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逊
樊逊,字孝谦,生年不详,卒于北齐后主高纬天统元年(565年),河东北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人。北齐文学家。樊逊出身普通家庭,父祖均无仕宦之迹,一生平居乡间。他的哥哥以制毡为业,家庭经济比较优裕,常供给他读书资用。樊逊虽好学不缀,然常受兄供养,于心不安,曾打算同哥哥一同制毡为生。他的母亲勉励他弃小行、求大业,努力读书,才使他下定决心,专心于儒学经典。以孔子“见贤思齐”为座右铭,激励自己。
轶事典故东、西魏并立的局面形成后,樊逊的家乡被西魏军队攻破,他随东魏官守东撤,寓居于邺城。北齐建立后,他又到临漳县当了小吏。临漳县令裴鉴清苦俭约,偶有白雀集于县衙,当地人认为是裴鉴俭约带来的祥瑞,便纷纷称颂。樊逊也乘这个机会,写了十来首诗称���裴鉴的清德。裴鉴看了后,十分赏识他的才华,便任他为县主簿,掌管文书。随后,又经裴鉴的推荐,披右仆射崔暹收为宾客,与当时的文士李广、封孝惔等人一起,讲论文章。樊逊象貌丑陋,又常为门第所限,独处静默,常以东方朔“陆沉世俗,避世金马”之语安慰自己。曾仿照东方朔的《答客难》写过一篇《答客诲》的文章,用以抒写自己的心志。他在崔暹府上做宾客时,有一次崔暹大会宾客,有大司马、襄城王元旭在座,论及任用府僚的事,崔暹欲将樊逊推荐于元旭,便指着樊逊说:“此人学富才高,是很好的军事参谋。”元旭看看樊逊的长相,不屑地反问道:“这个样子,岂能当军事参谋?”面对元旭颐指气使的态度,樊逊很恭敬然而又很刻薄地说:“家无荫第,不敢当此。”
官宦经历东魏武定七年(549年),高欢死去,崔暹也因在高欢时期严厉打击世家大族而遭到这些人的激烈反对。高洋为平息世族的反对,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将崔暹流放于边外,于是,崔暹的宾客也都流散各地。樊逊流落到陈留,在那里居住下来。陈留为北齐梁州治所,梁州刺史又将樊逊录用为参谋,并举他为秀才。梁州为北齐的下等州,按照北齐荐举制度,下等州每三年才能举荐一名秀才,因为在武定五年(517年)梁州曾举荐过一名秀才,所以在武定五年再不能举荐。这样,虽经当时期臣争论,樊逊的秀才还是没有被朝廷认可。他回到梁州后,又升任长史,随着梁州刺史出军南征,后又随梁州刺史到了颍州。北齐高样天保元年(550年),颍州又举荐樊逊为秀才,又因他朝堂对策不合高洋心意,被定为三年内不准入选之列。天保五年(555年),梁州再次举荐樊逊为秀才,对策第一,才算得到一个秀才的头衔。从此,他才得以在朝中做官。高洋天保五年,也就在樊逊得秀才的这年十二月,他曾作为清河王高岳的随从,跟随高岳出军南伐。次年,又做为高岳的行台郎中,出使南朝,使梁与北齐修定了和约,考绩为清平勤干。
历史贡献制定诏令高洋天保八年(55g年),北齐朝廷精简官员。选官只有二、三百人,参选者竟高过10倍,所以朝廷以策问选官。在这策问选宫中,樊逊对策为当时上等,被选入官。当时任尚书左仆射的杨愔评论说:“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将三人同时任为员外参军。但樊逊仍以门第寒素而推辞,杨愔以“才高不依常例”为由,果断地把他留在身边。到北齐武成帝高湛河清初年,樊逊被任为主书,参与制定诏令策议。天统元年(565年),加官员外郎,不久病死。北齐是一个短促的王朝,但就在这短暂的时期内,还是比较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的。《北齐书*文苑传》序言说:“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廷髦儁,开四门以纳之,举八纮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樊逊也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
建言献策从遗留在《北齐书》中樊逊的对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适应北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崇尚儒教,排斥佛老。他认为,如果佛老盛行,儒道必然毁坏。因此,他建议高洋还是“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把心思用在国家的治理上,不要轻信佛老之言。这种排佛、老,崇儒道的思想,对于北朝统治者确实是有帮助的。
历史评价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樊逊或许还没有什么地位。但就北齐一朝,甚至北朝来说,他还是以文章而知名的。据《北史》记载,当时的大文人魏收很为人称颂,他曾经写了《库狄干碑序》,令樊逊为之作碑铭,写好之后,别人以为序和铭均出自魏收一人之手。高洋死后,杨愔让樊逊作书告晋阳朝士,书写好后,又让魏收润色,魏收竟不能更改一字。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的文才。只是,樊逊的作品没有多少保存下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保存典籍天保七年(557年),高洋下诏校订皇家藏书,以供皇太子览阅。樊逊又与高乾和、马敬德等11名秀才同被诏定校刊群书。在战争频繁且又分裂割据的情况下,高洋能够这样做,确非易事。樊逊受此重任,倍加认真负责。他依据汉时刘向校书的方法,就北齐境内所有公私藏书收集致全,精心校阅,除当时官家藏书外,“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疑阙。”对于保存我国古代典籍做出了一定贡献。
目录学家北朝北齐文献整理专家、目录学家。字孝谦,河东北猗(今山西临猗)人。少好学,专心典籍,恒书壁作“见贤思齐”四字以自劝后出任为临漳小吏。县令裴鉴见其所作《清德颂》10首,擢为主簿。武定七年(549),兼录事参军事。天保四年(553)年,尚书擢第,以逊为当时第一。后诏入秘府刊定书籍,天保七年(556),诏令校定群书,他与高乾和、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傅怀德、古道子、李汉子、、鲍长暄、景孙、王九元、周子深等11人,同被尚书召集一起刊定古籍。当时秘府所藏书籍纰缪甚多,他上书称:“案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竞,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后杀青。今所仇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秘书监尉瑾听从他的建议,借所得别本3000余卷参校,所编校《五经》诸史殆无遗阙。时有“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之说。官至员外散骑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