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一时”的中央实验室制度，是时候衰落了吗？

如何将技术最高效地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基于这一目标，诞生了集科学家与工匠特质于一身的瓦特，进而催生了“生产”更多瓦特的“发明家制度”。

而到了现代，以贝尔实验室等为代表的中央实验室制度成为大企业的首选，但随着信息革命的发生，这一制度似乎也开始发生变化。下一步，用什么支持我们的创新？

这是 “发明”发明家 系列的第三篇。从瓦特开始，我们希望在不同时代中寻找“发明家”的影子，并理解他们改变产业进而影响人类生活的方式。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实验制度达到了顶峰。

IBM研发出了system 360大型机系统，奠定了其在计算机产业的霸主地位；AT&T的贝尔实验室孕育了杰出的通讯技术，那里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令人目不暇接；杜邦对照二战前的化工三巨头有样学样，成为美国新兴的挑战德国化工业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美国的一众明星企业充分受益于中央实验室制度所带来的“发明家红利”，维持着诺贝尔奖项与利润双收的美好局面，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无往不胜。

彼时，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正是中央实验室制度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国务院在1980年代中期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中科院的科学不能完成向生产力的转换，国家为什么还要养这么一个庞大的国立研究院？

为此，中科院不得不想办法“自证”。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曾回忆，她在中科院工作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证明中科院同样有能力像贝尔实验室一样，能够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中央实验室在当时也成为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狂热追逐的对象。作为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王强曾回忆在贝尔实验室的苦读经历，微软亚洲研究院作为微软在亚洲久负盛名的中央实验室，至今也为人所热衷。

IBM system 360大型机系统

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对于中央实验室如此痴迷？这就要说到它成功的关键：封闭式创新。

中央实验室内嵌于一个个巨型企业之间，从事基础性和应用性两方面的研究，产生自己的产品创意，然后交由公司推出产品或服务，最终企业获得巨大的利润，再从中抽出部分驱动新一轮的研究。

而人们对于中央实验室最为热衷的一个具象体现，是“技工贸”和“贸工技”两大产业路线经久不息的争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中，人们潜移默化的心理是，中央实验室代表着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代表着“发明家”群体在市场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也代表着人们对于这个抽象的发明制度的顶礼膜拜。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当中国人热衷于中央实验室制度时，太平洋彼岸的中央实验室正在发生着快速的变革。

在芯片这个被残酷的摩尔定律支配的行业，英特尔率先革了中央实验室的命，随后，苹果公司从施乐帕克那里“盗取”了中央实验室的“弃子”图形系统，发起了一场个人PC革命。最后，中央实验室制度的瓦解在消费品和医药行业也扩散开来，终于在21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

从萌芽到颠覆

芯片的发明，从一开始就带有颠覆中央实验室的强烈革命色彩。

1958年，将来的芯片发明人基尔比正处于一个纠结的境地。

基尔比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工作于一家大型企业的中央实验室，负责学习和研究从美国西电公司授权而来的晶体管技术，研究许久，基尔比注意到，晶体管完全可以微型化，但这个日后掀起芯片革命的想法不为中央实验室所重视。无奈之下，基尔比跳槽了德州仪器，他在那里可以专注于这个点子。而后，基尔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块芯片。

几乎与基尔比同步，在仙童半导体工作的戈登·摩尔意识到了芯片这个新兴产业的规律。摩尔很早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研发实验室的制造业部门，必须开发能够批量生产、快速验证、快速迭代的芯片产品。

经过长年累月的实践，摩尔总结出一条著名的规律：芯片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大约每经过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这个规律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制造科学化的可能性，日后，它被称为“摩尔定律”。

1968年，摩尔和他的同事诺伊斯合伙创建了英特尔。为了推进摩尔定律，保证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快速推广，英特尔在建立了迥异于中央实验室的发明制度：

首先，中央实验室被取消。摩尔认为，新的技术在早期非常脆弱，为了高效率地实现并推广，必须把新技术交给那些真正信仰的人。但中央实验室制度的弊病在于，很多珍贵的点子被浪费了，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展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摩尔干脆不设立单独的研发部门，而是直接开设一个用于实验的制造产线部门。每当技术达到成熟之际，便转移扩散。也就是说，英特尔公司中的新发明，都将有机会在产线上施展用武之地，直到证明其市场潜力。

随后，为了配合这种新的发明制度，英特尔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文化。

新发明在产线上的成功，决定了英特尔在芯片业中的地位，而新发明能否成功，取决于快速达成高良率的速度。为了达成高良率，英特尔从70年代开始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硅谷公司的文化——例如，工程师们被要求每天8点钟上班，高度强调纪律性，这保证公司上下围绕几项成品率数字紧绷起来，时时刻刻都必须完成一个又一个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良率目标。

很快，这场诞生于芯片行业的革命范围不断扩大。那些拥有中央实验室的大公司们会发现，他们看不上的硅谷小公司，盯上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被乔布斯“打劫”的中央实验室

上个世纪70年代，打印机巨头施乐公司的中央实验室施乐帕克是技术天才的天堂。

一位技术人员如此回忆他在施乐帕克的工作经历：

实验室中的任何项目似乎都不会结束。预算异常充足，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研究员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当研究员们需要发表论文，他们发明了打印机，当他们需要编辑论文，他们发明了计算机...

在这样一个天堂般的实验室，研究员们自己打造生产工具，肆意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但不幸的是，中央实验室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相比于离主业很近的发明点子，意义更为重大的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却像黄金笼子里的金丝雀，只是用来被观赏。

最有名的例子是，施乐帕克的研究人员自己开发编程语言和显示器，造出了一台上万美元的电脑，光一个鼠标就价值三百美元。

直到有一天，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来施乐帕克参观，他为施乐发明家的天才所震撼。在付给施乐少量的专利费用后，乔布斯挖走了这个中央实验的研究员，并指示外包的设计公司，要求鼠标成本降低到15美元，三个按钮减少到一个按钮。此外，苹果公司相当程度上简化了施乐帕克的图形界面，让它变得可以直接操纵。

乔布斯“偷走”的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最终成就了麦金塔电脑，并发起了一场震撼世界的PC革命。同样受益于乔布斯的“启发”，与乔布斯同年出生的盖茨也立志打造一个图形操作系统。

封闭式的中央实验室诞生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发明，其浪费程度却大的惊人，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发明，是被那些锐意进取的小企业发扬光大的。苹果和微软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央实验室制度的衰落。

以往，那些在中央实验室的工程师们想出许多绝妙的点子，这些发明只在企业内部流通，其中一些转化为巨大的利润，更多的则是蒙上灰尘。但随着时间的变化，那些“不得志”的发明有了新的选择，从芯片业赚到第一桶金的仙童“八叛徒”催生了风险投资业，他们把那些中央实验室中没有用武之地的工程师挖出来，投资于他们本已要遗弃的发明。

除了风险投资，巨型企业对于发明的独享权力还在被更多的因素所打破——信息革命让发明的点子的流动和分享越来越快；里根上台后通过《拜杜法案》，允许政府资助的发明成果由发明家享受收益；那些久在书斋的教授们，也顺理成章的涌向硅谷创业，人才的流动愈加频繁。

这些因素的日渐茁壮，都在打破中央实验室所构建的封闭的创新网络，新的发明家制度呼之欲出。

开放式创新：新的“发明家制度”的兴起

正是意识到中央实验室制度威力不再，80年代，思科选择鼓励内部创新，主动投资雇员萌发的形形色色的发明点子。这种新的发明家范式，正是为了应对新的局面：发明家越来越身处于一个开放的创新网络，为了利益最大化，公司需要建立一套开放的发明家制度。

从芯片、PC到网络设备等行业，更多的行业开始构建一种开放的发明家制度。

快消巨头宝洁，在二战后的数十年内受益于强大的中央实验室，在公司内部树立了一个共识：一切答案，尽出于我。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研发投资越来越大，新品越来越少，管理层很快意识到问题。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宝洁不再执着于内部发明，而是逐渐向外求，与公司外部连接：“骄傲地在别处发现”。同时，宝洁将原来由中央实验室控制的研发资源，转为由全球各地的运营实体控制，发明和当地实际运营结合日渐紧密。

宝洁的一系列改革，有效提振了收入，同时将研发占比缩减了一半。

在世纪之交，开放式创新的制度在各行各业迅速普及。以医药行业为例，制药公司礼来在2001年成立一个专门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类似于“英雄帖”的东西广招研究人员为其药物发明突破贡献点子。

这对于发明家制度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改变：

其一，企业内部的发明，不再局限于自己消化，想法和点子被市场化了；其二，企业发展业务开拓市场，不再单独依赖于自身的发明，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猎。

与中央实验室的封闭的“发明家制度”下，很多有市场价值的点子被长时间埋没了，这被称之为“假否定”。而开放式创新能够把发明放到了一个有足够流动性的市场里面，等待有识之士的发掘和利用。

简而言之，开放式创新挽救了那些“假否定”的发明。

下一步会怎样？

从中央实验室到开放式创新，实质是发明家完成了从工业化生产到市场化流通的转变。

中央实验室建筑了一个完美的“生产”发明的制度和环境，但众多发明留在了一个公司里面，或变得没有流动性，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的价值浪费；开放式创新将大量的发明从尘土中挽救了回来，借助于一个充分流通的市场，发明的价值被充分放大了。

但是，开放式创新的负面效应依然受到挑战。

以往，大企业承担着最多的发明工作，做出最多的研发投入，产出远超自己需要的原创性发明。但在许多大公司，随着研发强度降低，创新的动力也受到影响。例如，2000年后的十年间，宝洁公司的研发占比下降了一半，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每项创新带来的收益也下降了一半。

再例如，当运营部门话语权逐渐提高，甚至影响到研发后，发明的缺失严重掣肘了公司的发展。一家财富1000强榜上的精密制造商，运营部门砍掉了一项重要的发明，但几年后竞争对手引入了该发明并大幅改进了产品表现，此时，为了缩小与对手之间的时间，这家公司又不得不花重金从外部购买这项发明。

每当和业务的结合越紧密，发明家制度被急功近利的业务部门控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又该如何修正开放式创新制度所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