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昭

董昭年轻时被举为孝廉，就任瘿陶长、柏人县县令。袁绍任命他为参军。初平三年(192年)，袁绍在界桥迎战公孙瓒;而钜鹿太守李邵和郡中仕宦认为公孙瓒兵力强盛，都想要归属于他。于是袁绍让董昭兼任钜鹿太守。袁绍问：“你用什么办法制御他们?”董昭回答说：“凭我一个人的微力，不能消弥众人的预谋，我想假作应合同意的样子，引诱他们说出实情，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权变来制驭他们。计策只能临时想出，现在没法预先谈论。”当时钜鹿郡里的大姓人家孙伉等几十人是主要的策划者，鼓动官吏和百姓。董昭到了郡里，伪造了一份袁绍的檄文告诉全郡说：“得到贼人的侦察兵安平人张吉的口供，他们会来进攻钜鹿，贼方原孝廉孙伉等人作为内应，此檄文传到郡中，即将孙伉等逮捕军法从事，只惩罚他们本人，妻儿不予连坐。”董昭依照檄文的控诉、命令，将孙伉等人立即斩首。全郡人惊惶恐慌，董昭挨个予以安慰，于是全都安定下来。事情结束后，董昭向袁绍汇报，袁绍十分赞许。恰逢魏郡太守栗攀被士兵所害，袁绍就让董昭兼任魏郡太守。当时全郡境内秩序大乱，贼人数以万计，他们派使者相互往来，进行买卖贸易。董昭十分重视这种情况，找机会在他们中间进行离间，乘他们力量虚弱时发兵征讨，打得贼方大败。两天内三传捷报。

兴平元年(194年)，因董昭的弟弟董访在张邈军中，而张邈与袁绍有矛盾，袁绍听信谗言想要治董昭的罪。于是，董昭要求去觐见汉献帝，借机脱离袁绍，半路上却被张杨留在了河内，通过张杨将印和绶带送还朝廷，被授官为骑都尉。这时，曹操统领兖州，想借道去朝见汉献帝，张杨起初不肯，董昭劝告说：“袁、曹现在虽然还是一家，但其趋势是不会长久联合下去的。曹操现在虽然弱些，但实在是天下的一位英雄，您应当有意和他结交。况且现在正有机缘，应该帮助他与朝廷联系，并且上表荐举他;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那将永远是一种很深的情分。”张杨这才向朝廷通报曹操的情况，又上表荐举。董昭又替曹操写信给长安的各个将领如李傕、郭汜等人，根据他们的地位轻重不同分别表示殷勤友好。张杨也派遣使臣去见太祖。曹操赠给张杨犬马金帛，从此与西部地区有了往来。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东归，到达安邑。董昭随张杨前往迎接，被拜为议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在许县平定了黄巾军，派遣使臣到河东去。这时汉献帝回到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张杨相互间意见对立不和。董昭因为杨奉兵马最强而缺乏外部援助，以曹操名义写信给杨奉说：“我对将军早已闻名，倾慕您的大义，所以推心置腹，赤诚相见。现在将军您将天子从艰难中解救出来，归还旧都，辅佐天子的功劳，当代没有人能和您相比，是多么的美善啊!现今群凶扰乱中原，四海不得安宁，天子朝廷至尊至重，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维护和辅佐;必须依靠众位贤士来重建王朝秩序，这委实不是一个人能够独力建立的。心腹与四肢相互依赖，互为支持，缺一不可。将军您应当作为京城内的主要力量，我作外部的援军。现在我有军粮，您有军队，互通有无，足以互相接济，同生死，共患难。”杨奉接到信后十分喜悦，对各位将军说：“兖州的军队驻扎许县，近在眼前，他们有兵有粮，国家应当依靠仰仗他们。”于是众人一同上表荐举太祖为镇东将军，继承他父亲的爵位为费亭侯，董昭调任符节令。曹操到洛阳朝见汉献帝，带着董昭，二人坐在一起。曹操问：“如今我来这里，应当采取什么计策?”董昭说：“将军起义兵，诛杀暴乱之徒，入京朝拜天子，辅佐王室，这是可以媲美春秋诸侯五霸的功绩。但下面的各个将领，人心各异，未必肯服从您。现今您留在这里匡弼天子，情势对您不利，只有转移圣驾到许县了。当然朝廷流亡迁徒之后刚刚回到旧时京城，无论远近都在企望，希图在一个早上安定下来。现在又一次迁移圣驾，不能让众人满意。做非同寻常的大事，就得有超越常规的举措，希望将军筹划怎样做利多弊少。”曹操说：“这正是我的本意。但杨奉离得很近，就在梁县，听说他的队伍精良，能够让他不成为我的隐患吗?”董昭说：“杨奉缺少袒护援助，将会独自归顺。镇东、费亭的事情，都是杨奉所确定，又听说他写信命令约束自己的士兵，足以看出他的诚信之心。应该时常派遗使者送上优厚的馈赠，答谢他的好意，以便安定他的心意。就说‘京城缺乏粮食，想将圣驾暂时移至鲁阳，鲁阳离许县较近，转相运输较为容易，就可以没有粮食严重缺乏的忧虑了’。杨奉为人勇猛而缺少思虑，一定不会怀疑我们，等到双方使者有了往来，那时足以确定计策了。杨奉哪里能成为隐患!”曹操说：“好。”立即派遣使者到了杨奉那里，然后即将汉献帝迁移到许县。杨奉感到不满，与韩暹等到定陵劫掠骚扰。太祖不予回应，秘密地攻击杨奉的梁县军营，降的降、杀的杀，即时平定。杨奉、韩暹失去兵众，向东投降袁术。

建安三年(198年)，董昭升任河南尹。这时张杨被其部将杨丑所杀，张杨的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守住城池，等待袁绍来救。曹操令董昭单身入城，劝谕薛洪、缪尚等人当日率领众人投降曹操。曹操让董昭出任冀州牧。建安四年(199年)，曹操派刘备去征讨袁术，董昭劝谏说：“刘备英勇而志向远大，关羽、张飞作他的辅佐，恐怕刘备的心思还真不好说啊!”曹操说：“我已经答应他了。”刘备到了下邳，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宣告反叛。曹操亲自征讨刘备，调董昭任徐州牧。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将颜良进攻东郡，董昭改任魏郡太守，随曹操征讨颜良。建安九年(204年)，曹操进兵围困邺城。袁绍的同族袁春卿是魏郡太守，正在城里，他的父亲袁元长住在扬州，曹操派人把他接了来。董昭写信给袁春卿说：“听说孝敬父母的人不离开双亲去谋取利益，仁慈的人不忘记君上去徇私情，有志之士不趁动乱之机侥幸取利，明智的人不行诡异之道而给自己招致危难。您的父亲过去因逃避国内动乱，向南游到百越，并非有意疏远骨肉之亲，在吴会乐而不返，明智的人深深懂得这一点，也许只有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曹公哀怜他坚守自己的志向，清廉恭敬，离群索居，没有伴侣，所以特意派遣使者前往江东，有时是迎接，有时是陪送，现在马上就要到了。即使您现在处在最平安的地方，依从的是有德重义的主人，又占据有泰山一样坚固的地盘，过的是仙人一样的日子，从道义上说，都还应该背弃那边，面向这里，舍弃百姓，奔向父亲。并且过去邾仪父与鲁隐公盟誓，鲁国人赞美这事，却没有记载他的爵位，可见王室所没有任命的，爵位之尊就不能实现，是《春秋》的义旨。何况您今天所依托的是一个危难动乱的地方，所接受的是一些假造不实的命令呢?假若你与那些作恶的人为伍，而对父亲却不加体恤，那就不可以谈论什么尽孝了。忘记了祖宗所居住的本朝，安于不是正统的奸邪的职位，实在难说是尽忠，忠与孝都被废弃，更难以说得上是明智。再说过去曾被曹公所尊敬地征召，现在却亲近族人而疏远生父，以所寄托之处为内而以王室为外，留恋不正当的利禄而背叛知己，不去追求福祚而却走近危亡，放弃明正大义而接受奇耻大辱，不是很可惜吗?如果能够幡然悔悟，改变立场，奉戴天子，侍养老父，委身于曹公，那就能忠孝不失，荣耀的名声显扬天下了。您应留心计议，尽早决定妥善的谋划。”邺城攻克后，董昭被任为谏议大夫。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远征乌桓，运粮困难，在董昭的建议下开凿了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解决了运粮问题。曹操上表封董昭为千秋亭侯，转拜司空军祭酒。后来董昭提出建议：“应该探究古代的制度建置分封五等爵位。”曹操说：“建设五等爵位的是圣人，又不是做大臣的所能制定的，我怎么能担当得起呢?”董昭说：“自古以来，大臣辅佐天下的，谁也没有建立过像今天您这样的功绩。即使有您这样的功绩的，也没有长久居于臣子的地位的。现今明公您为自己德行上尚有缺陷，未达到尽善之境而感觉羞愧，为能保守名誉节操，没有更大的责任而快乐，德行的美好超过了伊尹、周公，达到了至善至美的极致。然而太甲、周成王那样的君主未必可以再次遇到，现在百姓难于教化，更甚于殷代、周代，处在大臣的地位上，让别人在大事上怀疑自己，实在是不可以不重新加以思虑啊。明公您虽然威信德行超越前代，又深明法度，然而如果不能在此时奠定根基，为子孙万世考虑，还是没有做到家啊。奠定基础的根本在于地和人，应该在这两方面逐渐有所建立，以便自我保障和护卫。明公您忠诚的节操已经脱颖显露出来，天子的威仪也显现在容颜上，当年耿弇在床下对光武帝说的‘天下无比重要，不可被他姓之人得到’的话，朱英对春申君说的‘处在不可预期的时代，奉事不可期望的主人，怎么可以没有出于意外的人呢’的话，却无法听到。董昭我受您��恩惠非比寻常，所以不敢不如实讲出。”后来曹操终于接受了魏公、魏王的称号，都是因为董昭的这个建议。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包围樊城，孙权派遣使者来告诉曹操说：“我想要派兵向西攻打夺取关羽的地盘，江陵、公安两县十分重要，关羽失掉了这两座城池，一定会自动奔逃，对樊城的包围就会虽不直接去救而自行解除。请对这个计划保密，不能泄露而让关羽有所准备。”曹操询问众臣该怎样对待孙权的要求，大家都说应当保密。董昭说：“军事上的事情注重权变，要求它合乎时宜。应该表面上答应孙权，为他保密，但实际上要把它泄露出去。关羽听说孙权出兵西上，如果退兵保护自己，樊城的包围就会很快解除，我们很方便地获得利益，还可以使孙权、关羽两支贼军像两匹马一样互相对峙攻击，我们坐等他们的困乏疲惫。如果我们保密而不使它泄露，让孙权的计划实现，那不是上策。另外，围城中的将官如果不知道外有救兵，想到粮食越来越少，会产生恐惧情绪，倘若有了其他的想法，造成的危难将不会小，所以还是露出这个消息对我们有利。并且关羽为人强横凶暴，自己倚仗江陵、公安二城防守坚固，必定不会立即退兵。”曹操说：“很好。”于是命令前去救助曹仁的大将徐晃把孙权的来信射到围城里和关羽的军营中，围城中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斗志倍增。而关羽果然犹豫不决。等到孙权军队到了江陵、公安，得到了关羽的这两座城池，关羽惨遭失败。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继承王位，董昭被任命为将作大匠。同年，曹丕称帝，董昭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进封右乡侯。黄初二年(221年)，董昭升任侍中，并分出封邑赐其弟董访为关内侯。黄初三年(222年)，征东大将军曹休面对长江驻军在洞浦口，上表自荐：“愿率领精锐部队像猛虎一样扑向江南，打败敌人，获取资财，此事必定胜利告捷;如果臣下死于敌手，不必顾念臣下。”曹丕担心曹休随即渡江，派驿马传送诏书命令他停止行动。这时董昭正在旁边侍奉，劝谏说：“我私下里窥见陛下脸上有忧虑的神色，难道只是因为曹休将要过江的缘故吗?现在渡江，从人之常情上说，都认为很难，即使曹休有这个愿望，从形势看，他不能独自实行，还应当有各个将领协同。但臧霸等人既有财富又享受着尊贵，不再有其他愿望，只想要平安到老，保守利禄福祚不失而已，怎么肯在危险的时刻自己投身必死之地，以谋求侥幸成功呢?假如臧霸等人不向前推进，曹休自然会沮丧停止。臣下恐怕陛下即使有命令他渡江的诏书，他也许还要沉吟犹豫，未必就一定听从命令呢!”不久，暴风吹送吴军的船只到了曹休等人的军营下，被曹军斩首一部分，捕获一部分，吴军随即四散奔逃。曹丕下诏命令各路军队赶快渡江。部队还没按时进军，孙吴救助的船只就到了。曹丕大驾到达南阳郡宛城，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人攻打江陵，没有成功。当时长江水浅，江面狭窄，夏侯尚想要乘船率领步兵骑兵进入江中陆地驻扎，制作浮桥，桥南北可以往来，计议的人多数认为这样就一定能攻克江陵城。董昭上疏说：“武皇帝智慧勇敢都超过常人，而他用兵时都十分重视敌人，不敢像这样轻敌。现在把军队驻扎在洲渚中，已经很深入了;乘浮桥渡水，是非常危险的;只从一条道路行进，是十分狭窄的。这三种情况都属于兵家所忌讳的，而现在竟然都实行了。如果贼兵频繁攻击浮桥，我们防守上有一点疏漏，那么，洲渚中的精锐力量，就将不再为魏国所有，而将转化为吴国的了。臣私下为这种情势忧虑，废寝忘食，而那些计议此事的人却怡然自得，不以为忧虑，不是太糊涂了吗?再加上江水向来是要涨的，一旦江水暴涨，用什么来防御?破不了贼兵，自己先完蛋了。为什么凭借危险的地势，却不害怕?事情将会十分危险了，希望陛下考察这些情形!”曹丕明白了董昭的话，立即命令夏侯尚等人急速撤出。吴军分两路向前挺进，魏军成一路退却，不时溃散，将军石建、高迁仅以身免。魏军退出十来天，江水暴涨。曹丕称赞董昭有张良、陈平那样的见识。 黄初五年(224年)，董昭改封成都乡侯，拜太常。同年，董昭改任光禄大夫、给事中，随曹丕东征。

黄初七年(226年)，董昭回朝，拜太仆。同年，曹叡继位，董昭进封乐平侯，食邑一千户，转任卫尉。太和四年(230年)，董昭开始代理司徒的工作。太和六年(232年)，董昭被正式任命为司徒，董昭上疏，陈述末流的弊病说：“凡是占有天下的人，没有人不崇尚敦厚朴实忠诚守信的人士，而对那些虚伪不实的人深恶痛绝。近年的事例：魏讽在建安末年被诛杀，曹伟在黄初初年被斩首。我恭敬地注意到圣上前后所颁布的诏令，对浮华虚伪深恶痛绝，想要击破不正当的结党，常常使用切齿的言辞;然而那些执法的官吏都畏惧那些人的权势，没有人能对他们揭发纠查，这样就使得对风俗的败坏侵犯越来越严重。我看到当今少年不再以学问为作人的根本，转而把四处交游作为他们的职业;国中杰出的人士不把孝悌和清廉的修养当作首务，竟然把追逐权势、惟利是图当作第一位的事情。他们群相纠结，合成团体，互相吹捧赞赏，以毁谤和贬低来惩罚和羞辱，以袒护赞誉为封爵赏赐，谁依附他们，他们就对谁赞叹不已，谁不依附他们，就成了缺点和罪过。听说还有人让家奴门客书记和有职位的家属冒用他的名字，出入往来官府禁地，交换流通书信公文，侦探察问。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国法所不允许，刑罚所不能赦免的，即使是魏讽、曹伟的罪行，也不会超过这些了。”曹叡于是发出严厉的诏令，斥责、罢免了诸葛诞、邓飏等人。青龙四年(236年)五月乙卯(十三)日(7月4日)，董昭去世，享年81岁，谥定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