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 – 回忆我的父亲

国庆长假，在家整理旧物，翻父母遗留下来的相册，看到小时候与姐姐在长沙清水塘的照片，想起很多往事，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格局等都是父母培养铸就的。今写下一些文字，作为我对父亲的思念。

 

20公里远，外面的世界

 

我的老家在长沙乡下北山西塘，地缘上属于沙坪，湘绣之乡，离长沙市中心就20多公里距离。但在上世纪70年代，这么近的距离，就阻隔了我们和外面世界的联系，我和姐姐一直都没有进过长沙城。

 

应该是1975年冬天，父亲从郴州回到家休探亲假，很想让我和姐姐进城长长见识。但那年冬天由于修渠道，公路不通了，无法坐长途汽车，父亲就决定带我和姐姐走路到城里。我还有点小，为鼓励我走路，父亲一路给我和姐姐讲各种故事，讲他小时候，如何和伯父从乡下挑菜到城里的小吴门卖菜，还讲了一部日本电影的情节。就这样，我们走了估计三到四个小时，从沙坪一直走到城边上的黑石渡，终于坐上公共汽车。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到长沙城里，父亲带我们去了博物馆、烈士公园、第一师范、还有这张照片中的清水塘。

 

记忆中还有一幕比较清晰，就是我们走到八一路的船山学社附近的时候，好多人停下来，原来是一对老外在街上。我们也特别好奇的看着他们走，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很新奇。

 

家族的顶梁柱

 

我父亲仅仅在沙坪的陶家祠堂里念过几年书，听他自己说，当年农村搞合作社的时候，看着家里的耕牛农具都被充公，心里很不舒服，就与沙坪的一群年轻人一起到城里搞基建，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大家都没有什么文化，但我父亲就去上工人夜校，能看懂施工图纸，能做预决算，居然还成为了公司的施工员，不用只干泥工的活了。一群人从长沙盖房子，一直盖到郴州，大概是在1958年，被国家收编，成为了郴州市建筑公司，父亲就成为正式的国家工人，还是一个班长。1970年的时候，父亲又离开建筑公司，调到郴州下面鲤鱼江的资兴氮肥厂，在机修车间工作。

 

我奶奶生了10个儿子，但仅仅6个活了下来，我父亲老二。除我父亲属于正式城里工人之外，还有个九叔参军退伍后，成为了铁四局的工人，其余的兄弟都留在了农村。因此父亲属于他那一辈里见过世面，大家庭倚重的人，而且，无论对于陶家大家庭还是母亲大家庭而言，父亲都是顶梁柱。

 

那时候，每家有什么困难，包括乡下的各种鸡毛蒜皮的纠纷，都是找他，特别是81年调回长沙工作后。我印象最深的是，乡下的人生病，我几个表弟，我九叔、满叔生病等，我爸都是第一时间就陪他们到医院确诊，要他们不要相信乡下的神奇妙方。为了替亲戚省钱，总用自己的名字去挂号，自己今后再想办法报销；乡下亲戚小孩，不上学了，我爸就马上安排到建筑公司做学徒；家里经济困难的，就说服并且安排他们到城里建筑队打工；居住条件那么差，还总是让乡下来的人留宿。不仅帮亲戚，就连我们从不往来的远房亲戚来找他，他都从不拒绝。有时，我和姐姐都觉得他做的有点过分，太为他人着想了。

 

父亲的担当精神一定程度影响了我。从小学4年级起，一直到大学，我就一直帮老师刻钢板、做课代表、班长、团支书记、学生会主席等，总爱跳出来为同学张罗各种事情。工作后，无论在芝加哥，还是在北京，我在多个社团担任过很多职务，牺牲了自己大量的时间，为同学、为社区服务，不厌其烦。

 

父亲的要求– 独立

 

我和姐姐都出生在郴州，但等姐姐要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母亲是农村户口，母亲就带着我和姐姐回到父亲的老家长沙乡下，属于“四属户”家庭。父亲每年春节期间有一次休探亲假的机会，偶尔还会回长沙出差，是我们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候。从有记忆起，我就记得天天盼着父亲回家，因为一回家，总有很多好吃的，都是好多在乡下很少见到或舍不得买的。我还记得父亲带回西红柿种子、一定要我妈种，说我和姐姐的营养就靠西红柿鸡蛋了。但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父亲是不在家的。

 

小时候，相对于姐姐，我胆小、不说话、总是跟在母亲背后，最让母亲烦的是，不喊人，不象姐姐一样伶俐、活泼，很讨人喜欢。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成绩还特别差，因此我父母挺为我担心，总觉得家里小孩生反了，我姐是男孩，我是女孩才对。我父亲觉得必须改变我不爱说话的情况。其中一个行动，就是要求我看完电影，一定给我父母讲电影里的情节。我印象中很深的是看的《渡江侦察记》，父亲一定要我给母亲讲其中的情节。我母亲是特别听我父亲安排的人，后来我看什么电影，都是要求我讲给她听。慢慢的，终于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好像开窍了，成绩一下就好起来，嘴巴也很利索了。

 

父亲一直觉得我不能依赖母亲、姐姐，需要有独立能力。1979年的暑假，我11岁，他写信给我母亲，要我一个人坐火车去鲤鱼江找他，麻烦的是中间需要在郴州转火车。我母亲还真是为我担心，总怕我路上出问题。我从外公家附近的霞凝火车站上了火车。慢车，坐了近十个小时，晚点，到郴州站时，已经是半夜，我父亲安排接我的叔叔没有到。但幸好我父亲在信上把叔叔家的地址写的很清楚，我就从火车站，一直问路，最后走到了郴州汽车修配厂，走到了我父亲朋友家里。第二天一早，我又一个人坐上火车到鲤鱼江。下了火车，又按照父亲给的路线指示，找到了我父亲的单位宿舍。父亲见到我特别开心，因为觉得我能独立的旅行了。后来，我又一个人坐火车，从郴州转车，回到霞凝，我外公住的地方。

 

这次旅行，是我大开眼界的一次，火车上，碰到很多自卫反击战中退下来的战斗英雄，我就求着他们讲故事，一路从长沙到他们衡阳下车，印象极其深刻。在我爸的单位，也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对工厂有了认识，而且是化工厂，对于火车能开进氮肥厂这件事的惊讶，我至今记忆犹新。每天就跟着我父亲上班，看他用各种钳工工具，我还从车间里找了几个轴承滚珠，在父亲的帮助下，自己做了一个弹子盘车，滑的很好，很是开心。后来又从父亲的一个徒弟那里要来废弃的自行车链条，做了一把打火柴的链条枪，啪啪的响，开心的一塌糊涂。氮肥厂还自己生产冰棒，每天都去拿着冰棒票买冰棒，也是极为兴奋的事情。这是我在乡下，不可能看到，更不可能自己做的。

 

父亲的要求- 好好念书

 

1981年，父亲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实现了他自己的愿望，从郴州调回长沙市工作，落到了湖南省建六公司二处，又重新做起了施工员，而且被安排住在国防科大的校园里的临时宿舍。父亲得以能经常回家，我们也就能经常去城里了，这对我们家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我每次去城里，到国防科大，我爸总是指着那些科研楼说，你要好好念书，今后要到这些楼里上班才行。我的印象中，国防科大的图书馆、俱乐部，还有很多团干楼都是我父亲施工的。是我父亲到长沙后，我对大学才有了真正的认识。

 

国防科大校园内有个不大不小的新华书店，我每次去城里找父亲，他就要我去那里看书。那个书店里有不少中小学生学习辅导书。那时我已经上初中，在北山中学，条件很差，大部分同学家庭也很穷，同学里应该很少有看课外书的。再加上我姐姐留下的读过的一些书，我都拿过来看。应该是因为看课外书比其他同学多，我初中成绩是出奇的好，83年我就很顺利的以高分考进了长沙县一中，让父母大大的开心了一下。

 

父亲一直要求我和姐姐好好念书。我印象中最为深刻的一次，是1980年我姐长沙县四中高中毕业，未考上学校。因为很喜欢唱歌跳舞，我姐姐就被拉进了一个湖南花鼓戏剧团，唱起了花鼓戏，在乡下好些地方演出，很受欢迎。我父亲知道后，回到家里，坚决不准我姐去唱花鼓戏，硬逼着她去找老师。后来姐姐就去五美中学复读，结果就考上了湖南财会学校。当年在我们乡下，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因为这意味着有城里户口，有国家正式工作。我姐姐考上学校，对我、对整个村子的人鼓励都是很大。我父亲经常说，我和姐姐应该感谢邓小平，因为他恢复了高考，让我们有上学的可能，否则脱离农村只有顶他职一条路了。

 

上了高中，我的成绩依旧不错，父母终于放心，觉得应该不会比姐姐弱了。那时候，乡下就剩下我母亲一个人，因此父亲就让我母亲搬到城里住，一家人挤在国防科大里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后来又搬到湖南省民政厅，跟着建筑项目走，居住条件是相当的差。因为只有父亲一个人的收入，父母都省吃俭用，只有周末，我和姐姐都回到家里，母亲才会准备很多好吃的。

 

到1985年，长沙好些乡镇企业开始起来，高岭建筑公司希望我父亲去管工程，工资比省建六公司高了至少一倍。因此我父亲没有犹豫，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49岁就正式退休，到乡镇企业开始上班了。我父亲的想法很简单，他的退休工资供我上大学没有任何问题，他再挣一份钱给自己和母亲花。父亲就这样一直在长沙的乡镇建筑公司干，一直干到了98年，那时我已经在美国正式工作。

 

树挪死，人挪活

 

1989年春节，我当时在中国科大已经大学三年级，听几位长沙老乡讲如何自费到美国留学，很是心动。我马上告诉父亲，自己也想到美国留学，需要美元报考TOELF, GRE。几天之后，父亲就从长沙黑市换来200美元给我，而且告诉我，考一次不行，就考两次，一定要到美国去留学，去世界最先进的地方学习。

 

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在1989年10月份考了TOEFL，但只考了不到600分，有点垂头丧气，就没敢再报考GRE。但结果阴差阳错，90年起出国留学都需要有海外关系才行，我只好留在科大念研究生。父亲想尽了办法，到处求人，最后在我姐夫亲戚的帮助下，终于在93年帮我办了一张台属证明。只是命运作弄人，1993年我的留学未能成行。等1994年初办理留学手续时，国家教委改变政策，不用海外关系证明了，只要交培养费就行。结果一算，我要缴纳两万四千五百元培养费，科大才能给我开出证明去申请护照。父亲掏出所有的积蓄都凑不齐这笔钱，姐姐找同事借钱，父亲找亲戚借钱，最后才缴足培养费，让我能够去申请护照。

 

我在美国工作后，一直想接父母到美国住，但无奈每次签证都是拒签，直到2001年他们才申请到签证。那一年是我父母特别开心的日子，因为美国居住条件很好，物资又无比丰富，更重要的是可以天天带着孙子。

 

2002年上半年，我决心回中国闯荡，父亲表示支持，他说“树挪死，人挪活”，一定要折腾，还以他自己几次换工作为例来鼓励我。2002年5月，我留下父母、太太和儿子在芝加哥，一人回到北京，出任国企烽火无线的CTO，后又担任民企9588掌上通的CTO。2005年我决定重新回芝加哥上班，2008年再次辞掉美国工作，回北京创业。每次折腾，父亲都是很支持。在他的眼里，我就应该多见世面，开阔自己眼界，才能找到更好的机会。唯独对于我没念完博士，父亲一直有点不爽，但后来看到我不可能再回学校念书了，也就不再提了。

 

继续追逐外面的世界

 

从我有记忆起，到上高中前，我主要与母亲在一起，天天在她背后，被很多亲戚朋友戏称是母亲的“拖尾巴“，我性格中的大部分是继承了母亲的爱笑、乐观、开朗与热情。对母亲我总是很眷念，对父亲总只感到他的威严。但到2015年我父亲病重去世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大框架是父亲铸就的，是他让我与同龄人相比，更早的看到外面的世界，更早的意识到读书的价值，让我有担当的精神，让我去美国留学，让我毫不犹豫的去折腾。没有他，我不会是今天的自己。

 

父亲已经去世6年，母亲已经去世14年，虽我已无法孝敬他们，但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还未放弃折腾，还未放弃自己的梦想。我不会囿于中国的舞台，一定会吸纳全球的人才，带着涛思数据团队，将产品TDengine推向全球，继续追逐外面的精彩世界。

 

陶建辉

2021年10月6日于北京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