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史论-轻识

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定稿于１９４８年。一般说，“史论”的任务和写法不同于“史”，是以“史”为例而侧重于“论”；他却以更多的精力用于“史”。当朱自清读到其中有的篇章，称赞说“非常精彩，你能见其大，将繁乱的顼碎的材料整理出线索来”；近年来，又有学者赞叹此书“搜集材料的方法……有一种竭泽而渔的气概 ”，都着重肯定在“史”的方面用力之勤和功夫之深。写于１９４７年关于一部文学史的书评，反复强调该书“完全由作者的主观左右着材料的去取”，“用历史来说明了作者的主观观点”，“有许多与史实不太符合的地方”，损害了“这部书的‘史’的价值”；因此认为“这本书的精神和观点都是‘诗’的而不是‘史’的”──从根本上反对这种重在阐释史家的见解、主观色彩浓厚的修史态度和写法。可见他在四十年代后半期，已经形成了尊重客观史实的史学主张和强调实证、注重叙事描述的治史方法。随后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是首先以史料的丰富详尽，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他向人介绍编写此书的原则说：“多以作品和史实为依据，少写空泛的议论和分析，点到为止，不多渲染，要言不繁，留有余地”；采用的是同样的原则和方法。在他看来，“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客观满意的解决”。而他概括自己的《中古文学史论》的特点，在于“着重在文学思想本身以及它和当时一般社会思想的关系”，“着重在文人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来考察说明这段文学历史。这种注重“史的关联”，“历史和时代的影子”，把文学史研究理解为文艺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结合又更突出“史”的性质的主张，特别是偏重于联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解释文学的思路，所反映出来的文学作为精神现象和艺术创造，必然受到客观环境和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制约的观点，注意以后者说明前者的做法，表现出来的是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这种如今被人们称为社会的历史的分析，同样运用于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全部成果中，并且多有新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