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君
学医之路
1876年,张竹君出生于广州番禹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是三品官员,家境富裕。出身于这样一个旧式家庭的张竹君,没有成为深藏闺阁的千金小姐,反而离经叛道地开学起了西医。
张竹君就读的是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后转入夏葛女医学堂,在1900年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
1899年,张竹君从博济毕业,成为一名通西医内外科的全科医生,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在闺中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变卖首饰妆奁的资助下,她在广州荔湾开办了禔福医院,自任院长,专为
贫民治病。两年后,两人又开办了南福医院。张竹君的壮举,不仅让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亦开辟了女界办医院之先河。
张竹君医术精湛,爱护病人,且擅长演讲,因此极富有号召力。每当她倡办医院和女子学校时,都得到富商太太的赞助。1901年她集资创办褆福医院于西关荔枝湾畔,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不久又创办南福医院于珠江南岸的漱珠桥侧。这两所医院都为平民治病,并在医院内设立基督教福音堂及演说会,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她就召集亲友,在此宣传基督教福音,同时议论时政,倡导新学,提倡女权。南粤志士,多投其门下,胡汉民、马君武等是常客。
马君武极崇拜张竹君,曾追求她,到日本留学后撰写《张竹君传》刊登于《新民丛报》,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赞语。胡汉民当时任《岭海报》主笔,经常在报上宣传张竹君的事迹。1903年《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在报纸上发表《驳女权论》文章,胡汉民与亦拥护女权的《亚洲报》主笔谢英伯起来反驳,双方展开辩论。
张竹君曾著《妇女的十一危难事》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求自身的解放。在她的带动下,广州有一些妇女走出家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1901年张竹君在广州与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广东香山籍上海富商徐润的侄女)结拜为姐妹。徐宗汉倾其积蓄赞助张竹君开办医院和女子学校,以后又带领亲友参加广东同盟会组织;大姐徐慕兰,1911年12月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小姑李佩书,女仆黄悲汉、邓慕芬,女友庄汉翘亦都参加辛亥革命工作。
张竹君1901年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1902年又与马励芸、杜清持等女士一起创办私立公益女学 ,成为广东开办女学校的先驱。并被称为“女界之梁启超”,在东南亚华人中亦享有盛名。
公益先驱
广东新会籍外交官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女士(1847- ?),当时是妇女界的活跃人物,张竹君尊她为谊母。何妙龄是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基督教华人牧师家庭。她的弟弟何启,是香港著名医生和律师,1887年在香港出资筹建雅丽氏医院。何妙龄热心医疗公益事业,20世纪初在香港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院,又支持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医院。
上海制造局提调李平书1904年12月资助张竹君将育贤女校迁往派克路(今黄河路)。为此,张竹君尊李平书为谊父。1904年11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自任院长。不久又设有派克路诊所。1905年,张竹君与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院长)。 其在上海的影响力不亚于在广州时。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展开战争,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东北盛京地区有数万中国人死于战火,伤者无数。为救援战争难民,清政府暗中派人拉入英、法、德、美四国,于3月10日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张竹君随万国红十字会深入东北,救护日俄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
工运豪杰
1905年掀起的反美拒约运动,张竹君积极投身其中。
1905年初,张竹君写信给上海的粤人同乡组织——上海广肇公所,反复强调如果美国华人能与国内人民“合群御侮”,“则拒一美而列强知中国之难侮,拒一美约,而日后见民权之可伸,则此一举也,未此非转弱为强之机焉”。她又指出:“今兹办法,不藉政府,不须使臣,凡吾工商,皆可自为,苟能合群,非但不惧美国,并何惧列强乎。事之成否,在人心之齐不齐耳。” 她相信群众的力量,明确指出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一定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出张竹君的先知远见和灼热的爱国情怀。不久,在沿海各商埠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广肇公所的董事和旅沪广东绅商多次致电清廷,要求政府拒绝在续约上签字。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在一定程度遏制了美国种族主义者肆意加害华工的趋势。
辛亥战医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随后领导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多次武装反清起义,使广东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1907年徐宗汉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张竹君不久也加入同盟会。徐宗汉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前的弹药运送等工作,起义后与张竹君一起掩护起义领导人黄兴到香港治疗伤口,不久��黄兴结为夫妻。
1911年,张竹君曾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往澳门从事革命活动,向太太小姐们募捐革命经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作战指挥者,武昌革命党人急电同盟会的第二号领袖黄兴,请他到前线指挥作战。10月17日,黄兴偕徐宗汉从香港赴上海
。由于清朝军队对武昌周边地区严查封锁,黄兴夫妇请求在上海行医的张竹君想办法。张竹君立即发起组织上海红十字救伤队,自任队长,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武汉救伤为理由,让黄兴夫妇扮作医疗队队员,于1911年10月25日从上海乘船出发,28日到达汉口。同船到达的有革命同志一百多人,如宋教仁、田桐、李书城,萱野长知等。
张竹君率领的红十字救伤队是一支劲旅。武汉革命军与清朝军队的交战中,仅10月28、29两日,就有2000多人受伤或阵亡,重伤者多由汉口转到武昌治疗,张竹君多次冒着炮火乘小划子过江,抢治受伤的官兵。
1911年11月1日,张竹君因日夜抢救伤员,感染细菌手肿大并发烧,才回上海治疗并为部队采购冬衣和药品。张竹君在上海张园各界欢迎会上,就组织红十字会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事发表演说,她说:“余之制服是军装,是以欲脱离十字会而后定自己之方向。十字会须确具有十字会资格,始无负厥职。
如以十字会为发财之媒介物,或以十字会为奸细之传舍居,则大失其宗旨也。十字会必须于罢战时身入战地,抬出受伤者为第一要务,其实效为补两方卫生队之不足;若待其送来,则死者已无数矣。” 她认为时间就是生命,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就要深入前线亲自抬出伤员到后方救治。体现出她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
1911年11月16日,革命军反攻汉口,张竹君率队赴前线救护,途中被清军发现,顿时子弹如注,她们毫无畏惧,按预定时间赶到目的地。1911年11月17日,张竹君的救伤队驻地移往汉阳,她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士兵一见‘红十字’,频送受伤者来,自朝至夕,应接不暇。”当天晚上她又赶到革命军战时司令部查看伤员,日记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时已夜深,路途不便,且路宽不满三尺,左是田,右是塘,我骑在马上十分惊恐,几陷塘中。到后院一看,满地伤员,盖以棉被,垫以稻草。此时,炮火连天,一夜不绝。”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红十字人员可以通行交战两方,张竹君与队友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常把清军的部署泄露给革命军,弄得清军十分被动。
黄兴于1911年11月16日下令部队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由于下雨,各路部队行动不一致,进攻受挫。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决定到南京搬救兵,于28日率学生军与张竹君等乘江轮赴上海。
1912年1月1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张竹君参与组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成为当时女权运动的中坚人物,因党纲多次取消“男女平权”条文,随唐群英、沈佩贞、林宗素、王昌国、张汉英、吴木兰等人多次实施暴力女权。
息影家园
1905年,来自广东的基督教徒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广东浸信会,并在会所内设立明德小学。1910年将明德学校改为崇德女学,同时得张竹君之助,在会所内设仁德义学。1934年张竹君还在浸信会中设立义诊,施诊给药,首开上海广东浸信会面向会友的医疗服务。张竹君擅长妇科、儿科及皮肤科的治疗,很受会友欢迎。
旅沪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于1915年创立,张竹君是创始人之一,被推举为副女执事长,前广东夏葛女医院院长富马利女士被选为正女执事长。
1937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八·一三”战争打响后的第二天,旅居上海的广东人成立了“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很快设立了4处收容所。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约有12万人,进入收容所的同乡不少带着伤病,需要及时救治,还有少数孕妇,随时可能生育,必须安排助产人员。委员会在总务处下设立了一个医务组,召集医师20名,著名西医张竹君列名其中。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竹君原先的一批好友如胡汉民等身居要职,而她淡泊名利,终生不嫁,还收养20多名孤苦儿童,抚养成人。张竹君同情穷人,她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遇有贫穷的病人,医疗费可酌减,甚至免收,所以她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还负债。常由何妙龄女士出面为她募捐,才得以度过难关。
张竹君终身未嫁。1964年,她以88岁的高龄,在上海走完了充满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