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轻识

在我们所熟知的拉美作家中，最著名的当数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第三位应该说就是略萨。他们曾深度影响过中国当代的年轻小说家，乃至决定过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的某种走向。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来读略萨的这本写给年轻作家的书《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对早已进入中年的我们来说算是重温，而对现在的风流少年而言则是初读。我很难猜测年轻读者的感受，只是有一种直觉，这本书或许并不能激发初读者如重温者的那种感动和共鸣了。在我们当下的这种文学时代，这本书所崇尚的文学信念和专业探讨精神，可能会显得过于“古典”，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这本书真的能够指引我们接近文学吗？它对青年作家真的会有实际的价值吗？

全书由十二封信的形式组成。除作为“附言”的末信外，第一二封信谈的都是些“大道理”，第三至第十一封信则具体探讨（长篇）小说的语言、风格、空间、时间...

全书由十二封信的形式组成。除作为“附言”的末信外，第一二封信谈的都是些“大道理”，第三至第十一封信则具体探讨（长篇）小说的语言、风格、空间、时间、视角等等叙事形式和技巧问题。从纯粹实用的角度来看，写作者主要关心的恐怕都会是后者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确实，略萨在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里都在努力探讨写作中的具体问题，他是在用自己的文学经验和理论素养指导年轻作家掌握写作的技巧和克服文学的障碍。不过，他所说的一切，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文学的才能必须首先建立在写作者的大量阅读和写作实践之上。这只要看略萨所同时提及并凭借的众多作家作品的名单即可一目了然。相对于理论而言，阅读和写作无疑是更重要的。理论可使人获得抽象的明白，但真正的文学悟性在我看来只能产生于具体的阅读和写作之中。这也正是文学常常会难以言说的原因所在。如略萨所说：“即使在评论是非常严格和准确的情况下，也不能穷尽创作现象的研究，也不能把写作的全貌说个明白。无论什么成功的小说还是诗歌总会有某个因素或者领域是理性批评分析无法捕捉到的。因为文学批评是在运用理性和智慧；在文学创作中，除去上述因素，往往还有以决定性的形式参加进来的直觉、敏感、猜测，甚至偶然性。它们总会躲开文学评论研究最严密的网眼。”（附言）一句话，相对于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性，理论评论不能不是极其有限的。

但是，即便如此，文学仍然有其不变的、恒定的乃至是最根本的要素。这是理论要加以阐明和表达的，同时也是略萨在这本书里列为首要内容而要求青年作家牢固建立的信念。如果说略萨的那些关于形式和技巧的所有说法，不难从别一个老练、成熟的作家口中听到的话，那么这个杰出作家的胸怀气度及文学信念，恐怕就远非一个平常作家所能有或所敢有的了。这就不能不谈谈略萨所说的文学大道理了。

在第一封信里，略萨首先谈及的是写作者的“文学抱负”问题。他认为对一个准备成为作家的人来说，“文学抱负是必要的起点”。什么是作家的文学抱负？“作家从内心深处感到写作是他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事情，因为对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最好的生活方式，作家并不十分在意其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换言之，作家获得或建立文学抱负的过程是，“一天，突然感到自己被召唤，身不由己地去从事这种活动――比如写故事，根据自身条件，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觉得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丝毫不认为是在浪费生命”。在略萨看来，这样一种内心的或真正的文学抱负的获得和建立，“不能仅仅解释为自由选择”，而应该确切地说是一种“自我选择”。所谓自我选择，突出的是作家对自己的生活及文学的自觉的承担意识。这就需要作家具备源于内心的或精神的支持力量。由此便能够更深入地谈这种文学抱负的起源。不是别的，略萨提供的答案就是“反抗精神”。“我坚信：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并且，“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反抗精神即文学抱负的起源，就是堂吉诃德的精神，也就是文学的真精神。它可被视为滑稽，也可被视为崇高；可被视为喜剧，也可被视为悲剧。――但这种精神，恰恰是“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唯一的证据”。略萨还有下面这段话，把他的文学抱负观推向了极致的表达：文学抱负“是一种专心致志、具有排他性的献身，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奴隶”。如福楼拜所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作家“不是为生活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像献身宗教那样献身文学（而非仅仅是“从事文学”）的作家，“他才有条件真正地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略萨）这样的作家也就成为其文学抱负的快乐而幸福的“奴隶”。

由此看来，略萨的这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探讨的主旨并不在如何使作家的成功写作成为可能，而是在如何使杰出的作家成为可能――文学抱负的获得或建立，将促使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显然，这与大多数的文学历史和我们的现实状况都是相距遥远的，这同时也就是杰出作家不能不是稀少的原因。

最后再顺便提及两个小问题，也算是读书余谈。一是略萨所谈的文学抱负及反抗精神（诸多引文未录），我以为其实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文学层面（如本文所谈），二是政治层面。后者显然与略萨所处的拉美政治环境有关（本文未详）。其次，看遍全书，我发现略萨所举的作家作品之例，除美洲以外，几乎都是西欧（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的文学，那么，至少，还有俄罗斯文学呢，为什么未见提及呢？

本书系当代拉美最重要的作家玛利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一部讨论小说写作技巧的随笔集，1997年在西班牙出版后，陆续在世界各国出版了多语种版本，是一部难得的文艺散论作品，它以书信的形式，介绍了作者对小说创作中，一系列关于技巧和形式方面的基本问题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巴尔加斯・略萨在这本书中谈及的语言风格、时间、空间视角、不同的现实层面以及许多技巧变化都属于小说创作的“基本功”。读者可以从中窥探到优秀现代小说的欣赏途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出生于秘鲁阿雷基帕。1959年以故事集《首领们》初获文名，1963年出版成名作《城市与狗》。他还著有《塔克纳小姐》、《琼加》和《阳台上的疯子》等多部戏剧作品。2002年又有长篇新作《天堂在另外的街角》问世。他于1986年和1994年先后获得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和塞万提斯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