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纲

联合创作 · 2023-10-04 05:12

内容简介

《中华史纲》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虽为史纲,但“简得其当”。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此外,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大运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

内容简介

《中华史纲》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虽为史纲,但“简得其当”。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此外,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大运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如此等等,至足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和品味历史的意蕴。

编辑推荐:

作为一个学过历史的文科生,我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事儿并不陌生。即便如此,在阅读李定一教授的《中华史纲》时,我仍感到异常新鲜、惊喜连连。

李定一在自序中说希望能撰写一部“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他做到了这一点。

二十岁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等名师,二十七岁在英国跟随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阅读西方史书,李定一对于西方史书深入浅出的撰写方式印象深刻,所以他准备三十余年,近七十岁提笔撰写《中华史纲》时,力求“人人易懂”。

他运用的语言很简洁,且有一种典雅的质感;叙述历史的方式颇似司马迁,精炼而犀利,常常只用几百字,便将一个王朝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择要勾勒,或将一个历史人物几十年的生平、多面复杂的个性传神道出。如此一来,即使是熟悉的历史,经由他的叙述,也变得别有味道。

与动辄好几册的其他中国通史类图书不同,《中华史纲》篇幅适当,能让读者“快速、清晰地了解本国历史”。虽为史纲,又“简得其当”,详略有致。

冯友兰曾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史纲”不是事件和人物的简单罗列,在有限的篇幅里,将几千年的历史讲述得详略有致,需要著者运用史学家的智慧,对史实做严格的选择和取舍。李定一坦言自己曾经因为某人或某事应该配置在何处而久思不决,甚至打麻将时也想着这件事。虽是笑谈,可见其用功之深。

“一般人都能够阅读”,通俗加好看即可;“愿意读下去”,则非有打动读者的独到见解不可。《中华史纲》深深吸引我,并使我反复阅读的,便是遍布全书的独到见解: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两件事,且秦始皇“坑的是方士和术士,而不是儒生”;六国的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王莽是顺应民意登上帝位的而不是篡汉;引起隋朝民众叛乱的,不是修建大运河,而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失败;终北宋之世,耗竭宋廷人力、财力最甚者是西夏而非辽;“郑和下西洋”并非为了寻找建文帝,而是寻找对付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的同盟;清代朴学兴起,不是因为文字狱,而是受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李定一不是为故意吸引眼球而发哗众取众之论,也没有借用西方某种最新理论,做看似新颖实则牵强附会的分析。他不过是未受框架和窠臼的束缚,解除人为的遮蔽,用慧眼考察史事,所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他从独特的角度发他人所未能发之议论,于平常处见大功力。如从洪水对全球各民族的挑战谈大禹的地位,从西罗马帝国为蛮族覆亡论汉武帝大破匈奴的意义。秉持大格局的历史观高屋建瓴,历史事件的意义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完全不一样。

客观、理性,是《中华史纲》的书写特点。他写《中华史纲》,其叙述之客观,令人尊敬,也令人赞佩。尊敬他不偏不倚,即使在论述中外之事时,也不因民族立场而做狂妄自大之论;赞佩他面对人与事的纷繁枝叶,总能条分缕析,把握重点又兼顾全面,不似他人顾此失彼。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历史人物的个性和作为复杂多变。当别人纠结于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用“好”与“坏”的道德概念去进行简单评价时,李定一只是客观、理性地将前因后果、好坏优缺、影响波及剖析得透透彻彻。与偏颇的争论相比,展现历史的全貌更为重要。

李定一的书写是丰富而有温度的。他不仅写王朝更替、制度变迁,也写百姓生活。他说殷(商)人有吃狗肉的习惯,祀典中通常都有犬;又说唐代人生活很奢侈,一场喜酒,“动辄万计”。

有人说李定一是抱着一颗阅历丰富的心来写《中华史纲》,这实在是精辟之论。一个历经人世沧桑的古稀老人,他对于历史的认知,自有其老辣之处。如他从人性的角度,对后汉外戚与宦官权力斗争的深刻分析就令人叹服。“外戚虽专擅,但多少有士大夫出身的背景,排斥异己,固不遗余力,而对舆论清议,却尚略有虑忌。”“宦官的来源不外是罪犯与贫穷者,或丧风败德无法容身闾里之无赖,原本殊少熏陶士大夫那一套道德操守,他们根本不在乎舆论清议,而清议却去反对他们,结果如何,可想而知。”通过他犀利的分析,我们读懂了人性,读深了历史。

读《中华史纲》,培养和锻炼的是看待历史和思考历史的思维,如因果思维、现场思维、本质思维,等等。历史不是支离破碎的事件、人物,而是因果沿袭的积累,吕后是文景之治的奠基者,北魏近百年的均田制奠定了隋繁荣的基础;只有站在历史现场的角度,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对西汉人崇信“五德终始说”有所了解,我们便能认识到王莽代汉在当时是顺应民意的行为;透过现象看本质,汉武帝以布衣为丞相,并非在于破格用贤才,而是不满政治上丞相总揽天下庶政的传统……在不知不觉中,你对历史的认知更为深刻,你看待历史的眼光,比别人更智慧。

最后,关于如何阅读《中华史纲》,我有两个小小的建议。一是不易读得太快。读得太快,只会看到熟悉的历史,却错过了作者散落在各处的精辟论断。二是正如一首好曲子会有一段前奏,《中华史纲》也有几章的铺垫。性急的读者,可以从《第五章:“中华世界”的创始》开始阅读,直接体会更多的精彩。

作者简介: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专精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邵循正等名师。毕业后由钱穆先生推荐,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哲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助理。

1946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曾经指导费正清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求学期间,于伦敦、巴黎与罗马教廷所藏图书档案中多方探求史料,奠定了其日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独具一格的基础。

1953年整理一百五十余万字中国近代史手稿,抽绎要义,以精辟的论史方式显现多年史学研究心得,完成《中国近代史》一书。此书颇受史学界重视,英译本于1970年出版。

1955年成为台湾大...

作者简介: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专精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邵循正等名师。毕业后由钱穆先生推荐,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哲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助理。

1946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曾经指导费正清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求学期间,于伦敦、巴黎与罗马教廷所藏图书档案中多方探求史料,奠定了其日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独具一格的基础。

1953年整理一百五十余万字中国近代史手稿,抽绎要义,以精辟的论史方式显现多年史学研究心得,完成《中国近代史》一书。此书颇受史学界重视,英译本于1970年出版。

1955年成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为保存前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与知名学者包遵彭、吴相湘等共同编辑《中国近代史论丛》两辑十八册。

1956年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指导该校中国近代史博士班学生的学术研究,且开始注意近代中美外交史问题。

1960年,《中美外交史》(第一册)出版。

1963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香港任教,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1966至1968年兼任文学院院长,与严耕望、全汉昇、牟润孙、罗香林等知名学者一起,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69年后定居加拿大。曾于1971年至1972年到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阅读中美外交档案。

1976年,应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之聘,返回台湾任教。

1978年,修订出版《中美早期外交史》。

1986年,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三十余年之久的《中华史纲》出版。

李定一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即对历史要秉持客观、持平的态度。作为教授,他是学生眼中“有个性的历史学家”,他讲的课是学生追捧的名师之课;作为历史作家,他用慧眼考察史事,使一般读者均能获得巨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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