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博士读完,学术能力翻一倍?Nature专访三位「双料博士」
数学算法俱乐部
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一个博，已经是扒一层皮了。
写论文的时候，弱小、可怜又无助。
但是有些学霸大牛，读一个博还不够。
他们中，有的是为了自己开辟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有的是为了获取在本国无法获得的学术资源，而有的人，可能仅仅是因为脑瓜太聪明、成绩太好了，不多读几个博士难受得慌。
比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现任院长白重恩，既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数学博士，也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副所长曾凡一，是医学、理学双博士。
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张千帆，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博士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府学博士。
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国内唯一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是物理和计算机双博士。
现在，尽管许多国家受到疫情影响经济下滑，大学裁员，通货膨胀率上升，但博士赛道依然十分拥挤。
2020年，超过55,000人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8个国家约有1.1%的人口获得了博士学位。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比例（STEM）在过去十年中稳步增长。
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
根据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2021年的一份报告，按照目前的入学率，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培养出超过77,000名STEM博士毕业生。而美国约为40,000名。
在如此拥挤的读博赛道上，那些读两个博士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又经历了什么呢？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读完两个博士，研究能力变double了吗？
近日，Nature采访了三位「双料博士」，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读双博士，读完双博士后获得了什么，以及是否值得。
为了获得资源
Victor Dike来自尼日利亚，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气候科学家。
Victor Dike的第一个博士是在尼日利亚奥韦里伊莫州立大学大气物理学专业读的。作为博士课程的要求，他曾经在北京的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工作了三个月，因为该中心拥有尼日利亚没有的计算能力。
这样的经历让Victor Dike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气象技术技能，才能在气候研究中脱颖而出。在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期间，他几乎从早到晚泡在实验室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他想充分利用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尽可能获得所有自己能得到的经验。
原本，Victor Dike并没有打算读两个博。
在回尼日利亚之前，机缘巧合之下，他了解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
2014年，他申请了该项目，并获得了资助，由此，他开始了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的征程。
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时，他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攻读气象学。他的主要工作是使用气候模型设计实验，来模拟海洋条件是如何引发西非和整个热带气候地区极端降水的过程。
对于Victor Dike而言，他并不希望任何人觉得他在尼日利亚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不够好」。在他看来，尼日利亚有着很棒的导师，他们帮助他找到很多资源，让他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Victor Dike曾经计划返回尼日利亚，但中国拥有运行复杂天气模型所需的超级计算机，所以他选择留住了这里——许多科学家一样。
在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同一个实验室担任博士后，继续在较短的季节性时间尺度上研究极端天气事件。
在现居的34层公寓楼里，Victor Dike是唯一的非洲人。现在在北京有500多名尼日利亚学生，大部分学的是理工科。他们有社团，还有很多微信群。
Victor Dike会说一些普通话，但他实验室的小伙伴们想练英语，所以一直和他用英文对话。
现在，Victor Dike已经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但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继续留在研究所里。在这里，他的专长是预测恶劣天气事件，例如世界不同地区的季节性极端降水极端，以帮助当地减轻灾害风险。
现在，Victor Dike来中国快八年了。
虽然他很想回到尼日利亚培养下一代科学家，但那里的安全局势让他一直在犹豫。
现在，他考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寻找机会继续工作。他的想法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为科学做出贡献。
读第二个博士很easy
Raf Aerts表示自己一直对热带生态很着迷。
2006年，Raf Aerts在比利时的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
之后，Raf Aerts做了一个关于农业集约化如何影响Coffea arabica的博士后项目，Coffea arabica是一种原产于埃塞俄比亚森林的植物。
他总共做了十年的博士后。此外，他还研究了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此外，Raf Aerts还在当时被称为比利时公共卫生科学研究所(Scientific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的地方工作。他获得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博士后合同，研究人类接触生物多样性、花粉和空气污染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如何影响人们的过敏症状。
后来，Raf Aerts决定在比利时的Hasselt University攻读环境流行病学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他表示自己将于2022年9月正式毕业。
Raf Aerts已经在研究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One Health领域竞争资金并处于有利地位，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植物，动物，环境和人类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
经常有第一次读博的学生问他，读博压力那么大，为什么还要读两次。
对此，他表示：和第一次读博相比，第二次可容易得多了。
他解释说：「在第一个博士项目中，我的很多幼苗要么是被动物践踏，要么就是被农民带走。」
「然而，在研究流行病学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期间，我主要研究现有的数据，比如污染地图和社会经济变量，这些数据来自全国人口普查、药品销售或政府报告。数据就在那里，我只是分析它们。」
他还表示，许多关于人类健康的研究为说服制定政策的人保护城市栖息地内外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新思路。而自己现在也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他认为他的论点可能更有力。
为了创建一个独特领域
Uma Karmarkar表示自己一直努力「留在学术道路上」。
2004年，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完成了第一个神经科学博士学位，这是一个跨学科项目。
她专门研究人类的大脑如何编码时间。
在课程作业结束时，她特意开了一瓶香槟庆祝，因为当时的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参加考试了。
后来，在2004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博士后职位。
她研究了细胞层面的学习和记忆。
不过她开始觉得自己在生物学上走得太远了，而在探索对心理学的兴趣方面做得不够。而且她不能把对这个领域的热爱与日常科学联系起来——这让她迷失了方向。
她决定寻找一种新方法，重新与心理学研究建立联系。
后来，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她开始与决策神经科学（或神经经济学）领域的人们交谈。在商学院，研究神经系统层面的消费者行为才刚刚开始，这给了她一个研究大脑机制的途径，同时还可以把它与人类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
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过渡。
2005年，商学院很少提供博士后职位，因此，她需要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第二个消费者行为学博士学位。
2017年，她申请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跨学科终身职位，需要在两个学校任职。
她自己表示：「在职业生涯中，很幸运能够在还算不错的机构获得还算不错的岗位。然而，我的职业道路却很混乱。」
「当时看来，这样做风险很大，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到了这段旅程的价值。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兴趣点都整合到一个项目中，那我觉得你未必需要去读两个博，因为同时读两个博真的有些混乱。不同的机构对这种灵活性的适应程度不同，但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受你想做的研究的地方，再读一个博士就是可行的。」
看完三位博士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精力、时间、金钱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读两个博士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可以是为了工作，可以是为了兴趣，可以是为了事业。
但最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么做会让自己快落。
参考资料：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042-x?utm_term=Autofeed&utm_campaign=nature&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Echobox=165925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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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22年08月15日
正文共 ：3013字
来源 ：新智元【导读】众所周知，读一个博士就很难了，但有那么一些人，一个博士还不够，还要读两个！是什么原因呢？他们读完之后觉得值得吗？
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一个博，已经是扒一层皮了。
写论文的时候，弱小、可怜又无助。
但是有些学霸大牛，读一个博还不够。
他们中，有的是为了自己开辟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有的是为了获取在本国无法获得的学术资源，而有的人，可能仅仅是因为脑瓜太聪明、成绩太好了，不多读几个博士难受得慌。
比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现任院长白重恩，既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数学博士，也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副所长曾凡一，是医学、理学双博士。
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张千帆，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博士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府学博士。
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国内唯一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是物理和计算机双博士。
现在，尽管许多国家受到疫情影响经济下滑，大学裁员，通货膨胀率上升，但博士赛道依然十分拥挤。
2020年，超过55,000人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8个国家约有1.1%的人口获得了博士学位。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比例（STEM）在过去十年中稳步增长。
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
根据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2021年的一份报告，按照目前的入学率，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培养出超过77,000名STEM博士毕业生。而美国约为40,000名。
在如此拥挤的读博赛道上，那些读两个博士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又经历了什么呢？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读完两个博士，研究能力变double了吗？
近日，Nature采访了三位「双料博士」，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读双博士，读完双博士后获得了什么，以及是否值得。
为了获得资源
Victor Dike来自尼日利亚，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气候科学家。
Victor Dike的第一个博士是在尼日利亚奥韦里伊莫州立大学大气物理学专业读的。作为博士课程的要求，他曾经在北京的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工作了三个月，因为该中心拥有尼日利亚没有的计算能力。
这样的经历让Victor Dike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气象技术技能，才能在气候研究中脱颖而出。在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期间，他几乎从早到晚泡在实验室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他想充分利用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尽可能获得所有自己能得到的经验。
原本，Victor Dike并没有打算读两个博。
在回尼日利亚之前，机缘巧合之下，他了解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
2014年，他申请了该项目，并获得了资助，由此，他开始了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的征程。
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时，他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攻读气象学。他的主要工作是使用气候模型设计实验，来模拟海洋条件是如何引发西非和整个热带气候地区极端降水的过程。
对于Victor Dike而言，他并不希望任何人觉得他在尼日利亚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不够好」。在他看来，尼日利亚有着很棒的导师，他们帮助他找到很多资源，让他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Victor Dike曾经计划返回尼日利亚，但中国拥有运行复杂天气模型所需的超级计算机，所以他选择留住了这里——许多科学家一样。
在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同一个实验室担任博士后，继续在较短的季节性时间尺度上研究极端天气事件。
在现居的34层公寓楼里，Victor Dike是唯一的非洲人。现在在北京有500多名尼日利亚学生，大部分学的是理工科。他们有社团，还有很多微信群。
Victor Dike会说一些普通话，但他实验室的小伙伴们想练英语，所以一直和他用英文对话。
现在，Victor Dike已经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但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继续留在研究所里。在这里，他的专长是预测恶劣天气事件，例如世界不同地区的季节性极端降水极端，以帮助当地减轻灾害风险。
现在，Victor Dike来中国快八年了。
虽然他很想回到尼日利亚培养下一代科学家，但那里的安全局势让他一直在犹豫。
现在，他考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寻找机会继续工作。他的想法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为科学做出贡献。
读第二个博士很easy
Raf Aerts表示自己一直对热带生态很着迷。
2006年，Raf Aerts在比利时的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
之后，Raf Aerts做了一个关于农业集约化如何影响Coffea arabica的博士后项目，Coffea arabica是一种原产于埃塞俄比亚森林的植物。
他总共做了十年的博士后。此外，他还研究了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此外，Raf Aerts还在当时被称为比利时公共卫生科学研究所(Scientific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的地方工作。他获得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博士后合同，研究人类接触生物多样性、花粉和空气污染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如何影响人们的过敏症状。
后来，Raf Aerts决定在比利时的Hasselt University攻读环境流行病学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他表示自己将于2022年9月正式毕业。
Raf Aerts已经在研究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One Health领域竞争资金并处于有利地位，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植物，动物，环境和人类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
经常有第一次读博的学生问他，读博压力那么大，为什么还要读两次。
对此，他表示：和第一次读博相比，第二次可容易得多了。
他解释说：「在第一个博士项目中，我的很多幼苗要么是被动物践踏，要么就是被农民带走。」
「然而，在研究流行病学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期间，我主要研究现有的数据，比如污染地图和社会经济变量，这些数据来自全国人口普查、药品销售或政府报告。数据就在那里，我只是分析它们。」
他还表示，许多关于人类健康的研究为说服制定政策的人保护城市栖息地内外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新思路。而自己现在也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他认为他的论点可能更有力。
为了创建一个独特领域
Uma Karmarkar表示自己一直努力「留在学术道路上」。
2004年，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完成了第一个神经科学博士学位，这是一个跨学科项目。
她专门研究人类的大脑如何编码时间。
在课程作业结束时，她特意开了一瓶香槟庆祝，因为当时的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参加考试了。
后来，在2004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博士后职位。
她研究了细胞层面的学习和记忆。
不过她开始觉得自己在生物学上走得太远了，而在探索对心理学的兴趣方面做得不够。而且她不能把对这个领域的热爱与日常科学联系起来——这让她迷失了方向。
她决定寻找一种新方法，重新与心理学研究建立联系。
后来，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她开始与决策神经科学（或神经经济学）领域的人们交谈。在商学院，研究神经系统层面的消费者行为才刚刚开始，这给了她一个研究大脑机制的途径，同时还可以把它与人类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
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过渡。
2005年，商学院很少提供博士后职位，因此，她需要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第二个消费者行为学博士学位。
2017年，她申请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跨学科终身职位，需要在两个学校任职。
她自己表示：「在职业生涯中，很幸运能够在还算不错的机构获得还算不错的岗位。然而，我的职业道路却很混乱。」
「当时看来，这样做风险很大，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到了这段旅程的价值。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兴趣点都整合到一个项目中，那我觉得你未必需要去读两个博，因为同时读两个博真的有些混乱。不同的机构对这种灵活性的适应程度不同，但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受你想做的研究的地方，再读一个博士就是可行的。」
看完三位博士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精力、时间、金钱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读两个博士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可以是为了工作，可以是为了兴趣，可以是为了事业。
但最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么做会让自己快落。
参考资料：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042-x?utm_term=Autofeed&utm_campaign=nature&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Echobox=1659250276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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