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
少年学艺
由于父亲严司明和母亲离异,严凤英在四五岁时,就回到祖父母居住的罗家岭,学唱了流传于当地的不少民歌。因为抗战爆发,她的父亲严司明也回到家乡,闲居无聊时,教她唱京剧,这使她与戏剧艺术有了接触。
在她十来岁时,同族中曾参加戏班的严云高将黄梅戏带回了罗家岭,他一面开铺谋生,一面收徒授艺,严凤英由此与黄梅戏结下缘分。她始而偷偷学戏,继而拜严云高为师傅,正式成为他的女弟子,并学会了《送香茶》、《春香闹学》等传统戏中的单折。
从学唱民歌小调,到学唱学演黄梅戏,从四五岁到十五岁,严凤英度过了踏上黄梅戏表演艺术道路的准备时期。
坎坷艺程
1945年春天,严凤英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第一次登台演出,参演的剧目是《二龙山》。虽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佘素贞的丫环,但却是她黄梅戏舞台表演的起点。为此,她触犯了族规,差点被捆起来淹死,可她却没有放弃这条已然迈出第一步的道路,继续参加黄梅戏班的演出活动,终至离开家庭,从桐城唱到怀宁、枞阳等外县,唱到当时的省会安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她于1947年底避走南京学习京昆艺术与歌舞,不知情者说她此时失踪了。其实,在她避走途中,由她的祖父护送,曾路经秋浦,在秋浦河两岸和殷汇镇上唱了三个月的黄梅戏,在严凤英短暂的黄梅戏生涯中,她的这段避走秋浦唱黄梅的故事鲜为人知。
1947年10月,17岁的严凤英凭借灵雀般的歌喉和轻盈舞姿吸引了秋浦两岸的百姓,深受大伯大婶们的喜爱。严凤英是随她的师父程积善(贵池晏塘人)来到秋浦的,当时搭班唱戏的还有铜陵的桂月娥、桂天赐,殷汇的宋再春、洪连梓等老艺人。先在高坦一大地主的后花园搭台唱,后在灌口祠堂里唱,据说在唱《槐荫别》时,严凤英来了例假,被广大的秋浦观众谅解后,又深为没有看到严凤英“别夫上天”的精彩表演而惋惜。最后在殷汇老街苏家当铺大屋唱,据说当时票价仅为三角一张(旧币)。
严凤英在秋浦河两岸前后共唱了三个月,不仅艺高,人也好,肯结人缘,在秋浦唱戏时,每到一处,还和房东结了干妈干婶。据还健在的八旬老人韩发祥回忆,严凤英在殷汇唱戏时,恰逢他结婚,新婚之夜,严凤英还和当地小姐妹们一齐闹新房,大伯、大婶们亲切地喊她“小严”或“红六”,她口口声声答应得亲嫡嫡的像亲生女儿一样。
随着舞台实践的不断丰富,严凤英的表演艺术水平迅速得以提高。她本来就有较好的演唱天赋,又虚心向前辈艺术家学习,她回忆道:“我到安庆想把戏演好,就努力学习。那时学表演,主要靠观摩,看老前辈在台上一举一动怎么做,我就一点一滴记在心里,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舞台。因为我是女性,演旦角戏的动作要细腻些,像是那么回事,观众看得很有味,反映说严凤英的‘小做‘很好。”正是凭着这种学习精神,严凤英在表演艺术上崭露头角。
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社会,艺术上崭露头角的严凤英非但没有得到扶助,反而遭到摧残,她被迫一次次地离开她钟爱的舞台,流落各地,无家可归。
一代宗师
1946年,严凤英来到安庆市,先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辞店》、《游春》两曲戏轰动安庆。
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不满20岁的严凤英流落到上海,解放前夕又辗转到南京。为生计所迫,严凤英易名严岱峰,先在舞厅伴舞,后结识京昆世家甘贡三之子甘律之,学唱昆曲《游园惊梦》等。严凤英对京昆艺术的刻苦追求,为后来她在黄梅戏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1年,严凤英重返安庆舞台,继续在“群乐剧场”演出(后改名为“胜利剧场”),党派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帮助改戏改人改制,使她“接触新文艺思想”,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
1952年夏,她参加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认真学习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思想变化之更大,“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解放前苦难的经历使她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从而也激发了她积蓄已久的艺术创造热情。同年,她应邀到上海演出,她在戏中所塑造的角色,情感真挚,性格鲜明,唱腔优美动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严凤英也因此被上海观众誉为造诣很深的艺术家。
1953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1954年的华东区戏曲会演,是严凤英事业走向辉煌的重要一步,这次汇演直接为1955年电影《天仙配》拍摄奠定了基础。随着电影的播映,黄梅戏从安徽省的一个地方小剧种,变成了全国皆知的剧种。
从1953年到1965年,她的表演艺术水平也不断腾跃,既形成了独自的风格特色,又代表着当时黄梅戏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并对剧种风格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13年间,严凤英演出了50多个大小剧目,尤其在《天仙配》、《女驸马》中塑造的七仙女、冯素贞的艺术形象,已成了她的代表作,也是黄梅戏中的珍品。
严凤英的唱腔亮丽沙甜,委婉动听,韵味浓郁,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等唱腔之长,将它们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誉为“严派”,广为流传。在短暂的艺术生命中,严凤英主演的大戏有20多个,小戏近30个,此外还拍了3部电影,曾多次与王少舫一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演出,被田汉同志誉为“黄梅戏里的梅兰芳”,被国人称为黄梅戏的“一代宗师”。
宕跌情感
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感
严凤英的男友是安庆军区的业务骨干王兆乾。王兆乾住在伯父家,他的伯母是德国人,伯父有钱。
王兆乾和严凤英是一起学跳交谊舞认识的。王兆乾是个很有才气的人,1947年在大别山时,即开始搜集民间音乐和黄梅调。1949年9月,将《王贵与李香香》改编为黄梅调上演,首次为黄梅戏改革探索了道。他是《黄梅戏音乐》的作者,50年代即开始研究“傩戏”。
1953年, 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演出《打猪草》,带了礼物,想去甘家表达谢意。王兆乾不让她去,但严凤英坚持要去。“王兆乾就悄悄跟着去了,还碰见了甘律之。严凤英挺大方,给他们互相介绍。但王兆乾没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没握,严凤英介绍甘律之时说,这是我过去的朋友,又一指王兆乾,说,这是我现在的爱人。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怒气难抑的王兆乾还是当场打了她一个耳光。”说起严凤英的这段经历,吴琼很是感慨。个性刚烈的严凤英不堪受辱,坚决与王兆乾分手了。
这样以后,两个人就分手了。50年代初,严凤英生下第一个儿子王小亚,小亚出生前,严凤英曾托人带信给王兆乾,说孩子要生了,但王兆乾没去。严凤英的师姐、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中扮演“六姐”的张萍评价严凤英的特点是性格倔强。那时,严凤英已经怀了身孕,上世纪50年代初,未婚生子要背负巨大的社会压力,但严凤英并不在乎。
一次无疾而终的婚姻
严凤英为生计在南京舞厅唱歌时,认识了当时南京有名的“甘家大院”的三少爷甘律之。南京甘家,居南捕厅100多年,从抗战始至解放后,梅兰芳等多位梨园英华都是甘贡三的座上宾,严凤英曾经在甘家居住,学习“京、昆”艺术。
甘家的三子甘律之不仅老生、小生都能唱,还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与几位名票发起“友艺集”京剧茶座,认识了正流落南京的严凤英。“友艺集”活动中,严凤英出演过《御碑亭》等戏,她曾与甘律之合作《梅龙镇》,扮演李凤姐,获得好评。1951年,严凤英回安庆,甘律之为她购置行头,支持她重登黄梅戏舞台。1953年夏,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在南京大戏院公演《打猪草》,为感谢甘家的帮助,她买了许多礼品去看他们。
儿子王小亚出生时,陪伴在严凤英身边的是甘律之,王兆乾只是发来一封电报,祝母子平安。1954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结婚了。“这次婚姻有报恩的成分,毕竟甘律之给过她很多帮助,而且当时甘的境况也不好。”吴琼说。甘律之在严凤英同事的眼中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刚和她住到剧院这边的时候,见人就鞠躬,别人都很不习惯。他很有修养 ,不像从底层生活上来的人那样大大咧咧的。” 甘律之在那个时代每况愈下,他到合肥做生意,但很不成功,严凤英演出了《天仙配》,在安徽省内声名日起、蒸蒸日上,两人之间出现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门房意识,严凤英也受到伤害。1956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离婚。
甘律之曾有回忆:“婚后,我与凤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后我随汪剑云(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东、河北一带演出,夫妻分居。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尽管如此,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对她体贴关心,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
最后的幸福
1956年下半年,严凤英在排演《王金凤》时认识了导演王冠亚,并与之结婚。时白林回忆说,严凤英是个浪漫的人。下班时,经常看到她趴在三楼的窗口,等丈夫回家吃饭。王冠亚个性温和体贴,婚后两人感情很好。
无论事业还是家庭,这都是严凤英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评剧演员新凤霞曾回忆说:“冠亚老实,对凤英俯首贴耳,体贴万分,是个模范丈夫,自和凤英结婚以来,没有给她带来一点痛苦。但在凤英生命最后一刻,他是遗憾的……”
1968年4月8日,严凤英不堪在“文革”中受到的屈辱,服安眠药自杀。她过世后,王冠亚一直未再娶。他把精力用在给严凤英写传、拍传记电视剧上。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严凤英》,就是他编剧的。
2013年4月16日早晨5点30分,王冠亚在合肥逝世,享年84岁。遵照王冠亚的遗嘱及子女的意见,丧事从简,家里没有设灵堂,也没有摆放花圈,不时有生前好友从各地赶来,送别这位戏曲界的泰斗。
被迫自杀
“文革”中,严凤英被指控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
1968年4月7日夜,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自杀后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结果却只查到安眠药。
平反昭雪
1978年5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布为严凤英平反昭雪。同年8月21日,省文化局举行了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