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在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和学界的相互联系与支持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经济停滞、政治衰败、文化畸形的“落后民族”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时，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了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通过细致深入的历史分析和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揭示了：第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第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却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成为了美国国家意...

在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和学界的相互联系与支持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经济停滞、政治衰败、文化畸形的“落后民族”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时，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了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通过细致深入的历史分析和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揭示了：第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第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却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成为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

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现任纽约福海姆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