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永年

毕永年(1869—1902)，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爱国志士。幼时，毕永年随父在军中往来，练得过人胆识。他好读王船山遗书，深受民族思想影响。1897年，毕永年考取拔贡，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下深厚友谊，时常聚会议论国事，忧国忧民。1898年，积极加入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举办的强学会，宣传维新思想。8月，毕永年追随谭嗣同抵达北京，拜会康有为。康有为通过谭嗣同介绍，知道毕永年是运动会党好手，便令他留京相助。康有为策划围园杀后时，让毕永年率百人刺杀慈禧。戊戌变法失败后，毕永年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加入兴中会，走上革命道路。

1900年，毕永年在上海与唐才常会面，组织正气会。此时唐才常在保皇和革命道路上徘徊不定，毕永年与唐才常辩论无果，痛哭而去。之后毕永年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7月16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布置起义事项，毕永年被任命为民政部长。但惠州起义终因弹尽粮绝告失败。1902年1月14日，毕永年在惠州病逝，年仅33岁。

生平经历

毕永年(1869—1902)，湖南长沙人，清拔贡。少读王船山遗书，萌反清之志，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善，参与维新变政，暗中结交会党。1898年8月赴京，康有为欲委其领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政变后剪辫、焚贞照，以示脱离满清政府统治。赴日本，谒见孙中山，与保皇派绝交，加入兴中会。奉命与平山周归国联络湘鄂会党。入湘三度，与群豪订交。又任《汉报》笔政数月。1899年10月率湘鄂会党首领到香港，与兴中会、三合会共同组建光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其间与同乡前辈释紫林邂逅，与结弟子之缘。对投靠康有为的哥老会首领晓以大义，无效。正气会成立后，力劝唐才常改变自相矛盾的宗旨，断绝与康的关系，唐坚不肯从，乃愤而剃发出家，投浙江昔陀寺为僧，欲云游四海。后参与自立会之事，再度劝告唐与康绝交，又被拒绝，对孙也有所误解，遂投入广州某寺，欲于僧众中访求任大陆破坏之责者。孙闻其远遁，如失左右手，曾四处访寻不获。兴中会与湘鄂反清势力的联系因此大为削弱。不久以病殁，葬于罗浮山。民国成立后，骨殖迁回湖南。

围园杀后

1898年6月，礼部主事王照呈奏“转移观听法”，提出皇上奉太后巡幸中外，开阔眼界，以利变法开展，并设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但礼部六堂官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因阻抑王照奏折，不肯代奏。7月19日，六堂官被光绪革职，擢王照三品衔并以四品京堂候补，六堂官因本身利害所系，四布危言耸听，以期激怒慈禧太后，整体全盘推倒新政，避免自己的被革，政局形势确实比较紧张。8月1日，光绪又召见握有七千北洋新军的实权派人物袁世凯，超越擢升其为候补侍郎。此次召见因明显带有笼络之意，暴露出光绪企望掌控军权的意图，引起后党惊恐。直隶总督荣禄对此大为不安，西太后在紫禁城里又遍布耳目，精于政治的她哪里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因此，是年8月初的北京政局处于帝后两党矛盾激化的前夜。不过，杨锐携出衣带诏在7月27日，即光绪召见袁世凯之前。当时，维新派为求变法甚为激进，有点迫不及待，屡促光绪痛下决心罢黜旧派昏庸大员，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即可一逞其志，黜尽老派守旧官员，尽擢新锐俊秀，毕其功于一役。如变法初期，6月16日康有为在朝房等候光绪召见，碰遇荣禄，谈及变法，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忿然作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显然，康有为将变法之事看得太简单了，以为变法仅仅只涉及高层人事，只要皇帝发话，建立权威即可成事，未看到变法牵一发动全身，将改动社会既有利益格局，传统习惯势力必然步步抗拒处处抵触。处于漩涡中心的光绪，当然要比下面的维新派官员清醒得多，自感权力未足，根基未稳，不能骤然行动，恐激起对立派的拼死反抗。故于7月27日降密谕，要求维新派商议筹划，拿出切实可行之策。衣带诏最重要一节的原文如下：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废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废，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负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

此时的光绪，心态尚稳，只是要求在“不致有负圣意”的前提下，希望维新人士拿出切实可行之策，以达到罢黜旧官尽行新法之目的。光绪在密谕中还明确示意，如果罢黜旧员一事操之过急，有可能危及自己的大位，乃是将来时，并不��已经有失位之危的现在时。至于有人所记同日赐康有为的密诏，其实就是这一由杨锐带出的衣带诏，由林旭转录之后再交康有为，并无另赐密诏。政变后，杨锐被难，康有为始终未见到密诏全文。所以，王照等人认为所谓光绪密谕全系康有为的伪造，从而否定有光绪衣带诏一说。维新诸臣接到密诏后，急躁愤事，断章取义，将“则朕位且不能保”改为“今朕位即不保”，将“妥速筹商”引申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夸大了情况的危急性与尖锐性，以期引起众人义愤，采取断然行动。这一份篡改后的“密诏”由林旭抄录后交康谭二人，分别示人以商谋对策。此时，九月天津阅兵将行废立的传说已流布甚盛，“四卿”及康有为、徐世昌(袁幕僚、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等人接旨抱头痛哭，于是定策倚用袁世凯，要他诛杀荣禄、围颐和园逼太后交权，即著名的“围园杀后”，这才有后面光绪召见袁世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于法华寺等一系列事件。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云：八月初三谭嗣同突然夜访，出示上谕，要求袁带本部新军入津，宣旨诛杀荣禄，以袁自代直隶总督，然后提兵入京，以一半兵力拱卫皇宫，一半兵力去围颐和园，迫使太后交权。精明的袁世凯见上谕乃黑笔所写，并不是皇帝专用的朱笔，且内中并无诛荣围园之语，不免面露疑色，谭嗣同便说他有能力挟制皇上，再派湘籍武士百人入袁军，围园时的杀后任务由他们完成。而且，袁世凯初五日再次觐见皇上请训时，皇上定会面付诛荣围园之朱谕。袁听到谭出“挟制”二字，不寒而栗。两天后，即八月初五，袁世凯再次入宫请训，光绪只说：“你练兵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似乎北洋新军以后可从荣禄处独立出来，不必再受其节制，虽有暗示其不必听命荣禄之意然并无杀荣围园之意。当然，袁世凯此处之语多有隐饰，但最重要的是否定了接到密诏这一关键情节。幸好，袁世凯曾给其兄袁世勋一封家信，内中道出实情：盖缘皇上急欲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设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余统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余破格超升授为候补侍郎。余思保皇本为臣下之天职，慨允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政策为宗旨。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傅俊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位?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不问;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屈，后世明眼人自能谅之。弟彷徨终夜，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皇上遂遭幽居。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护理直隶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助君为不孝也。

张国淦以前清缙绅身份仕宦民国，1912年入阁袁世凯政府，直至1926年北伐战争发动后“出局”，退出政坛，专事著述。解放后，聘为上海市文史馆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55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张氏与北洋政府高层人士多有过从，曾与袁世凯数次谈到戊戌之变，洞悉内情，所引资料较实。他通过对各种资料比较分析，参佐其与袁世凯的几次谈话，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致兄之书较为确实可信。八月初五光绪面交袁世凯密诏，实有其事，当时的一些记载辨无其事，可能出于对光绪的保护。而且袁世凯于维新初期确实倾向帝党，故得帝党推荐破格升为擢侍郎，并由谭嗣同传达密旨要求其杀荣禄围园。八月初四、初五，袁提兵入京，此时他正徘徊于两大阵营之间，观望风向以相机行事。袁世凯初五入宫请训奉有密诏，出来时在宫门遇到荣禄，荣禄拦住袁问为何带兵来此?袁世凯此时不得不以实情相告，否则他曾说“杀荣禄如杀一狗”即可成“杀袁世凯如杀一狗”。因为，在这关键时刻，袁世凯若稍一含糊搪塞，荣禄完全可立予杀毙。袁世凯家信中的“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说明袁世凯内心十分矛盾。可见戊戌之变确为袁氏告密，地点在北京不在天津，时间为八月初五。而且进入八月初，帝后新旧两派进入即将摊牌的短兵相接，后党密谋废立在先，光绪下诏诛荣围园杀后在后。衣带诏一节，确有其事。至于衣带诏真迹，杨锐被害后，其子将密诏秘藏回川。11年后，于宣统元年缴呈光绪弟摄政王载沣交实录馆。按皇家惯例，先帝大行之后，由新帝完成对其一切行为的“实录”。故此衣带诏得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