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选

联合创作 · 2023-09-05 19:23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景祐三年十二月(按公元已是1037年初)生于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县),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年六十六。他生活在宋朝比较“承平”的一段时代里。在他生前五十八年,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和割据。在他死后二十六年,汴京被金兵攻破,北宋王朝垮台。其间真宗朝,有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徽宗朝,有方腊为首的浙江农民起义、宋江为首的山东农民

起义;前者距他生前二十五年,后者距他死后二十年,两头他都没有碰上。 北宋时期,昔称“隆宋”,盖与“盛唐”相对而言。实则不“隆”于政治,而是“隆”于文学。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隆”于工业。读者们也许到大的或者小的博物馆参观过,曾经目触到那些馆里陈列的“宋瓷”:豆青色刻着宝相花图案的汝窑小碟,白地黑花笔势恢奇的磁州窑大酒坛,像青玉一样的...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景祐三年十二月(按公元已是1037年初)生于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县),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年六十六。他生活在宋朝比较“承平”的一段时代里。在他生前五十八年,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和割据。在他死后二十六年,汴京被金兵攻破,北宋王朝垮台。其间真宗朝,有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徽宗朝,有方腊为首的浙江农民起义、宋江为首的山东农民

起义;前者距他生前二十五年,后者距他死后二十年,两头他都没有碰上。 北宋时期,昔称“隆宋”,盖与“盛唐”相对而言。实则不“隆”于政治,而是“隆”于文学。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隆”于工业。读者们也许到大的或者小的博物馆参观过,曾经目触到那些馆里陈列的“宋瓷”:豆青色刻着宝相花图案的汝窑小碟,白地黑花笔势恢奇的磁州窑大酒坛,像青玉一样的哥窑花觚,像象牙一样的建窑酒盅,像牛乳冻成的定窑碗,像一湖澄碧水使你不敢用指头去搅动的广窑盘,……如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倘是没有中国瓷器——尤其是宋瓷,它将不成其为博物馆。它同“宋版”书一样受到后人的珍视。而在当时,却已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瓷业、印刷业在北宋时代的成就是如此的辉煌!其他如矿冶、丝织、造纸、制船……也都各有其发展。这是由于农业发展带动的。原来在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割据的同时,也吸收了后周、南唐、吴越等的经验,鼓励垦荒,扩大耕地,发明并推广使用新农具“踏犁”以代替耕牛,改良了茶树的栽培及不断的出现新品种……。这样,不仅刺激了工业,也带来了交通、贸易的繁荣,城市的繁华。与时代同呼吸的文学,就有巨大的变化:以欧阳脩为中心的文学革新运动,不可能不是应运而生的。苏轼,是这一运动中的主要人物。 但尽管“承平”,尽管史称“隆宋”,这一时期的阶级矛盾却是暗暗在滋长着,民族矛盾更是明明的揭开了:辽、西夏

都先后“南下而牧马”,他们侵略的刀尖总是指向汴梁。真宗(赵恒)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国的铁蹄一直冲到黄河北岸。澶州(今河南濮阳)一战,挡是挡住了,而和议下来,要每年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辽。仁宗(赵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和西夏订的和约,又是每年送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给西夏。不消说,这些负担,也是压在人民身上。因而也就加深了阶级矛盾。王安石的变法,其目的无非是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充实国

力,对付外患。然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多,不能合作;新法虽然行了将近十年,但没有新的干部,更没有群众基础,旧党的势力虽一时被抑,毕竟是抑而复起;进步的新法,终于因王安石罢相后而变质,到了神宗(赵顼)一死, 哲宗(赵煦)嗣位,就把它随着“大行皇帝”一并埋葬了。苏轼,是反对派的追随者。 一场文学革新运动有了很大的成就;一场政治革新运

动却不可挽回的失败了;北宋历史留下它一首壮歌和一出悲剧,来说明它的发展不平衡。再把历史人物端详一下,可否这样地认识:这么一群人,譬如欧阳脩、王安石、苏轼……,他们在文学革新上的要求是一致的,组成了联军,汇成了巨流,取得了胜利;但当他们中间有人———譬如王安石,要一古脑儿把其他的上层建筑掀瓦开窗以至于换梁栋时,其他的人就不干和反对干了。再可否这样地认识:在不干和反对干的中间有人———譬如苏轼,他曾经向新法挥过拳,但却受到百倍的还击,那还击很少来自王安石,而大都是来自假变法以窃取高官厚禄的人们,使他迭遭贬逐,使他长期飘泊,并欲置他于死地,因而倒使他有机会接近了人民,体会了人民生活,也替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当窃取了高官厚禄的人们代替了王安石,他这时对王安石反而觉得“从

公已悔十年迟”了。他虽名列“元祐党籍”,但也受到旧党人的抑忌,他在新、旧党争中原来是“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这“一肚皮不合时宜”,就反映在他的作品上,就有一部分是人民肚皮里的话,就有一些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语言。于是,把文学革新只局限于正统诗文上的带到当时人民所喜爱的“词”上来,虽然未必是自觉的,但却获得了成就,作出了贡献。因此,在文学史上的苏轼变词,和在政治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各不同地给予当时和后世以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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