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hrheit, Zeit und Freiheit-轻识

安东 ·弗利德里希 ·科赫 ( Anton Friedrich Koch, Professor, Departmentof Philosophy, Heidelberg University, Heidelberg) 。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讲席教授，海德堡科学院成员。曾先后执教于慕尼黑大学、哈勒大学、图宾根大学，还曾任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他的研究重点为古希腊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哲学、海德格尔与分析哲学。出版有《实践思维中的理性与感性》、《时空中的主体性》和《主体与自然》等多部学术著作。科赫教授因其对康德与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的深入研究而著名,此外他非常熟悉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当代成果。这使他能够以一种不同于其前辈诠释者的方式来理解德国哲学,并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这两位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

科赫教授今年60多岁，很瘦，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一头短短的白发，蓝眼睛，耳朵很有特点，很尖很长，像《指环王》里的精灵族人。他身上有一种纯净的书卷气。他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一面书墙，一张书桌，几把椅子，便是全部。从洁白的百叶窗望出去，就是海德堡老城的中心——大学广场。夏天是海德堡的旅游旺季，广场上人流熙攘，狮子喷泉静默不语。

虽然在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长大，但科赫教授不是一个基督徒，更不认为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事实上，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认为自然科学能解释一个完整的现实，他所追求的恰恰是一个世俗化的全知全能的神。这是柏拉图、基督教、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一脉相承的迷思。而“与英美哲学相比，德国哲学始终有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倾向，正是因为在德国，确切地说，在欧洲的德语国家，启蒙的传统更多是从神学内部发生的，而不像法国和英国，是作为神学的对立而出现的。” 科赫教授说道。因此，从17世纪开始，德国神学家开始对基督教教条进行有效的“去神秘化”，从而将神学变成一种历史与哲学科学(在德国，人文科学也被称为“科学”，即“精神科学”)。他们把《圣经》视为一种历史文献，发明了各种解释和阅读的技巧，追溯文本编写的源头，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最终，他们不再相信教会的某个教条，但仍然称自己为基督徒，只因为他们仍然接受这样一个信仰：自然科学无法穷尽整个宇宙，现实存在自有其深意与神秘。

科赫教授是在海德堡大学度过他绝大部分的学生时代的。他的席位曾经属于雅斯贝尔斯和伽达默尔。不过，三代人从事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进入哲学，伽达默尔被历史吸引，科赫教授则更多被数学吸引。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利用分析哲学的工具来探究形而上学中的“现实”(Reality)问题。“‘现实’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已经存在了亿万年的现实。通过深刻而清晰的思考‘现实’，我希望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以及真实(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科赫教授说，“在我看来，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是，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用数学的方式描述出来的现实(Reality)就是全部的现实，从而失去那些物理学家们无法处理的，与现实更深层面的联系。今天我们目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都与这种狭隘、抽象、贫乏的思维方式有关。”

因此，科赫教授进一步指出，“其实，物理学家很清楚，他们描述的宇宙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巨大的抽象。在科学的物质世界中，不仅颜色和声音不存在，就连我们通过视觉和触觉所体验到的空间也是如此。时间更是一个从实存中被抽象出来的概念。虽然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感知中都贯穿着线性的时间感，但在物理学中，既没有时间之箭(即时间从过去向未来的流动)，也没有临时模式(现在、过去、未来)。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熵增理论，作为区别过去与未来的工具——现在的世界比1000年前的世界更加不规则，但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趋势，不是基本的物理法则。物理学家无法回答：为什么长期来说不规则在增加？到底是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是什么赋予2011年6月30日下午17点10分这一时刻以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它有别于过去的任何时刻和未来的任何时刻？”教授回答道，“因为它与自由有关。”“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秘。”

科赫教授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时间的结构(过去、现在、未来)、自由的结构(三种特性：独立于自然法则、不可证伪的自由法则和替代性选择)和真理的三个层面(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开放性)可以连接起来，而且必须连接起来，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他认为，“在今天，西方哲学的状态不是太好。在欧洲的德语地区，哲学家埋头注释经典哲学家，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而英语国家则倾向于攻克一个个孤立的哲学谜语与谜团。今天哲学研究所缺失的，是一种有力的尝试，将今天的哲学谜团纳入一个统一、复杂的理论框架。”这原本是德国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而这个学科必须是哲学。但是，学科的专业化不仅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制造屏障，即使在哲学内部也已0出无数的分支。每一个分支都深入一个具体问题的细部。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专，难免狭隘；通，又欠深入。就一直不肯放弃这样一种哲学的大视角而言，科赫教授自认是一只孤独的恐龙。

科赫教授认为，“作为最基本的一个哲学概念，‘真理’很难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理论中抽离出它的三个核心层面——第一，现实主义层面：当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信念或陈述与现实本身相符时，则该信念或陈述是真实的；第二，实用主义层面：对我们有益的，值得行动的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必须经过理性程序的核实，或者是经过长期的民主讨论得到的结论；第三，认知层面：现实不是封闭的，不可知的，而是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向自己显示自己(人是现实的一部分)。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现实的独立性与真理的核实程序在认知的开放性中整合在一起——我们向现实开放，现实亦向我们开放。”而“若从真理的层面来构想时光之箭，则过去是固定的，无可更改，恰好与真理的现实层面对应，即‘现实’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未来是开放的，向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开放，因此它对应于真理的实用主义层面，即我们能做什么？过去之所以与未来不同，是因为过去已成事实，只能回忆，而未来有待决定，只能想象或期待。只有当下可以被感知，它对应的是真理的认知层面——现实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没有这种开放性，我们将永远处于怀疑主义的迷雾之中。”

至于自由，在哲学里，它与上帝、灵魂不朽一样，一直属于既无法证明，又无法被反驳的概念。最近几年，基因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似乎终于要给自由之谜一个确切的结论：自由意志只是大脑制造的幻象，世上并无自由意志这回事。谈到这些，温文儒雅的科赫教授突然变得激愤起来，说“自由”根本不是神经学家的专业词汇。当一个神经学家谈论自由时，他的身份只能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200多年前，康德给后世的哲学家留下一个关于“自由”的难题。他说，时空中发生的一切都有自然必然性；人是自由的；自由与自然法则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人类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对科赫教授来说，自由首先是选择，没有选择就无所谓自由；第二是自由的先验层面，即康德所说的，自由独立于自然法则；第三是自由的实践性，即人根据纯粹理性法则的自我决定。“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时光之箭的自由理论’(Freiheitstheorie des Zeitpfeils)。”科赫教授告诉我们，“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是人类自身在时间中实现的，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主体，用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来决定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最近几年，他又试图将“幸福”的概念纳入这个体系，幸福与时间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远比他想象中的更深刻——“幸福是得到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和目标，但因为目标总是在未来，而我们总是活在当下，所以不幸福是人性的基本设定。如果我们能到达时间的终点，并且留在那里，是否就会永远幸福呢？”其实，“自从牛顿以来，我们太经常被这样的自卑感吸引——如此浩渺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重新将人类置于宇宙图景的中心位置：现实‘渴望’被认知，就像火山渴望爆发，或者枯土渴望雨水一样，是一种内在的张力。从纯粹哲学的立场来看，现实必须有一小部分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如果宇宙真有开端(比如宇宙大0或其他)，它必然在内部进化出认知者(Knower)。我们不需要上帝来造人，也无需任何有意的计划，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绝不是偶然的意外。”

最后，科赫教授一再强调，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哲学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文学、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只不过方法不同——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像和故事，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他说，“但我深深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现实，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