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太平天国就石达开一个真英雄?-轻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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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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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石达开，很多人只知道他全军覆没在大渡河，而且有部分人认为是他贻误了渡河时机结果导致的全军覆没。

到了后来，小编多读了一些史料，经历了那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过程以后，才发现真正的历史其实是这样的：

首先，石达开抵达大渡河后马上就开始着手准备渡河，一刻钟都没有耽搁，唐炯的《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薛福成的《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赖执中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文》等史料都可以相互佐证。

石达开就义后，很多彝民不愿相信这个残酷的真相，他们编织出石达开从大渡河脱身后在当地修炼，最后羽化升仙的传说，作以精神上的寄托，当地人还把石达开奉为神明，说他是佛家维摩德的化身，立像膜拜，祈求保佑地方安泰。

最后，若没有石达开，太平天国将会是这样一副面貌：

一、攻克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无一例外的腐化，广纳嫔妃，大兴土木。

二、天京事变时，太平天国领导层无一例外的刀兵相向，自相残杀。

三、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将会灭亡，太平天国运动持续的时间将会是五年，而非现在的十四年，也很难称之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场反清运动”。

四、太平天国在军事上长期处于被动，被曾国藩的湘军，尤其是湘军水师压制。

五、太平天国将从未进行过基层建设，仍未能脱离封建社会中“流寇”的组织形式。

六、太平天国运动的势力范围仅为江苏、浙江、江西、安徽，而非“十八省”。

这么说吧，如果学术界要一定拿出一个人，用来代表太平天国的精神，那最完美的形象就是石达开。

洪秀全？东王北王？定都天京后毁民居大兴土木，抢民女广纳嫔妃，天父杀天兄那档子事，确实太掉价了，没得洗。

南王西王？又缺席于中后期。

李秀成陈玉成？那从金田起义一路打到天京这一段风雷震动的历史该怎么算？

洪仁玕等人？和真正的统兵大将们比起来，又缺乏太平天国那种四方征战的气魄。

唯一能称为太平天国之光的，只有翼王石达开。

太平天国所有的高光时刻，都有他的身影。

太平天国所有的龌龊事，只有他都没干过。

还是唯二的贯穿了整个十四年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另一个是洪秀全。

无论是打开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对其他诸王的介绍，多是姓甚名谁，生卒年，从哪来，做了什么事云云，只有在石达开这里，“太平天国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近代中国军事家、政治家、武学家”、“民族英雄”、“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有关他的民间传说、歌谣遍布他生前转战过的大半个中国”等不寻常描述满目皆是。

查询各类史料，也更是难寻此人的半分龌龊之处，端的是一条光明磊落的好汉。

这是他的传奇一生：

十三岁，“凛然如成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经略四方志”，因急公好义，常为人排难解纷，年未弱冠即被尊称为“石相公”。

十六岁，被访出山。

十九岁，统帅千军。

二十岁，封王。

二十一岁，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

二十二岁，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时人号之“石敢当”。

人家封王的年纪，我还在努力干饭。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号天京，石达开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

定都之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等诸王广选美女，纳嫔妃，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张继庚《上向帅书六》记：“至黄金在典金官，查帐伪东府有一万余两，伪天府有七千余两，伪北府有一千余两。其余大小伪衙藏银尚属不少，各王府至大小官衙皆有藏银，伪翼府未有藏金。”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每次逼选民女献东贼与翼贼，翼贼辄辞而不受”，天王府“居制君府毁民居，拓益其巢穴，为号王府，周围几及十里”，东王府“亦毁民居拓益之”，北王府“毁民居尚少”，翼王府“未毁民居”。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施行男女分馆制度，即男女之间不能随意见面和约会，更不准相恋，男女之间的正常性生活也被禁止，违者皆处以极刑，连夫妻也不例外。

但诸王享有特权，不受分馆制度约束。

定都天京后，这种军事制度被强行推广至民间，引起民众强烈不满。

而石达开从未强迫民众男女分馆，对天京方面三令五申的分馆制度也不置可否，对待被举报者也不曾追究，从不按照天国律法处以极刑，石达开对男女分馆的拒不执行态度成为天国日后废除这一制度的重要诱因。

而且，根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记载：

翼王府内的妇女“皆时常骑马出入”，行动自由，与男性官员无异。

此外，石达开还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尝试进行基层根据地建设的人。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首度节制西征，他先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新任安徽巡抚、曾击毙了七千岁南王冯云山的湘军名将江忠源投水自尽。

过去，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达开打破了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

石达开到安徽后，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材，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

与此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

1854年初，石达开在安徽民众的赞颂声中离开安徽，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实践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放弃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被称为“安庆易制”，这极大的弥补了《天朝田亩制度》中的不足之处：

“《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颇具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色彩，但这种分配方式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觉悟完全不匹配；当不劳而获被合法化后，人民便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所有人都倾向于坐等国家分配钱粮。这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纯消费型的经济政策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极大的伤害：定都天京后不出一年，天京存粮告罄，居民只能以稀粥果腹；而控制区田地荒芜，无粮可征，各地士绅百姓怨声载道，甚至出现暴动骚乱事件。物资的匮乏同样影响军队的建设和后勤保障，太平军在各战场均陷入失利状态，形势一度危急。

在石达开在安徽进行根据地建设及对土改政策进行改良试点以后，情况逐渐好转，石达开的“安庆易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着佃交粮”，即直接以“按亩输钱米”的方式向佃农收取钱粮，这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极大改良，由于缺少地主这一中间环节的剥削，农民上缴国家的钱粮要远低于地主收租，国家从农民那里收取的钱粮却比地主缴纳给国家的更多。

“着佃交粮”的施行使得太平天国的钱粮收入不减反增，农民的负担又更轻，农民对此政策极为拥护，以至于在太平天国失败时，竟出现“其效死不去者皆乡人”，这里的“乡人”正是贫苦农民，也就是“着佃交粮”政策的受惠者。“安庆易制”后，安徽成为太平天国的后方基地，从1853年8月石达开安庆抚民至1862年9月安庆失守，皖省一直是补给天京最重要的后勤来源，同时也是太平军进军湘鄂赣等地的重要跳板。”

在徐川一教授的《石达开与太平天国安徽建省》，鲁尧贤教授的《太平天国安徽根据地建设》和王建华教授的《石达开“安庆易制”评议》中，甚至将石达开的“安庆易制”描述成“太平天国版的新经济政策”。

以上这些举措，《癸好三年翼王石达开给贵池训逾》《癸好三年殿右捌指挥杨给繁昌人民札谕》《甲寅四年顶天侯秦日纲札谕》都能查询到，此外根据《潜山县志》《太湖县志》中的记载：

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乡里之有声望音为乡官。缉盗贼，严军旅，使各安其业。更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租税，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

除去改制和抚民以外，石达开在军事上也一直成果不断，譬如我们历史教科书中提到过的“太平军逼得曾国藩一度投水自尽”，就是石达开干的。

1854年夏秋，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石达开看出两军最大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造舰，加紧操练水师。在湘军兵逼九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敌指挥，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

同年秋天，石达开又挥师江西，四个月连下七府四十七县，由于军纪严明，施政务实，爱护百姓，求才若渴，江西民众争相拥戴，

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不友好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曾国藩哀叹“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曾国藩：“遂靡然以为天覆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胁以从，而甘心蓄发助贼”。“读圣贤书，身列胶庠，为上舍生，或冒职衔，或居仕籍，悍然从贼，冠贼冠，服贼服。”

左宗棠：“传檄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

1856年3月，石达开又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至此湘军全线溃败，可战之兵被围歼殆尽，

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指挥部陷入石达开部的四面合围，对外联络被全部切断，无法求援，曾国藩第二次陷入绝境。

然而石达开适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曾国藩再次逃过一劫。

而另一边，被调回天京参与解围的石达开大破江南大营，一举解除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

并迫使统帅湖南提督、陕西固原提督、广西提督、钦差大臣向荣在营帐内自尽身亡。

天京之围被解除后，紧接着就爆发了天京事变。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恃才自傲，跋扈无道，与天王洪秀全、北王韦昌辉冲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把杨秀清灭族，

杨秀清上万部属惨遭株连，石达开在前线听到天京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后赶回阻止，但为时已晚。

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对东王的偏袒，意图予以加害，石达开率部逃出天京，韦昌辉于是将其京中家人与部属全部屠戮。

值得一提的是，史学界关于天京内讧的起因有逼封万岁说（包括无诏擅杀说）、告密说（包括陷害说）、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自居万岁说五种说法。

但五种说法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只有翼王石达开未参与袭杀东王杨秀清的密谋。

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曾因秉公执法，不肯曲循杨秀清的同庚叔私意，结果反被杨秀清重杖三百，革去侯爵，降为伍卒。

不同于洪秀全杨秀清等诸王乱封无才无能的亲戚朋党加官晋爵，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是凭借自身过硬的军事和政治功绩升为侯爵的，在南王冯云山被捕时，黄玉昆就想出了“科炭”筹款的办法，积聚起一笔大款救下冯云山。

后来进攻长沙时独领一队，赏罚严明，与战士同甘苦，所以能得众力，每战常胜，11月19日，太平军进到武昌，黄玉昆这一支部队第二天就攻下了汉阳，自金田起义后的法令也多由黄玉昆制定。

建都天京后，盘踞在孝陵卫的清军残部烧杀抢掠，试图破坏天京局势，被黄玉昆迅速镇压，维护了天京的稳定。

所以当黄玉昆秉公执法却被东王杨秀清责罚时，引起众人一片哗然。

而当天王洪秀全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铲除东王时，石达开却顾虑到这样会损伤太平天国的内部力量而拒绝，其心胸可见一斑。

逃出天京后，石达开在安徽上书天王，请杀韦昌辉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

11月，石达开成为太平天国内除洪秀全外资历与才能的最高者，他奉洪秀全的诏令回京辅政，天京城内万民欢呼，百官欣悦。

在石达开回京后，太平天国合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担任首辅，并被众人改“翼王”为“义王”。

而石达开则认为“义”乃古今最高之字，自己不敢僭越，拒辞不受。

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

陈玉成的亲叔父陈承镕在天京事变时曾随韦昌辉杀杨秀清，逼走石达开，诛杀石达开满门，然而事后洪秀全诛杀陈承镕时，陈玉成却被石达开保护下来。

韦俊是屠杀了石达开全家的北王韦昌辉的亲弟弟，但他未参与天京事变，洪秀全诛杀韦昌辉时害怕被牵连，率军逃到江西。

后来也被石达开保护下来，成为石达开的部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隐居安徽芜湖，是太平天国为数不多幸存的猛将。

后来甘愿追随石达开一起被凌迟处死的韦普成，也是韦昌辉的族弟。

在石达开的保护和举荐下，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韦俊、韦普成等后起之秀纷纷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

天京事变爆发后，天国的中枢脊梁被毁，指挥系统基本瘫痪。在西线战场上，被太平军打散的湘军败兵趁太平军主力撤离及人心涣散之际，重整旗鼓，纠合鄂湘赣粤四省人力物力，扩充军备，并重整水师，招募兵勇；从湖南、湖北、江西向太平军发动全面反扑，湘军攻克武昌，兵锋再次指向九江。东线战场上，张国梁等江南大营的残余力量借机死灰复燃，清军重组江南江北大营，不但堵死太平军东出苏常的通道，而且再次围困天京，直接威胁天国中枢。

在武昌失守，九江、天京告急的情况下，石达开大力起用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人。在东线坚守句容、溧水等地，防止江南大营继续向天京逼近；在西线坚守九江湖口一线，掌控长江下游水道；西南方向的江西战场坚守抚州、瑞州、吉安等重要据点，阻止湘军对江西根据地的蚕食；鄂皖一线太平军采取攻势。整个战场在石达开的运筹指挥下，太平军在东线，西线及西南线几乎取得全胜，击退了清军多次反扑，稳固了后方根据地，确保了膏腴之地持续向天京输送钱粮税赋；西北线的鄂皖战场，太平军接连反攻，连克野、六安、霍邱等安徽重镇，从1856年底开始石达开担任首辅，到1857年5月离开天京，主政仅半年的时间，太平天国不但解除了天京事变以后被围困的被动局面，反而由安徽突入鄂东，将战线推至黄梅、广济、蕲州一带，兵锋直指武昌。

再然后，就是被逼离京。

天京辅政后，石达开威望达到顶峰，此时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虽迫于民意命他提理朝政，却一直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和实权，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

并且将自己毫无才能的两个兄长洪仁发、洪仁达封王，对石达开百般牵制，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

《清史稿》：“（洪秀全）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

《李秀成自述》：“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洪秀全）有不乐之心”。

《李忠武公遗书》：“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

《华北捷报》第527期《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他（石达开）本人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不过真圣主似乎在某些宗教观点上与他意见各异”。

石达开《五言告示》：“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据史式的《五言告示初稿、改稿考》考证，这句话出自《五言告示》的初稿，在修改后的定稿中石达开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删去了这句话。

为免再次爆发内讧，损伤太平天国力量，石达开选择主动离开天京，前往安庆，大批将士追随石达开而去。

石达开为了大局着想，遣回了大部分军队，让他们各自回防原来的驻地，但是仍有不少将士拒绝石达开的命令，坚决追随他。

（石达开）劝令皆散去……其党皆不肯，仍从石逆在安庆。——《李忠武公遗书》

再然后，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后巅峰时期，以天京为根据地的作战，并将势力一度扩大到福建等地。

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再次请石达开回天京，石达开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

此后，石达开自率兵马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次年，又进军浙江，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

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强行命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

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后方，协同作战的杨辅清又被洪秀全命令从福建撤军，为免四面受敌，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

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冬，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

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宝庆会战”。

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

1859年秋，石达开率太平军数万人进入广西，因石达开不愿听从部将们自立一国的请求，以及无法满足部下对高官厚禄的期许，一些部下产生去意，适逢英王陈玉成致书石达开，邀其攻打湖南，配合安庆解围，石达开遂因势利导。

于1860年命童容海、彭大顺等将率五六万有意离去的部众攻打湖南，回应陈玉成所请，这成为人数最多的一支脱离石达开的部队，另有一些部队因内讧、退路被切断等原因脱离石达开。

这些部队脱离石达开后，有些成功通过清军控制区返回天京一带会合太平军本部，有些则在半途被清军打散，并有多名将领死于内讧。

其中，彭大顺在途中战死，童容海、吉庆元、朱衣点等与部队约五万人在1861年到达江西与忠王李秀成部会合。

最后是远征川黔滇，英雄末路。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四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

离谱的是，很多人都认为石达开西征远走之后，是被清军追着打，然而根据当时的史料显示，石达开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占领一个地方，所谓的围剿石达开的清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北华捷报》第519期《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广西现今已在太平军手里，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而这个省实际上也已在他掌握中。”

此外根据石达开转战川滇黔时写的诗作，风格大气磅礴，很难让人想象他是遭遇了挫折，譬如攻入广西时作诗：

《广西白龙洞题壁诗》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
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多说两句，该诗属于典型的五言格律诗，五言格律的平仄要求严格，除了押韵的基本要求外，每句之中的平仄变换也有相当严格的限制。

这首诗是即兴的作品，而且还是限韵，信笔挥毫间，完全符合五言格律的平仄要求，这十分考验作者的文字功底。

五言格律只要求第二联和第三联对仗，石达开这首诗不但遵守五言格律的平仄规则，而且做到了四联完全对仗，如此工整的诗作是极为罕见的。

太平天国建立后，文化建设上倡导文以致用，提倡朴素的文风，便于理解和流传；开科设式也废除了八股文，重文章内容而轻于形式。

此诗就是在该背景下创作的，石达开并没有刻意雕砌，卖弄文采，这首诗文词浅白，内容易懂，这也被称作太平天国时期文风的代表作。

1862年，石达开大军经过贵州黔西、大定一带时，由于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受到当地苗族的热烈欢迎。

他们将用黄豆，毛稗，高粱，小米，包谷和谷子酿贮，埋藏地下多年的美酒取出赠予太平军将士畅饮，这是苗民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而石达开也再次欣然作诗：

《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
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
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由于石达开文风磅礴，人格魅力又极高，有许多人都假托石达开之名作诗，其中包括且不限于：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皆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愦愦，欲凭赤手拯元元。
十年揽悲如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犹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曾摘芹香入泮宫，更探桂蕊趁秋风。
少年落拓云中鹤，尘迹飘零雪里鸿。

1863年5月，太平军一路西征北伐到达大渡河，此时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立即多备船筏，准备渡河，但当晚突然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

得知石达开部被突如其来的大暴雨挡在大渡河对岸，围剿石达开两年之久的清军昼夜狂奔，动员周边一切军事力量，甚至不惜违背清朝军制，终于达成了合围。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赖文光(注：应为赖裕新，后同)已掩至，桂字营败（于石达开），赖文光走越巂，间道出工州，昼夜狂奔，绕川西走川北入陕，诸军相率尾追，时琴邬黄丈在幕府，阅宁远报石大开至紫大地，言于骆公急檄唐友耕振武军备大渡河。友耕尚驻工州，他军远不及也。

薛福成《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

“石达开至大渡河，游骑数百人已济，招还，下令多备船筏，明日齐渡。是夜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而振武军前队始驰至对岸。”

三日后，清军陆续赶到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暴涨的洪流所阻，在清军的重重围剿下又多次抢渡不成，向清军土司王应元重金买路也遭拒，终于陷入绝境：

“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痢流行，死亡枕籍。

阅时一月，而军心屹然不动”，当地人慨叹“其得士心如此，岂田横之客所可同日而语哉”。

为求生擒石达开，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谈判，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

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行，石达开被押往成都，清军未遵守承诺，两千官兵被屠杀。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与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着天国衣冠，在成都公堂受审，举止沉着，陈词慷慨，“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枭杰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词色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从容赴死时，年仅三十二岁。

直到最后他甘受凌迟不发一言，只为能保全部下。

他生前用兵神出鬼没，死后仍令对手心有余悸，在他身后数十年中都不断有人打着他的旗号从事反清运动，1864年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失败，但直到1872年，依旧有石达开的余部在坚持抗清。

曾国藩：“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

左宗棠：“石逆狡悍着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

骆秉章：“石逆凶悍诡诈，冠于诸贼。”

李秀成：“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其谋略甚深”。

陈玉成：“（诸王）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

美国传教士麦高文：“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人——勇敢无畏，正直耿介，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皮埃尔·特拉鲁。

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颇不友好的《金陵庶谈》作者也承认这一点。

该作者为了抵消上述赞扬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

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历险经过的外国水手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威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的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义王”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他的性格。”

湘军军宴时的无名贡生：“（石达开）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周洵《蜀海丛谈》：“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辩作何语。只见石（达开）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

陈澹然《江表忠略》：“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

苗族歌谣：“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心欢畅，从今耕田齐落力，为保太平把兵当。”

瑶族歌谣：“翼王常对百姓讲，此番举动不为财。为民除掉心头恨，造就太平免悲哀。”

1981年纪念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纵览历史来看，石达开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

1987年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纪要——对石达开的评价问题：“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一位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

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与政治家，除此之外，他自身也富于极高的人格魅力，奋斗精神也很能激励后人。”

近年来，很多人喜欢为晚清地主阶级的李鸿章曾国藩翻案，反而污化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宰相合肥天下瘦”“曾剃头”，有没有想过这些称号的背后究竟埋藏了多少人的血泪？

“清军入城（安庆）后，滥肆屠戮，男女老少和平居民，尽被戕害，他们的被剁碎的尸体，漂浮在扬子江中，顺流而下。我曾亲眼目睹被这批残暴的恶鬼乱砍成数块的尸体，成百上千地挤满江中，当时两艘在江上航行的江轮“总督号”和“迦太基号”为之阻塞，难以前进。”——[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279页

“男子髫龄以上皆死，各伪官眷属妇女自尽者数十人，余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之物皆毁之。”——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曾国藩天京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