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
早年经历
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清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1840年4月17日）生于丹徒（今镇江），
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间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5岁入塾读书，喜探询天象运行奥秘。12岁来沪，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清咸丰八年（1858年），全家从镇江转至沪定居。
清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汇天主教小修院接受两年的“神修”训练。后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清同治九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同治十三年，调任徐汇公 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
其弟马建忠为著名外交家。外甥朱志尧为著名实业家。外甥朱开敏为天主教海门教区主教。
从事洋务
清光绪二年（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高丽（朝鲜）守旧的对照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因此屡屡上书朝廷献策，却都似泥牛入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助其弟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创建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冬，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在此之前，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潜逃至吴淞，马相伯闻讯，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Perrin）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决意站在学生一边，并得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当年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辉任教务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于2005年7月18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
1902年筹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市向明中学。
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辛亥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东京任《政闻社》总务员。因其德高望重，孙中山将他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此时他已七十高龄了。没过多久，南京撤销设市。 马相伯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都督
，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任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在这期间， 曾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字敛之。后为辅仁大学校长）创办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民国3年（1914年），马相伯子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第四中学）教育经费。袁世凯称帝后，他痛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民国6年（1917年）南归，隐居徐家汇土山湾（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乐善堂），著书谈道，不问世事。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晚年时光
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民国28年（1939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 之用。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