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銘 : 江文也詩集

《北京銘》於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八月二十日，游東京日本橋區的青梧堂出版發行，初版五百部，其後是否再版，不得而知。

該詩集外觀質樸、大方，其編排、印刷、裝潢頗為考究，以日本正在戰爭物資缺乏的非常時期來說，是很難想像南出這種輸的。書皮是硬紙，扉頁有一禎作者在北京某一古蹟拍的照片。編排先有一首：寄「銘」的恤詩，再按春夏秋冬之順序分為四部，每一部有二十五首詩，四部共一百首詩，接著是一首：寄「銘」的結尾，所以連前後的序詩和結尾共有一百零二首詩，最後才排出目次。詩人似乎把整本書當作一首詩，猶如創作樂曲時用對位法（contrappunto）來寫詩，來編排詩集，藉以表現詩的內容，獲得繁複的效果。

所謂「銘」，《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鄭玄注：「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然而，江文也的「銘」並非刻在金石上，而是如同在 "寄「銘」的序詩"上所說的：

我要把要刻...

《北京銘》於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八月二十日，游東京日本橋區的青梧堂出版發行，初版五百部，其後是否再版，不得而知。

該詩集外觀質樸、大方，其編排、印刷、裝潢頗為考究，以日本正在戰爭物資缺乏的非常時期來說，是很難想像南出這種輸的。書皮是硬紙，扉頁有一禎作者在北京某一古蹟拍的照片。編排先有一首：寄「銘」的恤詩，再按春夏秋冬之順序分為四部，每一部有二十五首詩，四部共一百首詩，接著是一首：寄「銘」的結尾，所以連前後的序詩和結尾共有一百零二首詩，最後才排出目次。詩人似乎把整本書當作一首詩，猶如創作樂曲時用對位法（contrappunto）來寫詩，來編排詩集，藉以表現詩的內容，獲得繁複的效果。

所謂「銘」，《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鄭玄注：「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然而，江文也的「銘」並非刻在金石上，而是如同在 "寄「銘」的序詩"上所說的：

我要把要刻在

一百個石碑和

一百個銅鼎的

這些刻在我的肉體上

可見《北京銘》一百零二首詩是詩人銘心鏤骨之作，是江文也用文字創作的一闕交響樂。

《北京銘》其內容多為歌詠北京的古蹟、風俗、自然象限、社會諸面貌以及凝視歷史和生命的現象湧上心頭的冥思。詩人想把這些表現為師，如果寫得太長，將會失之於鬆散，因此決定以凝聚到極點的短詩型式做為表現的工具，大體都是四行，偶有五行、六行、七行，最長的八行。這樣把龐大古蹟的歷史壓縮於感動的頂點，把因景光和世相扣動音樂般飄忽而又抽象的思維、冥想，揉雜在四季的交替裡像刻銘文一樣地表現出來。

《北京銘》於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八月二十日，游東京日本橋區的青梧堂出版發行，初版五百部，其後是否再版，不得而知。

該詩集外觀質樸、大方，其編排、印刷、裝潢頗為考究，以日本正在戰爭物資缺乏的非常時期來說，是很難想像南出這種輸的。書皮是硬紙，扉頁有一禎作者在北京某一古蹟拍的照片。編排先有一首：寄「銘」的恤詩，再按春夏秋冬之順序分為四部，每一部有二十五首詩，四部共一百首詩，接著是一首：寄「銘」的結尾，所以連前後的序詩和結尾共有一百零二首詩，最後才排出目次。詩人似乎把整本書當作一首詩，猶如創作樂曲時用對位法（contrappunto）來寫詩，來編排詩集，藉以表現詩的內容，獲得繁複的效果。

所謂「銘」，《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鄭玄注：「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然而，江文也的「銘」並非刻在金石上，而是如同在 "寄「銘」的序詩"上所說的：

我要把要刻在

一百個石碑和

一百個銅鼎的

這些刻在我的肉體上

可見《北京銘》一百零二首詩是詩人銘心鏤骨之作，是江文也用文字創作的一闕交響樂。

《北京銘》其內容多為歌詠北京的古蹟、風俗、自然象限、社會諸面貌以及凝視歷史和生命的現象湧上心頭的冥思。詩人想把這些表現為師，如果寫得太長，將會失之於鬆散，因此決定以凝聚到極點的短詩型式做為表現的工具，大體都是四行，偶有五行、六行、七行，最長的八行。這樣把龐大古蹟的歷史壓縮於感動的頂點，把因景光和世相扣動音樂般飄忽而又抽象的思維、冥想，揉雜在四季的交替裡像刻銘文一樣地表現出來。

江文也一生多采多姿，也有許多波折。他在台灣出生，在日本成長，在中國去世。但在這三個地方，他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他是音樂家。他的音樂成就是國際性的：一九三六年，在柏林奧運，他以《台灣舞曲》榮獲第四名。當時的奧運，還包括藝術競賽。

除了音樂，他也寫詩。他的詩簡短而精深。這本詩集是用日文寫成的，由葉笛中譯。葉笛是詩人，久居日本，現已返台定居，從事創作和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