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新本六祖壇經-轻识

说起禅宗，人们自然会将它与初唐时的慧能(又作“惠能”)联系起来。慧能为禅宗的实际奠定者。作为慧能说法与行事记录的《六祖坛经》(以下略称《坛经》)成了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最重要的禅宗经典，备受世人的注目。由我国著名佛教学者杨曾文先生校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为进一步开展《坛经》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资料。这是一部历经四年、多次修改补充，最后校定成稿的力作。综观全书，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版本最新

《坛经》的版本很多，约有二三十种。但在本世纪以前，流行较广的是成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宗宝本。1928年，日本《大正藏》第48卷首次刊出了由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校写的敦煌佚书《坛经》，从而打破了宗宝本一本独盛的局面。以后，日本学者又发现了成于北宋乾德五年(967)的惠昕本。这样，敦煌本和惠昕本成了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一些校勘、解说、研究的专著和文章。人们普遍认为，在所有现存的《坛经》各种本子中，敦煌本是最古的了，因而对它特别看重。然而，敦煌本《坛经》错落衍误，给研究者留下了诸多的疑难。人们期待着有新的《坛经》古本发现，能对敦煌本加以订正。《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所刊“敦煌新本”便是这样一个本子。

敦煌新本《坛经》是1935年4月由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在敦煌千佛山的上寺发现的。1943年，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到敦煌访问古代写经时，曾在任子宜处看到了这个写本，并复抄了一本。然而后来，复抄本以及任子宜收藏的原本都下落不明。一直到了1986年，才有学者在敦煌县博物馆发现了任子宜的收藏本，编号为“敦博077'’，缘此而将它称之为敦博本《坛经》，以区别以早先刊行的敦煌本《坛经》。

据杨曾文先生考证，敦博本和敦煌本乃是唐代在敦煌地区流行的同一种《坛经》古本(姑且称之为“敦煌原本”)的两个异抄本。两本的思想内容乃至书写格式、装帧形式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对比之下，敦博本又具有字体清晰工整，抄漏的字句较少，错别字也相对少些特点。敦煌本有三处漏抄，致使前后文句不连贯，难以读通。而在敦博本中则有完全句。至于敦煌本中因错别字太多而造成义理歧解，通过对勘敦博本可以得到纠正的地方则更多。当然敦博本也有错字错句以及漏写之处，需要借助敦煌本得以纠正。《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正是参照敦煌本和成书时间比较接近于敦煌本的惠昕本校定的。可以说敦煌珍藏，海内一宝。

二、资料丰富

《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除刊载经校勘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的全文以外，还有“附编”。附编(一)收有唐、宋、元历代以及日本有关慧能的《坛经》碑传材料。其中，日本大乘寺本《坛经》、唐佚名《曹溪大师传》、宋惠昕《{六祖坛经)序》、宋周希古《{六祖坛经)后叙》、唐杜朏《传法宝记》(校刊本)都是国内鲜见的、作者从日本出版的图书中转录的重要史料。

附编

(二)为作者撰写的题为《(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和关于{坛经)诸本演变、禅法思想的探讨》的长篇论文。作者在文中系统地介绍了近60年来，日本和我国学者对《六祖坛经》进行研究的总体情况。其中有日本的矢吹庆辉、铃木大拙、宇井伯寿、松本文三郎、大久保道舟、石井修道、柳田圣山，我国的胡适、印顺、郭朋等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作出研究结论所依据的史料。

上述研究情况的介绍，无疑将有助于我国学术界对慧能和《坛经》的研究的深入展开。

三、研究精深

《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不仅对敦博本作了校勘整理，而且在其书附编刊载的《探讨》一文中，对慧能的生平事略、《坛经》的形成与演变、《坛经》的作者、版本和思想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其研究的深度和力度远非一些急就章所能相比。

(一)关于慧能的生平事略。如慧能从五祖弘忍受法传衣后，南逃避害，其归年代各书记载不一，说法甚多。作者经过比较分析，认为从慧能受法及以后出家、传法、去世等经历的时间来看，隐遁“三年比较妥当”。如兴圣寺本以及后来诸本《坛经》都有：慧能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来到广州法胜寺，听印宗法讲《涅架经》，风吹幡动，一僧说是“幡动”，一僧说是“风动”，慧能听了以后发表自己的见解，认为既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人(一作‘仁者’)心自动”的记载，这便是有名的风幡之争。但敦博本、敦煌本及大乘寺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作者对此作了分析后，认为“轻易否定其真实性是不足取的”。

(二)关于《坛经》的形成与演变。作者首先对《坛经》的结构作了分析，认为《坛经》实际上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1)慧能对僧俗徒众的公开说法、传禅、授戒等；(2)慧能生平简历部分；(3)慧能与弟子之间关于佛法的问答(教示机缘)，慧能临终付嘱以及有关《坛经》编传的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坛经》的中心内容，是全书的主体，第二、三部分是它的附属部分。

《坛经》各本皆有增补，比例虽不完全一样，但第一部分比较稳定，增加最多的是第二、三部分。从形成的年代来考察，第一部分形成最早，第二部分大体与第一部分同时，第三部分形成较晚，而且变动性最大。

(三)关于《坛经》的作者。对于这个问题，中日佛教学者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作者的观点是：“祖本《坛经》是慧能弟子法海平日记录整理而成，时间在慧能死(713)后不久”。“法海最早集录的是慧能在大梵寺的说法：授无相戒和说摩诃般若。在集成《坛经》时，又在开头插入慧能的自传，因为慧能的求法与得法的经历可作为修行的范例，故也可以作为说法内容的一部分。”书中援引众多的证据，对胡适关于《坛经》为神会作的说法给予了详尽辨驳。

(四)关于《坛经》的版本。《敦煌新本{六祖坛经)2列有《坛经》演变示意图，对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作了清晰的表示。从图表和解说文字中可以了解到，《坛经》的祖本是由法海集记而成的。由《坛经》祖本派生出来的本子是敦煌原本和慧昕原本。惠昕原本的别抄，形成日本大乘寺本、天宁寺本、真福寺本、兴圣寺本。惠昕原本的改编，形成契嵩本，契嵩本又派生出曹溪原本、德异本、宗宝本，如此等等。

(五)关于《坛经》的思想。作者是从四个方面加以概括和论述的：(1)强调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皆可自修自悟——所谓“无相戒”；(2)主张顿教法门，说“一悟即至佛地”；(3)寄坐禅于自然无为和日常生活之中——所谓“无念为宗”；(4)关于不二法门与慧能禅法。

作者认为，“慧能对禅法的看法，不仅与传统禅法不同，与早期禅宗禅法、北宗禅法也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可以说是他的革新”。正是由于慧能倡导的禅法具有世俗化、简易化的特点，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南宗在全国的发展，使得慧能的南宗能绵延千百年而法脉不绝。在中国佛教史上，民间最为流行的佛教宗派是简易化的禅宗和净土宗。

总之，《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的出版，是我国佛教学者在《坛经》研究领域中取得的重大进展的反映，它廓清了以往由于没有敦博本可作对勘，在校读和使用敦煌本《坛经》时，对某些难解之处所作的种种误猜，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成果。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杨曾文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杨曾文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1939年12月7日生于山东省即墨县，汉族。

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任佛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从事佛教历史、特别是禅宗及日本佛教研究。

代表著《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神会和尚禅话录》、《唐五代禅宗史》；译著《日本佛教史纲》、《印度佛教史概说》；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当代佛教》、《佛教文化面面观》、《中国佛教基础知识》、《佛教知识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