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文学研究-轻识

明清之际暨其中的南明，很久以来皆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领域之一。然自孟森、谢国桢以降，直至司徒琳、南炳文、顾诚等权威南明史家，皆局限于南明政治、军事史的研究，而有关南明文学的全面宏观研究，尽管早已存在不少个案甚至一些条块的探索，差不多还是文学史研究急待填补的一块重要空白。潘承玉编著的《南明文学研究》尝试对围绕这一文学文化遗产的历史积淀进行一次集中、系统的清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大量原始文献的穷搜和历史真相的穷究，展开多方面的创新研究，以推动这一重要文学文化遗产的价值当代化，推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

《南明文学研究》第一章从考察“文学”概念的历史演变人手，着重阐发“南明”概念的多重意涵，在学术理想和研究现实的统一中划定“南明文学”的研究范围。从学术理想的角度言，一切出自作者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完整或者不够完整的篇章，不限任何样式，都应属于“文学”，...

《南明文学研究》第一章从考察“文学”概念的历史演变人手，着重阐发“南明”概念的多重意涵，在学术理想和研究现实的统一中划定“南明文学”的研究范围。从学术理想的角度言，一切出自作者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完整或者不够完整的篇章，不限任何样式，都应属于“文学”，加以研究；“南明”，不仅包括实在时空，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心理时空，甚至以亡明直接继承者自居的邻邦君臣，其“南明化”倾向也值得关注。但从研究现实而言，南明抗清的主导毕竟是民族意识强烈、俗称“文人造反”的士大夫，士大夫文学的主体毕竟还是传统诗文；南明文学研究终究要以直接经受过南明抗清斗争洗礼的实在时空及其作家为焦点。在此基础上，本章还从六个方面进一步确认了南明及其思想学术、文学文化在近代国人心目中和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确认了从事南明文学研究在文学史研究本体方面和在发掘与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方面的价值意义。

第二章首次梳理近四百年来南明文学文献的传播史，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南明暨遗民文学作家生存于世的南明及清初以降六十年为第一个时期，是南明文学的广泛播种期；明遗民文学家辞世以后，从康熙晚期至乾隆末约九十年为第二个时期，这是南明文学传播从繁荣转向肃杀厉禁，在日趋紧张、沉寂中艰难持续的时期；嘉庆初至光绪中约百年为第三个时期，这是南明文学传播从厉禁中逐渐解冻、恢复，臻于全面清理的时期；第四个时期从光绪晚期至今百馀年，这是南明文学文献借助现代媒介得以日益普及和化为当代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时期。每一时期又各含若干时段和不同层面。考察表明，有关南明文学的传播是一个薪火相传的漫长接力，确是一部“用血和泪来书写历史册页”的民族精神保存史；南明文学在近四百年来的国人特别是具有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占有异常突出的地位。

第三章属对南明文学研究史和南明文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全面清理和总结。第一节考察现代学术建立前两百多年有清学者的南明文学研究，肯定他们在揭示南明文学特殊现象方面所达到的深度，指出其研究倾向和研究模式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第二节考察现代学术建立初期即二十世纪上半叶清末和民国学者的南明文学研究，分析其体现出的“现代学术”新兆；第三节考察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南明文学研究，分为建国后十五年持续发展、文革十多年停顿和1979年以来三十多年重新振兴三个时段，指出最近三十年的研究在广度、宏观性和自觉性上均达到空前的水平，在研究深度上也实现多层次的开掘；第四节考察台港和国外学者五十多年来的南明文学研究，指出台湾学者的研究长期持续均衡发展，在研究途径和研究领域上形成鲜明特色。最后分析了既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以上三章通过对南明文学理念遗产、文献遗产和学术史遗产的总结，为新的深入研究打下扎实基础，可称“基础篇”。

第四章对南明遗民最擅长——既往微观和中观研究成果也较多的南明遗民诗展开新的深入研究。第一节辨析南明遗民诗创作的心理背景和审美基础，指出南明遗民具有普遍觉醒的自我意识和遗民价值观，南明遗民诗出现一个以真为美的共同审美倾向，强调美在真性情、真历史和真精神。第二节以清初诗歌总集《遗民诗》为中心，考察南明遗民诗的抒情内容，它们是忧愤深广的真性情、史实斑斑的真历史、胜义迭出的真精神的多元统一。第三节研究南明遗民诗的抒情话语选择，指出创造、锤炼而后出自然、丽则之真诗，把形形色色的摹拟因袭和粗制滥造作风剔除出诗歌创作过程，是南明遗民诗歌创作观的精髓所在，同时又强调回归赋比兴传统。第四节通过对清初诗歌研究史和清初诗歌原生面貌的双重考察，得出南明遗民诗所构成的性情诗派乃是清初诗坛的中坚和主流，是明清诗歌发展的重要环节，对袁枚性灵诗派的形成亦曾发挥其“匹夫之权”的影响这一崭新论断。

第五章对南明遗民文人同样极为重视，但既往研究非常不够，今人大多不甚了了，或竞长期为错谬之见所误的南明遗民散文展开新的深入研究。研究选择了一个独特视角，即近三十年被众口一词赞誉的散文名篇《画网巾先生传》的著作权问题；该文向被目为桐城派鼻祖、具有反清思想和故国情怀的清初散文家戴名世的命世名文。沉潜穿穴于清初以降大量原始文献发现，南明遗民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顺治九年写就部分文字，顺治十四年完成全部初稿，康熙九年到十四年刊行传世，而戴氏文字康熙四十年才“写作”，康熙四十一年才刊行传世；清初以降，该传以旷世奇文一直辗转流传，皆源出李氏而非戴氏，凡提到作者亦皆指为李氏而非戴氏；这些史实与文字本身的美学和历史内涵对照表明，戴氏文字实为对李氏同题同事传记相当拙劣的篡窃改写。研究由此层层深入、展开，将南明遗民散文创作的历史面貌首次完整呈现在学界面前：出于南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曾创作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曾是一位声望中天、被黄宗羲视为可与钱谦益、顾炎武等文坛巨擘并驾齐驱的散文大家；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王猷定、傅占衡、黄宗羲、张岱等等为其中的节点，整个南明遗民界的散文创作当时实际上形成一张覆盖到大多数曾为南明反清主要区域，百脉贯通、生生不息、多产优产，并襟带笼罩清初其他散文创作的巨大网络，在明清散文衍变过程中处于俨然中坚和中流砥柱地位。

第六章对南明各政权控制区域中因系海上浮动疆域而恰最为稳定、存在时间亦最长的区域即鲁监国和明郑前期控制影响下的台湾海峡的诗群活动，展开全新的研究；南明台湾海峡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南明文学的主流所在，且对清初以降海峡两岸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台湾文学的起源产生隐秘而深远的影响。在台湾文学源头问题上，在从清康熙以来长达三百多年的学术史上，尤其是在六十年来的整个台湾学界和二十多年来的大陆学界，一直存在一个被一代又一代学人反复论证阐发，堪称压倒一切、坚定不移的主流见解，即沈光文早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十年即到台湾，在荷兰人治下秘密从事诗歌创作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是台湾文学的始祖和台湾孔子。研究从这一重大问题的重新考证人手，用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推翻了这一传统主见，并进而深入一个远为宏大的历史时空指出：寻找台湾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应将南明阵营中走出的一个晚节不终的普通文人作为膜拜对象，而应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人曾置身其问的整个南明台湾海峡诗群；由舟山诗群、厦金诗群、领袖将帅诗群、滨海诗群等四大诗群构成的南明鲁王监国和明郑前期台湾海峡诗群，是一个波澜壮阔、“杜甫”纷起的伟大诗群，书写了我民族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璀璨一章，蕴涵了后人寻味无穷的思想力量和诗歌真谛，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学包括作为其直接继承的台湾文学的发展，亦在一系列基本精神倾向上自然构成台湾文学的生命之源。

以上三章对南明文学的主要体裁和代表性区域文学展开全新的研究，可称“本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