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潭边四十载 - 记我的父亲陈武元

如果不是因为爬山撞见莫干山会议原址，我可能不会想到去查阅父亲的学术研究，也不会有以下这些文字。

莫干山会议原址，浙江，莫干山

2020年夏天，我在浙江德清短暂停留，顺便去爬附近的莫干山。不经意间走过一个教堂式建筑，指示牌上写着：莫干山会议原址。好奇心把我带进这个原来的大礼拜堂。空旷的会堂里靠墙摆放着大量图片和说明文字。原来，这里发生过一件大事。1984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杰出中青年经济学者，通过论文投稿的选拔方式，汇聚于此，自由发言，激烈争论，纵论国策，会议的成果影响了1980年代后期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改革政策。有人把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称为“中青年经济学家的第一声呐喊”。

有意思，父母应该是同时代的经济学人。继续读下去，又看到以下文字：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到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重要成绩，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邓小平同志及时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农村改革，这不是父亲的研究吗？好奇心带领我去上网查询，把父亲的名字“陈武元”输进知网，搜出40多篇论文。一看大吃一惊，那些熟悉的字眼扑面而来，包产到户，人民公社，农工商联合经营，乡镇企业，民工潮，WTO，小产权房，农业税，新农村……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改革40余年的发展历程！

从浙江回到成都后，把这些文章下载，读给住院的父亲听，他微笑、点头。这是他一生为之付出心血和智慧的研究，不会忘记。仔细查阅后发现，知网信息只展示了父亲几十年研究的一小部分。从1979年改革伊始，父亲对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农民增收、“三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开拓性研究与探索，承担完成过大约30多项国家课题，20多项省部和国际合作课题，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300余篇，专著合著学术著作和教材10余部，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省级大奖。

这是浩瀚的研究，值得一书，限于篇幅，只能截取几个片段，去一窥那个奋发的时代，以及一位普通经济学者在改革大潮中的不懈努力和探索。纵观父亲毕生的研究，发现他不仅仅在著书立说，更可贵的是在那个特殊时代，将研究成果投入到实践中，对社会特别是农村产生了积极影响。

几年前，复习高考的表侄，发来一张图片，说舅爷（我父亲）出现在他们高考复习资料上。我一看，还真是！这与30多年前在广汉发生的一件大事有关，父亲是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将这一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的最开始的作者之一。

1980年，四川广汉县（现为广汉市）向阳人民公社摘掉了“三面红旗”的最后一面：人民公社。

1980年，广汉向阳人民公社将人民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牌子

父亲的早期研究是在广汉开始的，时间上是从“归队”开始的。1979年底，父亲重新回到研究岗位，加入正在组建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为社科院建院学者之一。一开始是在实业街省委招待所办公，后来办公楼和宿舍在百花潭建好，父亲长达30多年的农村经济研究就在这里展开。

父亲“归队"信札中的两封信，《陈武元先生“归队”信札》（陈颍，苏东来，《当代史资料》，2021年第四期）。左：1979年2月18日父亲写给四川省社科院的自荐信。右：1979年7月4日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室写给父亲的信函。

20世纪80年代初是思潮涌动的时代，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阔步前进与徘徊共存。四川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研究人员也敢为天下先。父亲在论文《包产到户初探》[1]中指出，包产到户的四川做法刺激生产并有力推动家庭承包制的广泛进行。

1980年前后，他与同事刘政常驻广汉进行农村改革研究。据父亲后来在《从七里营到向阳》[2]一文中回忆，四川广汉向阳公社摘人民公社牌子的具体日期 , 大概是1980年6月的一天，是在平静气氛中进行的，没有建立时的载歌载舞、锣鼓掀天的盛况与张扬 ，除有领导打招呼不宣传不报道外 , 当时还有几分怕被扣上 “反对三面红旗” 和 “三反分子” 帽子的畏惧与警惕。从1958年 7月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挂牌建第一个人 民公社起 , 到 1980年6月四川广汉县向阳乡第一个 撤掉人民公社牌子止, 这场历时 20多年的实验终于宣告结束, “人民公社” 从此退出了历史 舞台 。

1980年，父亲（前排右三）与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西南财大老师在广汉作农经调查，笔者在后排右一

1980年底，父亲与同事刘政一起，撰写了《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改革 “政社合一” 体制的调查》[3]一文 ，率先向全社会报道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文章一问世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 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 消息迅速传遍世界。日本《亚细亚旬刊》全文转载，英国《泰晤士报》进行了摘登 , 标题是 《中国三面红旗的最后一面——人民公社在四川广汉县掉下来了》。接着国内报刊也进行了转载和摘登。从此 , 向阳摘人民公社牌子的消息不胫而走 , 传遍了全社会。

这篇文章不仅是率先向全社会报道了向阳摘人民公社牌子的消息 , 同时也是自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第一篇在公众刊物上揭示人民公社弊端的文章。消息的披露 , 广汉县向阳乡因此声名远播 , 同当年七里营建第一个人民公社一样 , 引来了国际友人、 中央领导、 相关部委及各省、 市、 县的负责人的参观访问。广汉向阳的做法很快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认可 , 1983年 1月 2日中共中央印发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 问题》 提出了全国改革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 在全国范围恢复乡、村、社（组）建制。

这是农村改革启动初期，父亲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发表大量论文的同时，成书《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商品经济研究》。

跨入90年代，我和弟弟都先后大学毕业走在了留学的路上，父亲的研究步伐则进入井喷时代。这段时间他把研究重点投向了乡镇企业和后来的民工潮。

在父亲留下的文件夹里，有一张1988年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十年》剪报，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四川是国家的西部开发大方向，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面对新技术革命、市场竞争、人才奇缺、管理不善、信息不灵、体制不合理等等问题，乡镇企业管理干部的培训格外紧迫。

“乡镇企业学”提纲部分手稿

1986年《乡镇企业管理干部培训教材》发行，父亲主讲“乡镇企业学”，培训云贵川农经干部。随后成立“四川乡镇企业研究所”，几大本笔记里记录了他各地调查研究的足迹，那段时间放假在家的时候，我也耳闻熟详了很多四川乡镇的名字：遂宁，安岳，资中，井研等等。这些研究积累也为父亲随后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和数据。专著《乡镇企业理论与研究》（1990年）《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比较研究》（1991年）陆续出版，完成了“西南地区资源开发与发展战略研究”并获中国科学院1993年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年，荷兰考察时的城市乘车月票

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和输出，形成罕见的大规模“民工潮”，美国《时代》周刊称之“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由于来势汹汹，政府和城市没有准备，给社会造成冲击和影响，而且还在扩大中。在当时，世界还未有针对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开始了“民工潮”研究。

在父亲留下的卷宗中，1994年国家课题《四川“民工潮”跟踪调查与研究》非常完整，从课题立项到成果转化，时间安排紧凑有序。那些研究方法，放到今天也有借鉴意义，值得一书。限于篇幅，这里择其部分，完整梳理还有待他日。

父亲的“民工潮”研究分为两个阶段，1994年的“民工潮跟踪研”和1995-1996年的“民工潮”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前者是在大量田野调查中力图发现问题，后者是以学者的敏感来深度思考和对策研究。这两个部分都是国家重点课题，在周密计划中严格完成的。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调查研究成果最后都及时转化被采用。届时，父亲已经年过半百，如果减去“文革”10年，正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候。

1990年代，用于“民工潮”调查的问卷小纸条

1994年2月16日，在成都火车北站“民工潮”调查笔记

1994年，四川广播电台的广播稿记录，为省政府民工疏导办献计献策并书写宣传资料记录

第二阶段的“民工潮”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是加拿大委托课题的一部分，完成于1995-1996年期间，涉及的省市更多，父亲使用了缜密思考过的深入研究方法。当时四川有1200万流动农民，占全国1/6， 跨省就有650万，中国巨大的“民工潮”举世瞩目。研究的成果直接用在了实践中，父亲撰写并宣讲的《组织民工有序流动》为省民工疏导领导小组办公室采用（1999年），《加强民工管理的具体对策措施》刊登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要报》第29期，其中10项措施，送交中央。

这段时间，父亲对自己事业的总结是：一做文章，二作教学，三作画。

进入千禧年，父亲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已经20多年，职称上已评为正研，年逾六十，思维仍然活跃，继续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也研究WTO，同时还多了一个身份——九三学社社员。他从“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愿望出发， 关注民生，为民请命，通过社会科学院和九三学社这两个平台，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提交了多项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及提案，比如“解决民工子女读书难问题”“免征农业税问题”“大力精简乡镇机构问题”等等，先后有20来项政策建议被采纳，并在报刊电台频繁“出镜”。跟上一个10年一样，父亲的论文和课题丝毫没有减少，也因此到了退休年龄后两次被返聘。这段时间的研究，父亲最自豪的我想应该是他2003年的一份提案。

2002年底，父亲起草了《关于免征，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提案，其中列出了10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该提案由九三学社提交全国和全省人大、政协“两会”，后被政府重视和采用。2005年起，全国免征农业税，从此宣告了两千多年“高龄”的“皇粮国税”的终结。这一提案被评为2003-2006年度“最具影响力、最关民生情”最佳提案。

中国的农业税（或称田税）始于春秋时代，至今超过2500年，是广大农民的极大负担。免征农业税，农民得实惠，心中感激，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六十多岁的老农王三妮，倾其家产铸造了一尊250多公斤重的青铜大鼎“告别田赋鼎”，亲撰铭文记录这一历史事件。有诗赞曰：

关心农民疾苦，父亲可以做得很细。在他的遗物中，有几封剑阁一位严姓高中女学生的来信，发生在2003至2006年期间。读完那些信件，才知道，父亲资助了一位贫困家庭的女学生读完高中。

左：2000年，九三学社申请表 右：2005年，九三学社“优秀社员”通知文件

父亲的很多提案，是通过九三学社这个平台报送的，关于九三学社，有两件趣事。

第一件是2000年申请加入九三学社填申请表，父亲填表时首先概括了自己的学术经历，然后顺带提到自己能书会画。看到这里我不禁笑了，想起500年前达芬奇在给米兰大公的自荐信中，也是首先列出10项技能，比如设计战争武器和建造工程，最后，艺术大师说：我也能绘画和雕塑。

第二件趣事是2005年被评为九三学社“优秀社员”，在获奖通知的红头文件上，他写下批语，讲明得奖是因为五年来完成多项课题和提案，90%被采用，产生了经济社会效益。然后笔锋一转，讲获得的奖金100元，可以购买60斤大米，或够五分之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父亲的幽默，可见一斑。

2008年退休前后，父亲得到省直机关“献计献策”先进个人表彰，并被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聘为农林委员会的九名委员之一 。退休之后，父亲与院里几位老教授一起，在百花潭巷子里的芳邻茶馆每周固定时间聚会，被称作“教授俱乐部”。教授喝茶，也欢迎晚生参加，这样的师生交流轻松自然。据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苏东来老师回忆，在这些交谈中，从父亲那里学到不少专业知识，父亲送给他的画还挂在家里。2014年父亲生病后，茶馆去的少了，教授俱乐部也不怎么喝茶了，少了一个陈老师，少了灵魂一样。

百花潭边四十载
一做文章二作画

四川省社科院坐落在百花潭边，这里不仅有父亲学术研究的足迹，更有他几十年如一日追求艺术的墨迹。他在这里创作了大量中国书画，作品赠送同事，为办公室装饰，参加院里书画展，而那枚闲章“一做文章二作画”是他事业的写照。2020年父亲节，我曾撰文《父亲写竹，我画仕女》，记录父女之间几十年的书画情意。

1990s, 社科院画展，父亲与袁珂老师

写完此文时，父亲已经离开我几个月了，在父亲葬礼上我写到：爸爸这种孜孜不倦的研究动力是发自内心的。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扛锄头的农民，了解他们，农民，可怜！”父亲那带有川东口音的声音，我还记忆犹新。在成都看护父亲期间，每天经过社科院办公大楼，大楼天井里那块大石头上的“为人民做学问”，说出了心声。

父亲葬礼后，他的老同事达凤全叔叔交给我两封细心保存的信，那是42年前父亲请求归队的信函。读着父亲的手迹，我不禁想，如果没有那个拨乱反正的时代，没给予知识分子发挥所学的机会，我们的时代又将是什么样子？也许，以上的事情也都不会发生。

[1] 唐洪潜，陈武元，《对“包产到户”的初步探讨”》，《农业经济问题》，1980 年第12期。

[2] 陈武元，《从七里营到向阳——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纪实》，《农村经济》，2008年第8期。

[3]《经济管理》 1981年第 4期发表

陈武元（1937.11.1 - 2020.11.1)

心香一瓣，文字几许

【作者简介】陈颍，毕业于成都石室中学，198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学习高分子物理，后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Motorola做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十多年后，2011年起定居北京。自幼喜爱美术，闲暇之余，爱逛画展，爱翻画册，翻译艺术史，还不时画上几笔。近些年，她创作的“石头和爸爸”系列，“银杏叶画”系列以及“医院组画”深受大家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