖拖拉机、飞机、汽车、机床制造、化学合成工业等领域。

到1931年，尝到了新产业发展甜头的斯大林，明确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一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这个比例上升50%左右。

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陆续出台了多次五年规划，科学技术始终被当做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投入方向。到了冷战时期，苏联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强大的电子工业体系。

甚至在1957年，苏联工程师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发明了ЛК-1型移动电话——这比美国移动电话的始祖早了十几年的时间。

到1977年，苏联已经有能力产出构筑超级计算机的高端处理器。

80年代中后期，苏联已经开始研发微波炉、摄影机、光盘播放器、笔记本电脑的前身“便携式电脑”等，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然而由于过于强烈的军事思维，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之后，苏联将国内绝大多数资源都投入到军工产业的发展之中，甚至要投入资金和美国进行“太空战争”。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受到影响，就连土豆等农副产品的供应都变得很紧张，更别说花费大价钱去购置各类先进的电子产品。

苏联押错了宝。其科技产业虽然有从一五计划沿袭下来的优良基础，但终究没有足够的需求土壤，发展先天不足。

最终，苏联的产业退化变得不可逆转，到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沦为了一个能源输出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胎死腹中，经济失去了成长的动力。几年之后，整个国家也随之消散。

中国的二次曲线：战略性新兴产业

2001年之后，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灭，曾经狂热的市场转眼冷淡。但对于整个美国经济来说，始于登月计划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却并没有终结，直到2008年。

这一年，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当时经济外向型的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大量以各类外贸、跨国企业业务为主的中国公司破产倒闭，城市房价暴跌。为了摆脱困境，政府出台了著名的4万亿计划。

相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中深深烙印的4万亿计划，国务院在2009年推动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并未给人们留下太多印象，但节能环保、信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基本都是这一政策为起点。

决策层判断，彼时中国的产业格局存在问题。社会上、资本市场中都充斥着大量传统的轻重工业、工矿类、低水平制造业企业，产业结构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广阔空间。

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当时的会议讨论认为：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

只有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因此，在经济积极向好的趋势得以巩固的时候，应该而且必须开始考虑长远的事情。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其自然而然的演变规律，但来自政策的促动，可以刺激其更快发展——创业者和资本总是会按照政策的指引，去加速新兴产业的建设。

从2008年以来，以各路VC机构为代表的风险资本为各类新兴产业企业提供了许多早期支持。随后，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G端资本”，也开始快速发展起来，成为纯市场因素之外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的逆周期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特别是2012年之后，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动力。特别是当传统产业的增长放缓时，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接棒”，意义重大。

十四五时期，新兴产业将进一步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创业者与资本的力量，将有望在未来若干年里，在几个领域产生关键影响，从而成为十四五时期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数字化智能化——以数字化与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将取代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发动机；

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已经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产业新动能；

城市群与城乡一体化——城市群与城乡一体化将逐步取代城市化成为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转型新动能；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包括并取代市场化，为中国发展提供新制度供给，注入新制度红利；

新型全球化——中国作为主动推动者的新型全球化将逐步替代简单融入世界的国际化并为新大势，为中国发展注入全球新动能。

这些产业与领域，是创业企业、优秀企业家成长与发展的温床。在芯片、人工智能、5G通讯等相关领域，都已经涌现出了大批创业企业，如种子般生根发芽。

可以预见的是，将有一批优秀的创业者与企业家，沿着十四五规划的指引，成长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从而塑造出整个国家的“二次曲线”。

在WIM，感受全球新兴产业发展浪潮

如今的中国，可能是全球范围内对新兴产业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特别是对硬核科技类产业，政策给予了长期不遗余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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