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富强
面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危难，不少仁人志士都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探索出路，开具药方。在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刺激之下，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一条超出器物层面而迈向宪制及其文化的道路。但他们的思想路向似乎是:为了民族复兴，中国必须选择宪制，而作为救亡之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的宪制运动又需借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来获得动力，民族主义精神的动员又必须强化民族文化，这种张力使得宪制在中国陷入两难的境地。与此相联系，宪制的中国化就自然地由“道”变“器”，从“体”而“用”正所谓“富强为体，宪制为用”似乎到今天，还是这样一种思路和预设。
本书就是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富强所设计的种种宪制主张之梳理与评价，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从龚自珍、魏源到严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陈独秀，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国民革命、五四运动等种种方案，呈现出作者对近代中国...
面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危难，不少仁人志士都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探索出路，开具药方。在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刺激之下，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一条超出器物层面而迈向宪制及其文化的道路。但他们的思想路向似乎是:为了民族复兴，中国必须选择宪制，而作为救亡之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的宪制运动又需借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来获得动力，民族主义精神的动员又必须强化民族文化，这种张力使得宪制在中国陷入两难的境地。与此相联系，宪制的中国化就自然地由“道”变“器”，从“体”而“用”正所谓“富强为体，宪制为用”似乎到今天，还是这样一种思路和预设。
本书就是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富强所设计的种种宪制主张之梳理与评价，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从龚自珍、魏源到严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陈独秀，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国民革命、五四运动等种种方案，呈现出作者对近代中国富强与宪制思想研究的范式创新。
王人博，山东莱西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