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与社会-轻识

明末清初百余年间，江南地区是天主教耶稣会中国传教“适应策略”的实验场。在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江南地区，从欧洲远道而来的耶稣会士在奉教士绅和华人传道员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整套成熟细密的传教网络，从而使该地区成为当时天主教事业最有成效的地方，无论是教堂数量，还是教徒人数，都在全国首屈一指。本书深入展现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耶稣会传教网络、人物群体、传教方法、圣会组织等层面，以丰富的细节和数据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教会与社会”相交相融的中西文化交流图景。

通过研究，本书发现：一、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从在南京建立第一个传教点开始，逐步扩展到上海、松江、杭州、苏州、常州、扬州、淮安、嘉定、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整个江南省及浙江东北部地区。到康熙中期，江南地区建有约200座大小教堂，居全国各地区之首；教徒人数约达14万人，占全国教徒总数七成以上。二、明末清初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各地政府对天主教的容忍和友好，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宽松的社会土壤。明末清初百余年，国家层面对天主教不利的时期，不足10年而已，其余近百年时间，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宽松期，是中西文化相遇与交流的黄金时期。三、由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倡导的传教“适应策略”，得到江南地区耶稣会士创造性地发展和实施，灵活运用于传教实践，获得当地官员和士绅的广泛认同，得以建立至上而下、由城市到乡村的传教体系。四、总体说来，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掌握多种技能，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饱学之士。特别是早期来华的意大利、葡萄牙及法国耶稣会士，更是传教队伍中的精英人才。耶稣会士个人素养对官绅和民众产生强烈的精神感召。五、遍布城乡、种类多样的天主教圣会组织，构成了江南地区庞大的教会网络的基础。无论在中心城市，还是边缘乡镇，都建有各种圣会组织，传教士通过这些组织，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管理着数万名教徒。六、华人传道员在协助耶稣会士的传教工作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传教士的领导之下，各司其职，在事实上维持着当地教会的运转和发展，是教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研究和发现，本书认为，江南地区十多万民众接受西学和西教，可以说是16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一大事件。耶稣会士、奉教士绅、华人传道员等通力合作，在江南地区顺利建立传教网络，把该地区变成天主教传播的沃土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广阔舞台。以“利玛窦路线”为核心的“适应策略”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获得普遍接受，可以说是明末清初“江南模式”在全国的发展和延伸。

赵殿红，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唐廷枢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