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

联合创作 · 2023-10-25 13:20

早年经历

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清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1840年4月17日)生于丹徒(今镇江),

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间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5岁入塾读书,喜探询天象运行奥秘。12岁来沪,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清咸丰八年(1858年),全家从镇江转至沪定居。

清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汇天主教小修院接受两年的“神修”训练。后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清同治九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同治十三年,调任徐汇公 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

其弟马建忠为著名外交家。外甥朱志尧为著名实业家。外甥朱开敏为天主教海门教区主教。

从事洋务

清光绪二年(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高丽(朝鲜)守旧的对照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因此屡屡上书朝廷献策,却都似泥牛入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助其弟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创建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冬,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在此之前,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潜逃至吴淞,马相伯闻讯,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Perrin)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决意站在学生一边,并得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当年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辉任教务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于2005年7月18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

1902年筹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市向明中学。

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辛亥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东京任《政闻社》总务员。因其德高望重,孙中山将他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此时他已七十高龄了。没过多久,南京撤销设市。 马相伯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都督

,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任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在这期间, 曾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字敛之。后为辅仁大学校长)创办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民国3年(1914年),马相伯子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第四中学)教育经费。袁世凯称帝后,他痛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民国6年(1917年)南归,隐居徐家汇土山湾(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乐善堂),著书谈道,不问世事。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晚年时光

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民国28年(1939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 之用。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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