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这里要附带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庸讳言到今日尚未达成，因而五四时期所标示的改革课题仍具有生命力。可以断言，在此后的中国，只要知识分子仍旧被视为或自视为是推动历史的先驱力量，相信五四运动于知识界仍然有历久常新的魅力。不过笔者却认为，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知识界能发挥了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只能是二十世纪初头的三十年间，这期间也正是由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成功的第一代的形成和成长的时期。

其次，除了近代中国革新运动愈步趋深入，以至到五四时期而有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的历史进程外，我们不能忽略与这个历史进程相凑泊...

这里要附带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庸讳言到今日尚未达成，因而五四时期所标示的改革课题仍具有生命力。可以断言，在此后的中国，只要知识分子仍旧被视为或自视为是推动历史的先驱力量，相信五四运动于知识界仍然有历久常新的魅力。不过笔者却认为，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知识界能发挥了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只能是二十世纪初头的三十年间，这期间也正是由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成功的第一代的形成和成长的时期。

其次，除了近代中国革新运动愈步趋深入，以至到五四时期而有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的历史进程外，我们不能忽略与这个历史进程相凑泊的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的历史条件。拙稿下面则试图从新文化运动溯源作条理去展示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陈万雄，一九四八年生于广东省东莞县。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毕业，随之入中文大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一九七七年赴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又在港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除曾兼任香港树仁学院和岭院学院讲师外，自日归港后，一直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工作。现担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专著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一九七九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