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的绿色精神之旅

对于国内为数众多的研究或学习经济学的人来讲，很久之前威廉·诺德豪斯这个名字就已经耳熟能详，这并非因为他所研究的环境经济学，更不是因为他与大名鼎鼎的保罗·罗默分享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因为他是全球最著名的经济学入门教材的合作者之一。

从1985年开始，他与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合作撰写了这本经济学启蒙教材的第12版，而萨缪尔森也是他博士论文的两位指导老师之一，另一位则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罗伯特·索洛。此后，这部富有传奇色彩的教材每隔三至四年更新一次，直至萨缪尔森于2009年过世，并最终定格在第19版。

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

尽管《绿色经济学》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教科书，而是一部普及环境经济学理念、理论、方法和政策的通俗读物，但是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诺德豪斯除了深厚的环境经济学研究功底以外，也一定得益于长期撰写经济学教材积累的经验。

因此，这部著作与那本畅销60多年的教科书一样，逻辑严谨，说理透彻，通俗易懂，观点中肯，同时又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领域的洞见。借用作者最后一章的标题，阅读全书就是一场愉快的“绿色精神之旅”。

对于诺德豪斯的获奖，诺奖委员会给出的官方理由是“将环境变化整合到了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这是恰如其分的。尽管环境经济学或者绿色经济学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才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兴学科，但是诺德豪斯专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长达五十年之久，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环境变化的经济学著作。

《绿色经济学》不是一部写给经济学同行或者专业人士的学术专著，而是一部让所有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能够轻松把握环境经济学基本理念和方法的“指导手册”。

因此，本文并没有使用复杂的公式和数据，甚至没有提及作者开发的研究气候-经济的DICE或者RICE模型，而是使用简单平实的语言，条分缕析，写就了一部没有阅读门槛的“启蒙读物”。限于篇幅，我们仅就本书的核心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

01

经济学的基础是大约250年前亚当·斯密所论证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每个人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总体的利益。无论是面包师还是抖音，都愿意向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商品和服务，这不是一种恩惠，而是出于源自本能的利己动机。

这是一个强大的逻辑，也意味着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体现了近代精神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并由此引发了二百多年来生产技术与生活水平的巨大变革。但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存在明显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个人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了有益的影响，但却不能要求他人为此付费；或者对他人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但却不用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因此，外部性会造成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便宜，从而影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常的发挥作用。

外部性是无处不在的，马路上的噪音和公共场所的二手烟具有负的外部性，而打扮得体、风度翩翩的路人则会有正的外部性。外部性的范围和强度各不相同。邻居家的孩子跑闹嬉戏可能影响是只是左邻右舍的正常休息，但是生产企业违规排放有毒的气体，可能影响的就是整个社区的健康状况。外部性的范围越大，强度越高，市场合理配置资源受到的干扰就会越大。

因此，人们发明了各种制度来抑制外部性产生的影响，使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让能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政府监管、庇古税和明确产权都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常用方法。

绿色经济学本质上正是一个外部性问题。“绿色思想”的核心原则是可持续性，也就是允许我们的子孙后代至少能够拥有与我们目前一样良好的境况，如果能够有所改善，当然就更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行为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产生外部性。

如果我们消耗了更多的可不再生的资源，排放了更多的温室气体，使水、空气和土壤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由此产生的很大一部分代价是由后代来承担的。除此之外，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个人、组织、群体、地区和国家之间，很多影响气候和环境的行为都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因此，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揭示绿色经济学中外部性的本质并努力找到解决之道，正是诺德豪斯写作《绿色经济学》一书的目的所在。

02

解决外部性问题面临两个困难，即信息约束和搭便车现象，在绿色经济领域，这一点表现的尤为突出。所有的合理决策都是以正确的信息为基础，如果拥有足够多、足够准确的信息，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的信息是我们不知道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这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建立信息搜集整理的机制，也有可能是信息本身不易捕捉和传递，也就是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的知识”，还有可能是拥有信息的个人没有激励传递相关的信息，甚至有隐瞒或虚报信息的动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有效机制，所有复杂的信息都会通过供求机制体现在价格这个简单的指标中，从而降低了资源合理配置所消耗的成本。如果你喜欢一件衣服，商家并不需要了解你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面料、颜色、款式还是仅仅在马路上看到别人穿了同样的一款，他只需要知道这导致了需求增加和价格上涨，从而生产更多的这款衣服，就可以了。

但是，在很多绿色经济领域，这样的市场并不存在，从而无法为很多我们需要处理的“对象”合理定价，也就难以掌握有关的信息。比如对一家排污企业征收庇古税。从原则上来讲，对于企业生产的每单位产品或者排放的每单位废水或废气所征收的庇古税，应当等于这一单位产品或废水废气对他人或者社会造成的损害或者社会成本，但是由于废水废气的市场是不存在的。

因此，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真正掌握有关损害或者社会成本的准确数值，充其量只能进行估计，这就会导致庇古税被定的过高或者过低，从而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我们现在使用多少资源，需要权衡这些资源给当代人和后代带来的收益分别有多大，在我们的后世尚未出生的情况下，显然这些信息是无法获得的。

根据诺德豪斯的研究，尽管美国现在每吨二氧化碳的碳价为40美元，但是，如果要实现在21世纪将气温上涨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碳价需要达到200美元，两者差距甚大。

解决外部性问题需要协调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和关系，也就是说，这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范围，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曼库·奥尔森深刻揭示了集体行动的困难，即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行为。气候和环境问题小则影响一个社区或者地区，大则影响一个国家甚至全球各国，这时的外部性问题和搭便车行为都非常严重。每个付出努力去推动集体行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只能获得自己的努力所产生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因此都希望别人去付出代价和成本，而自己去搭便车。

比如，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各国签订了1994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的《巴黎协定》，但是各国都寄希望于其他国家减少排放，而不是自己采取切实的行动，以免对本国经济在短期内造成伤害，而美国甚至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干脆退出了《巴黎协定》。

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可能是最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因此最难解决，但是也是关系人类未来命运的、最为重要的绿色经济问题。另外，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分析还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由于搭便车问题更轻一些，反而更容易促进集体行动，但是这些集体行动是以损害人数较多、搭便车现象更严重的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污染环境的少数利益集团强有力的政治游说，也是有益于多数人的环境监管政策难以制定和实施的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绿色经济中集体行动的困难或者说搭便车的现象，诺德豪斯建议采用所谓的“联邦制”，因为外部性出现在不同的层级，在相应的层级上这些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因为各层级的个体和组织对于相关的问题拥有更多的信息，也能够更好的解决搭便车问题。

比如邻里之间对噪声问题进行协商，地方政府处理本地区污水和废气的排放，国家负责就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在全球层面上，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则应加入惩罚性措施，以避免或者减轻搭便车的行为。

03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本质上在于权衡，无外乎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以便更好的实现预定的目标，而不管这一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一思想也贯穿于诺德豪斯对绿色经济学的分析之中。

因此，他反对将生物和环境的价值绝对化，也反对只注重商业利益而罔顾环境问题和后世需求、对环境问题完成持怀疑态度的企业或者个人，他将前者称为“深绿色”，将后者称为“土棕色”。无论深绿色还是土棕色，都是与作者所提倡的绿色精神相违背的。这种绿色精神倡导“将社会的法律、监管与社会价值标准导向绿色方向，将人类的需要和需求放在中心位置，同时考虑其他的价值”。

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使诺德豪斯的绿色思想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经济学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来权衡利弊，在绿色经济分析中也同样如此。政府和社会采取监管措施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的禁绝企业排放污水废气的行为或者个人其他的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应当考虑的是，在采取监管措施之后，企业和个人所造成的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对于造成污染的企业并非一关了之，而是要权衡污染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与减少产量甚至关停企业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孰轻孰重，毕竟对企业的监管也会引起收入、工资和就业的减少，并非毫无成本。另外，制定和实施监管措施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仔细权衡各种监管措施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才能作出最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决策。

04

作为萨缪尔森这位二战以后最为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的学生和合作者，诺德豪斯的经济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凯恩斯主义的特点，即在强调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重视市场失灵问题以及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时的作用。由于存在普遍并且严重的外部性，在绿色经济领域，这种思想更具有重要性。

为了纠正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产生的外部性，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而且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干预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绿色创新领域，由于存在双重外部性，市场失灵的现象尤为明显。

一方面，这种外部性体现在绿色经济中一些有害品由于没有市场，从而无法得到合理的定价，这减少了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比如，我们并不能确切的知道减少一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能创造多大的社会价值。

因此，一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发明创造价值如何，也很难进行准确的估量，这会影响企业和个人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研发相关的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与所有的创新活动一样，绿色创新本身也具有外部性，即其他人会由于这种创新获益，但并不会因此而付费。

比如，当有人发明了一种大幅减少碳排放的设备，其他人则可能会进行仿制，这会使发明人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即使发明者可以利用专利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实践表明，各种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收益都是其私人收益的一倍以上，这就意味着这种保护是并不完全的。由于存在这种双重的外部性，政府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特别是相关的基础研究进行补贴和资助，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诺德豪斯也深知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因此，他更为偏爱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监管措施，而非行政命令式的管制。准确厘定的排污费或者定价合理的碳税，可能要比简单的限制排放的数量取得更好的效果。

以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来调动个人和企业这些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并且关注市场配置资源所带来不利的社会后果，诺德豪斯的这些基本观点都能体现萨缪尔森这些凯恩斯主义者的思想精髓。比如，诺德豪斯在本书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特别关注绿色经济学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比如一些监管措施是累退性的还是累进性的，污染的后果主要由穷人来承受还是由富人来承受。

经过几十年来研究者不断的努力，绿色和环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仅为危害我们这一代人，也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不可磨灭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影响。积极应对环境和气候的变化，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

因此，我国政府在2020年明确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节能减排，努力实现双碳目标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背景下，诺德豪斯的《绿色经济学》为我们从根本上理解绿色经济的性质、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提供了一种全面而不失深刻的分析框架，也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正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