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法與天下法

戰國秦漢以來到隋唐的法制發展，總的說來，對內實施律令法，對外實施「天下法」；律令法是用來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天下法則是用來約束域外君長，但兩者終極目標均在德化百姓。兩者在漢以後逐漸建立以「禮」作為立法基礎，到隋唐而完備，可說是先秦以來儒教初次在禮律方面最具體的實踐。

這樣的歷史意義，在於以禮、律（法）作為建立秩序的兩大要素，而律（法）是禮的外在表現。「天下法」最能具體落實的地區，是歷史上所謂的「東亞世界」；其法制上的共通特質，或稱「中華法系」，或稱「東亞法文化圈」。

安史之亂是政治法制化成敗的分水嶺，令典重要性逐漸後退，律與令二大法制的運作系統成為形式化，宋以後政治逐漸獨裁化。律典雖至明清猶見遵行，令典至明初則罷廢。宋以後千年間的歷史發展，的確與唐以前的中古時期大不同了。

高明士

學歷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現職

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經歷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任

著作

《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2003)、《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2007)、《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2008)等書及論文多篇。

主編

《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1999)、《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為中心》(2003)、《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全二冊(2005)、《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研究》全二冊(2005)、《中國法制史叢書》全十冊（2005-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