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与真理的探究
《意义与真理的探究》经历了几年时间的逐渐写作,并在担任一系列学术职务的过程中得以完成。1938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语言与事实》的系列讲座中,我探讨了这个主题的一部分。这些讲座形成了1938~1939年在芝加哥大学以及1939 194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开设的研究班课程的基础。在这两次研究班上的讨论大大拓宽了我对所涉及的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且减少了我原先对于这个主题的语言学方面的强调。我必须表达一种欠情,即欠那此教授和学生们的集体人情;他们通过细致而又友好的批评使我避免了一些差错和谬误(我希望如此)。更特别的是,在芝加哥时,卡尔纳普和莫里斯教授时常参加研究班,而且一些研究生表现出了很强的哲学研究能力,从而使这些讨论成为富有成果的争论性合作的典范。诺曼·道尔凯先生参加了两个研究班,后来阅读了全书的手稿,我非常感激他谨慎而又令人兴奋的批评。最后,在1...
《意义与真理的探究》经历了几年时间的逐渐写作,并在担任一系列学术职务的过程中得以完成。1938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语言与事实》的系列讲座中,我探讨了这个主题的一部分。这些讲座形成了1938~1939年在芝加哥大学以及1939 194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开设的研究班课程的基础。在这两次研究班上的讨论大大拓宽了我对所涉及的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且减少了我原先对于这个主题的语言学方面的强调。我必须表达一种欠情,即欠那此教授和学生们的集体人情;他们通过细致而又友好的批评使我避免了一些差错和谬误(我希望如此)。更特别的是,在芝加哥时,卡尔纳普和莫里斯教授时常参加研究班,而且一些研究生表现出了很强的哲学研究能力,从而使这些讨论成为富有成果的争论性合作的典范。诺曼·道尔凯先生参加了两个研究班,后来阅读了全书的手稿,我非常感激他谨慎而又令人兴奋的批评。最后,在1940年夏季,我部分地从积累起来的材料中,部分地从对这个整个主题的重新思考中,准备了这些威廉.詹姆士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