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轻识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是一部大型考古报告，是斯坦因1913年7月至1916年2月，历时2年8个月、行程11 000英里，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在这一时空范围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记载了作者所考察的古代遗址、墓地、道路遗迹与所发现的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重要遗址和墓地有麻扎塔格山废堡遗址、尼雅遗址、鄯善“东故城”佛寺遗址、楼兰古城遗址、汉代长城及烽燧遗址、吐鲁番佛寺遗址和墓地以及从瓦罕经加兰、罗申、舒格楠至达尔瓦孜沿途的古老堡垒遗址，还有锡斯坦的科赫依瓦贾圣山上的萨珊遗址及其南部的史前遗址等。关于古代道路的考察，发现颇多，如穿过达丽尔和丹吉尔山谷的中印古代佛教交流之路、喀拉塔仁什河首次探察的古道、从罗布泊到疏勒河的重要古代通道、塔里木盆地北边的古代文献所载之“北道”及其绿洲、从喀什穿越俄属帕米尔和阿姆河上游所路经的古代丝路等。在上述古代遗址附近和道路沿线发现了大量重要文物，如藏文文书、卢文木简、佛寺壁画、丝绸、汉文木简和佛教经卷，党项文、藏文手稿和雕版印刷品等。古代墓地出土的遗物，主要有萨珊时期、伊斯兰时期的文物，以及史前时期的石器和彩陶，还有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400多个古人骨骼标本等。这些考古遗迹、遗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成为研究新疆、中亚考古与历史，探索古代丝绸之路的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20世纪许多与此相关的“新学问”的建立，无不与这些新材料的发现有着直接关系。

本书作为一部大型考古学专著，除了以上所说的重要学术意义之外，它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对这一地区的古代遗址和遗物考察及研究中，始终以古代道路遗迹探索为“纲”。如果说“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东方和西方的光耀寰宇的历史“项链”，那么这条古代欧亚大通道上众多的古代遗址和历史文物则颇似这条“项链”上熠熠生辉的“珍珠”，是“丝绸之路”孕育出这些历史的“珍珠”。没有古代道路，这些历史的“珍珠”和这条历史“项链”也就不复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本书中始终以探索古代道路为“纲”。

第二，“亚洲腹地”的古今变化，使作者在考古调查中特别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斯坦因以其渊博的知识，探索并记述了古代河流的变迁、绿洲与沙漠间的环境变化，以这样的视角所进行的科学考察，无疑对揭示古代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当前人们进一步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及采取相应对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三，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研究人类历史，古代遗存涵盖面相当广泛，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包括人类一切科学知识。因此，一部好的考古学著作必须是多学科的结合。80多年前编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一书时，斯坦因邀集了当时相关知识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研究，如他曾邀请乔伊斯(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副主席)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索罗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进行岩石和沙子的分析研究、史密斯(大英博物馆副馆长)进行石器研究等。对这里出土古代文物中所发现的涉及汉文、梵文、和田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突厥文等资料，斯坦因邀请了当时这些领域最著名的学者马伯乐、西尔文·列维、勒柯克、弗兰克、W L 兰茨、威尔海姆·汤姆森、F W 托马斯教授等进行了整理、翻译和研究。《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由于多学科学者的良好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其学术水平，而且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与《西域考古图记》一样，这里的考古资料是迄今研究新疆考古与历史最为宝贵的资料，斯坦因以此为基础所开展的研究，也是代表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至今仍具有学科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意义。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揭示出的历史显示：新疆自汉代以来已成为华夏的一部分，新疆地区的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新疆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在现在的新疆地区，汉唐以来至今2000年间，汉族持续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一直起着政治主导作用。这些对我们正确地认识新疆历史，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所反映的新疆古代历史说明，新疆各族人民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与祖国共兴衰，汉唐时期是华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考古资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新疆历史处于其鼎盛时期。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吹响，祖国将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共创新的盛世。汉唐时代中华民族的新疆地区开发历史，为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科学的理论支持。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作为一部学术专著，从科学的视角向人们表明，新疆的开发要注意处理好“人”、“地”关系。人类的活动不能忽视与自然协调，自然的承受力是有一定限量的，本书所揭示出的这些人类历史的宝贵经验或教训，都将是我们当今建设新疆、开发西部地区的精神财富。

毋庸讳言，《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虽然有重大科学价值，但作者于20世纪初在我国西部地区所开展的“探险”活动，无疑是属于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此书现在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是当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们所不愿看到的。　　“据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459页。。这大概就是历史魅力!今天我们组织翻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也正是基于它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 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 ins of Khotan， London， 1903），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第二次探险（1900— 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度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至五卷。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旅行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其论著全目见《东洋学报》第 33卷第1号。其生平事迹详见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

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1907年3月。这是他第二次中亚腹地探险活动。当时，他不仅在莫高窟看到了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尤以“唐僧之陡”为名，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以极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大量的写经、文书和艺术品。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箓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但又被斯坦因卷运到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