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七辑）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编的学术集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七辑已于近期出版。本辑刊布了12篇论文，按篇目顺序摘要如下。
雷家骥《汉晋之间吴蜀的督将与都督制》是作者此前《试论都督制之渊源及早期发展》（载本刊第35辑，2017年7月）之姊妹篇，前文上溯先秦两汉，重在魏晋之际都督制之渊源与发展，本文则重在探究孙权、刘备两集团的都督制之缘起与演进，并与曹魏相互参校。就都督制的发展而言，孙吴虽较蜀汉发展为早而且完备，但均不及曹魏之早而完善。此外，为因应战乱的长期化，魏晋都督制发展时间最久且有规模，孙吴较有变化而却不甚稳定，蜀汉则较为保守汉制，此均是其特色所在，此制发展的主流在魏而不在吴蜀。
黄承炳《再释南朝“素族”——以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变化为中心》指出，南朝的史料中，“素族”及相关词汇一般情况下指代士族，尤其是高门士族。与“庶族”等词汇主要从...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编的学术集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七辑已于近期出版。本辑刊布了12篇论文，按篇目顺序摘要如下。
雷家骥《汉晋之间吴蜀的督将与都督制》是作者此前《试论都督制之渊源及早期发展》（载本刊第35辑，2017年7月）之姊妹篇，前文上溯先秦两汉，重在魏晋之际都督制之渊源与发展，本文则重在探究孙权、刘备两集团的都督制之缘起与演进，并与曹魏相互参校。就都督制的发展而言，孙吴虽较蜀汉发展为早而且完备，但均不及曹魏之早而完善。此外，为因应战乱的长期化，魏晋都督制发展时间最久且有规模，孙吴较有变化而却不甚稳定，蜀汉则较为保守汉制，此均是其特色所在，此制发展的主流在魏而不在吴蜀。
黄承炳《再释南朝“素族”——以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变化为中心》指出，南朝的史料中，“素族”及相关词汇一般情况下指代士族，尤其是高门士族。与“庶族”等词汇主要从血缘角度强调非皇室身份不同，“素族”及相关词汇反映了南朝高门自矜与自卫的心态和形象。晋宋之际，高门士族在一次次政治尝试中屡受打击，且由于皇权复兴，他们的政治空间也受到宗室与寒人的挤压。在这一背景下，高门士族一方面标榜门第，把持清流，另一方面表现出谦退不争的政治姿态以保持门户。“素族”及相关词汇恰好符合高门士族这一处境及立身之道，因而成为南朝史书中的独特景观。
孙正军《宗子维城——北朝隋唐宗子军小考》对北朝隋唐时期的一支特殊禁卫军，即宗室子弟构成的宗子军加以探讨。文章认为，北魏基于内亚传统组建宗子军，初称宗子羽林，以帝室十族子弟构成，及至孝文帝改革，宗子羽林被限定为拓跋氏子弟，并被剥夺品官身份，地位一落千丈。宣武帝改宗子羽林为宗士，叙以官阶，试图提高其地位，但收效甚微。随后北周以宗卫为名重建宗子军，并以赐姓维系。杨隋则在“弘农杨氏”的名义下沿用宗卫，但其宗卫组织已混入异姓人士。在此基础上，李唐完全以非宗室成员充任宗卫官职，宗子军名存实亡，最终在景云二年被弃。北朝隋唐宗子军的建立和发展，得益于拟制血缘的维系；但随着源出内亚的政治体渐次转向华夏式政权，为华夏文化所拒斥的拟制血缘最终亦促使宗子军衰落和消失。
楼劲《释唐令“女医”条及其所蕴之社会性别观》对《天圣令·医疾令》 “女医”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考释，对女医的来源、身份、居所及所习课程等并有仔细考证。不仅如此，楼先生溯其渊源，对两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女医之制加以考察，认为其制或始于北周，并在隋定《医疾令》时附入令篇，置于医署生徒教习诸条之后，唐初以来又有所调整，即为今见《天圣令·医疾令》所存唐令“女医”条的模样。由于《天圣令》各篇之末所存唐令皆标明“右令不行”，故“女医”等条唐末以来应已隳废，宋仁宗时修令时遂将之摒出新令，至于其后嫔妃宫女即便仍有女医为之服务，也只是一种并不纳入法定教习体制的余绪而已。
吕博《唐初明堂设计理念的变化》着重探讨唐太宗、唐高宗期间有关明堂形制、祭祀理念的争议。文章认为祭祀理念一天、六天若无准绳，则明堂形制五室、九室亦难确定。九室与五室的讨论，看似是关乎学术讨论，其实背后的政治派别也若隐若现，明堂形制、祭祀理念难以敲定的背后，隐然包藏着新旧势力的斗争。
豆兴法《唐肃宗改元宝应事发微》关注到元年建巳月唐肃宗以楚州进献符瑞为名，下诏令太子李豫监国并重新启用年号纪年——改元宝应之事。本文考察发现，楚州符瑞并非为稳固太子李豫的地位而制造，而是崔圆等淮南地方官员为了迎合肃宗及其应对异常天象的需求所精心策划的一次事件，此次符瑞事件在制造之初是为了彰显唐肃宗而不是太子李豫的“天命”。肃宗在病危之际下诏改元宝应之事存在诸多疑点、结合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唐代皇位继承的不固定性、唐代宗李豫非嫡子身份及其对宝应年号的特别重视等因素，本文认为平定张后政变之后，代宗为了增强其继位的合法性，制造了肃宗改元宝应的诏书，取消了肃宗去年号、改正朔的政策。宝应年号的使用，旨在以时人观念中认同的符瑞形式，证明李唐皇权上符天命，同时代宗李豫也是天意所属的皇位继承者。
李军《敦煌本<唐佚名诗集>与晚唐河西历史》指出，《唐佚名诗集》的作者对河西的政情较为了解，所以诗集展现了晚唐河西历史的诸多场景。虽然唐政府设置于凉州的军政机构在建制上屡有变动，且凉州地区较为残破，但其对凉州城的控制始终比较稳固。实际控制瓜、沙等地的归义军与设置于凉州的河西都防御使府之间，保持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的关系。随着咸通末年至干符初年回鹘在河西地区的兴起，归义军所控制的河西诸州经历了一个被陆续占领继而接连收复的过程。与此同时，归义军与河西诸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因为回鹘势力的介入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罗亮《五代张全义家族与政权更替——以张氏家族墓志为中心的考察》对新出多方五代张全义家族墓志进行考察，结合传世文献，考订了张氏家族籍贯谱系，并分析了张全义改名、张氏子孙仕宦及衰弱、与五代政权更迭的关系等，指出五代诸政权大都国祚短促，这使得朝中名臣大都有着历事多朝的经历，张全义及其家族便是其中的代表，从唐末到北宋，缨冕不絶，是五代史上的重要家族，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张氏家族及其时代的认识。
李霖《日藏古写本<毛诗正义·小戎>、<蒹葭>校议——北宋官校《五经正义》管窥之二》指出唐抄本及其转抄本往往与传世刊本存在巨大差别，自北宋初年起，四部群籍纷纷在国子监校刻，形成标准权威的刊本。当时对唐抄典籍所作的校勘工作，是我们认识唐、宋文本之别的关键。本文以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校勘唐抄《秦风·小戎》《蒹葭》正义，通过分析各类异文，推知北宋校勘官对唐抄《毛诗正义》作了一系列核对引文、调整文句、更改用字的工作；同时推知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的某些体例和内容，当系继承唐抄本，而非北宋勘官新设。诚然，对于北宋官校《五经正义》更全面的认识，尚待校勘其他唐抄《正义》。
刘安志《<唐会要>目录考证与复原》是作者近年《唐会要》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在充分调查八种《唐会要》钞本基础上，参据四库本、殿本、局本及相关史籍，对《唐会要》目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详细考释，并复原出其书原貌。由于《唐会要》一书仅以钞本传世，脱误颇多，加之清代四库馆臣整理该书时，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删改补，导致通行本《唐会要》与王溥原书存在不少差距，故而本文的考证与复原是进一步展开《唐会要》研究的良好开端。
王素《唐长孺读<流沙坠简>笔记校证》是对未刊唐长孺先生读《流沙坠简》笔记的整理、校证。唐先生为治中古史大家，晚年更是负责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其间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留下诸多未刊遗稿。王素先生作为唐先生高足，深度参与此项工作，立意将唐先生相关遗稿整理出版，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将为唐先生学术生平、学术思想、《吐鲁番出土文书》等相关学术史研究提供珍贵的材料。本文揭载之读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笔记，为唐先生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准备工作之一，具体应写于1975年左右，属于资料方面的准备。
田村实造《五胡时代的华北社会——特别是五胡政权与汉人的关系》（焦堃 译）是作者《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动期――五胡・北魏时代の政治と社会》一书第三章的中文翻译，原章节标题为《五胡时代の华北の社会――特に五胡政権と汉人との关系》）。本节对五胡时期华北的胡汉人口问题包括华北五胡民族的人口以及华北汉人的户与口、五胡政权与汉人流民、五胡政权与士人、汉文化等问题并有讨论，可以加深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是一份创刊于1979年的学术刊物，刊物以“资料”为名，实际内容以研究论文为主。本刊由中国著名史学家、魏晋南北朝史泰斗唐长孺先生创办并担任主编，多位武大魏晋隋唐史研究名家撰稿，最初为内部资料，后改为公开发行，在海内外魏晋隋唐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于2005年、2007年成功入选CSSCI学术集刊刊源。本刊每辑由十余篇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论文组成，内容围绕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包括传统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交通史以及出土文献和传统文献整理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向学术界展示中国史研究界的最新、最具价值和水平的研究成果，学术成果受到国内外史学界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