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轻识

民国初年大牌记者陶隐亲身见闻，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实与大气。

遍地枭雄，波诡云谲。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都在姓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漫长而曲折。

王学泰、吴思、张鸣、雷颐、李亚平、刘苏里联袂推荐。

从晚清帝国崩溃到民国政府重新统一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史，贯通中国古今历史的关键环节，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对今天来说，民国史也许是中历史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段，而1912年到1928的这一段尤为重中之重。至今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读明白。后来人回头望去，许多现象还难以理解：军阀多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粗人，可有时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也会心怯和低头；那时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也许就是十几万、至多几十...

民国初年大牌记者陶隐亲身见闻，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实与大气。

王学泰、吴思、张鸣、雷颐、李亚平、刘苏里联袂推荐。

从晚清帝国崩溃到民国政府重新统一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史，贯通中国古今历史的关键环节，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对今天来说，民国史也许是中历史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段，而1912年到1928的这一段尤为重中之重。至今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读明白。后来人回头望去，许多现象还难以理解：军阀多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粗人，可有时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也会心怯和低头；那时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也许就是十几万、至多几十万人吧，而其政治影响力、其社会示范效应，却可以是空前绝后。王学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陶菊隐先生的著作，带我走进军阀史的研究。先生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名记者，笔下的人物，他采访过；记录的事件，他看着发生；他的史话，有浓烈的现场感。这种现现场感，借先生生动的文笔，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张鸣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陶先生这部130余万字的《史话》，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33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他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作者

专制帝国如何垮台？宪政如何建立？又如何瓦解？各种写入宪法的权力博弈规则如何演变为暴力争斗？这本书里都有活生生的演示。本书确实在描述历史，但它对我们的启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吴思学者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北洋军阀”这一段自有其非同凡响和意味深长之处。史家论晚清，常绕不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语，而本书所记的这一段，可以说正是这“大变局”的高潮一节，它是帝制的终结和“共和”的开始，古老中国从漫长的帝制中挣扎出来，摸索着向“共和”奔去，其意义重大，其影响深远，后来的观察者看得越来越明白；这一时期也正是革故鼎新之际，宪法、国会等出现，现代警察制建立，新式学校普及，新闻舆论形成，等等，许多制度直接启发着后来的历史。

本书名以“史话”，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真与大气，以140余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前后33年的一段历史。作者行文收发自如，轻松地刻画出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虽不假以文学性的虚构，也已惊心动魄；虽然写的是过去的事，读来却活灵活现，如在今日。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民国元年（1912年）一度担任长沙《女权日报》编辑，次年起为上海《时报》“余兴”栏撰稿，同时还为上海各大报撰写地方通讯。民国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不久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民国7年（1918年）参加《湖南日报》编辑工作。民国8年（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民国9年（1920年）受聘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民国16年（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民国17年（1928年）起，担任《新闻报》旅行记者、战地记者，驻汉口特派记者。民国23年（1934年）赴南京与许彦飞合办《华报》，同时为《新闻报》撰写专栏文章。民国25年（1936年）移居上海，参加《新闻报》编辑工作，还担任《晓报》主编和严独鹤主持的《新闻夜报》助编。民国30年（1941年）后退出《新闻报》，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北泮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