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时（民国时期将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杜建时七岁进入武清县杨村模范小学（现杨村四小）读书，受业于德高望重的陈仙樵老先生，一直是学子中的佼佼者。十三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他喜欢读杜甫、杜牧的诗，追求雄健高远的气质。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政法预科班，本想将来从事法律研究，但他目睹外国列强瓜分中国，中国军官贪生怕死、士兵无斗志的状况，两年预科期满后，便毅然离开北大，考入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这年他十九岁。后随学校迁到沈阳，任东北军炮兵团连长、黑河炮兵营营长。1928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京津地区战败，退回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其子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此时，南京蒋介石政府派人劝张学良“易帜”。张学良犹豫不决，东北军中保守势力占上风，拥戴“易帜”的力量势单力孤，杜建时等一批中下级军官极力支持张学良易帜，方压倒保守势力，促使张学良下决心，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于当年12月29日，发出易帜通电，宣布从即日起，东三省“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使中国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后来，蒋介石便以拥护易帜与否，作为收罗东北官兵的尺度，杜建时因此取得了进身国民政府的阶梯。

深得赏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讲武堂被迫解散，杜建时回家赋闲一段时间。不久蒋介石在南京创办陆军大学，面向全国招生。杜建时赴南京应试，当时的考生多是黄埔军校及其他各类军校学生，杜建时考取第一名，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三年学满后，蒋介石提议在毕业生中选拔几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去美国军事院校留学，并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再次主持考试。杜建时又考个第一名，深得蒋介石和教育长杨杰将军的赏识，蒋介石亲自找杜建时谈话，勉励他要勤奋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留美学习

正值而立之年的杜建时，怀着精忠报国之心，在美国雷文沃滋军事学院刻苦攻读炮兵军事学科，一年半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此时，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建时给蒋委员长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蒋介石回信指示，中国军人多数不懂得国际关系学，你要在美国继续深造。杜建时便又考取加州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班。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在紧张的学习期间，他抽空给家里写信，了解家乡人的生活情况，给母校——杨村模范小学的师生写信，慰藉恩师陈仙樵校长要保重身体，保持晚节，不要为日伪政府做事。鼓励同学们要发奋读书，为强国、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献身。

回国任职

1939年，杜建时回国，时年33岁。蒋介石委任他为中央军校江西分校主任，蒋任校长。因战争需要，蒋介石又任命他为第九战区高级参谋，薛岳任司令长官。杜建时帮助薛岳在长沙指挥三次大的战役，均把日军击退。不久，蒋介石又委任杜建时为南京陆军大学教务长，并指派他效仿美国创办国防研究院。

相关战事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联合反攻的新阶段。1942年1月，由美、中、英、苏等26个国家签定共同宣言，联合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蒋介石被推选为中国战区（包括越、泰、缅）陆空联军总司令。美国史迪威将军任参谋长。蒋介石为了适应频繁与美、英高级军政官员会晤，委任杜建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军，主要负责对外工作，及时处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事务。

1943年，杜建时随蒋介石参加中美英联合召开的开罗会议。1944年，杜建时分别随宋子文、孔祥熙赴美国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商谈军事援助问题。1945年3月，蒋介石派杜建时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议。同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急电召回杜建时，派他到天津担任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北宁护路司令、天津市副市长、市长等职。杜建时再三推诿，蒋介石对他说：“际平，听我的话，不要推诿。有事随时向我请示，把你安排在天津我是有长远打算的。”蒋介石这样器重杜建时，杜建时当属蒋介石的哪个派系呢？杜建时的一位好友曾问过他，杜建时思索良久，莫可如何地回答说：“委员长的官阺中，主要分三个派系，一是CC派，二是黄埔派，三是政学派。CC派之门我挨不上，也不敢挨，只求其不相忤、不得罪而已。黄埔派挨上了，可从未掌过兵权，身授中将军衔，团长都没当过。政学派要将不要兵，而我是日本投降之后，打内战之前，被委任为北宁铁路的光杆护路司令。因美国陆战队数万人自秦皇岛登陆，其目的在帮助国军抢占平津，才有我兼任天津市市长这一席。名曰市长，而从秘书到市府各局局长早已分到了上述三派之手，说我是光杆市长也无不可。”不难看出，杜建时只是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并未加入亲蒋的哪一派。

1948年12月18日，平津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之后，蒋介石看京津保不住了，便派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蒋介石参军罗泽、后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乘专机到达天津。罗、李、吴均是杜建时在陆军大学时的同学，而且多年一起共事。他们给杜建时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说：“际平，你同三位老同学商议，快作出决定，把天津守城的中央军撤到塘沽，准备从海卜撤退。加强华中力量。”杜建时意识到，固守天津已是死路一条，如今乘解放军在天津和塘沽之间兵力部署薄弱，将中央军撤到塘沽从海上逃走是可以的。三位老同学又传达蒋的旨意，为了名正言顺，给杜建时一个军方的名义。杜建时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人商议，陈长捷很沮丧地说：“际平，如果你把中央军带走，只留下我的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我只有自杀。因我无法向傅总（傅作义）交待。”杜建时不再强求，因他知道傅作义是属西北军，蒋介石是另眼看待的。

在这关键时刻，从东北又溃逃过来十万余国军，杜建时考虑自己一走，这十万余兵痞会糟踏天津百姓，把天津社会秩序搞乱，便毅然决定不走了。据杜建时晚年回忆说，送三位老同学上飞机时，彼此都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泪水潸然而下。

当人民解放军扫清天津外围据点，突破外围防线，兵临城下之际，蒋介石再次派专机来接杜建时。这架专机一连等他三天，他还是谢绝了。其原因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天津工商界、金融界、知识界等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找他，请求他千万不能撒手不管天津，否则，天津会大乱，倒霉的是老百姓。杜建时想自己也是天津人，决不能为了逃命而置家乡父老于不顾。又一想，共产党的政策是首恶必惩，不杀无辜。于是他以市长的名义发出通知，从市府到各机关。团体、学校，把所有财产造册登记。在解放军进城后，杜建时同秘书梁子青把市府登记造册的财产全部交给了解放军首长。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杜建时被俘，原关押在保定，经过8年的学习改造，1956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在押国民党高级战犯集中到北京，杜建时是其中之一。中央决定，为了加速思想改造，作出对战犯不审不判，予以人道主义的通信及家属亲友探访接见的自由等项规定，并安排到首都、天津、东北、武汉等地参观一个月，随后打破集中管理之先例，由战犯自行选出学习委员多人，负责组织学习、生活、劳动等。全国300多名高级战犯，无不感激涕零。杜建时喜气洋洋，颓丧之色全扫。此后他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在学习会上作长篇发言，在墙报《新生园地》卜，经常见到他的学习心得和文章。五一、十一、新年。春节等节假日，他当选俱乐部设计师和京剧导演，他还会表演一套引人入胜的魔术。他说，我虽然获得了新生，并不等于思想改造好了，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思想改造到老，才能跟上人民的行列。

其他相关

杜建时1963年获特赦，时年57岁。同年与小他十岁的画家李念书女士结婚，此后杜建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1978年后，杜先生当选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委员会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港、澳、台工作组组长。同时还当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尽管他已近古稀之年，而且体弱多病，仍积极、热情、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为征集文史资料，杜建时向北京及全国各地前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函数百封，有时还登门约稿。一次他到包尔汉老人家中约稿，老人非常高兴地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老人也没答应写。杜建时却十分幽默地说：“征集文史稿，有如产科医护人员助产接生，不到时候不能强求分娩的，一定要等到瓜熟蒂落，呱呱坠地。不问是男是女，都是为国家为人民献出的宝贝。”一次向孙越崎老先生征稿，孙老没在家，杜建时跟孙老夫人谈，请孙老夫人将有关内容一一记下。回政协后有人担心这篇稿八成约不来，杜建时又风趣地说：“征稿有如到庙里烧香凡能提供稿的菩萨我们都把香烧到了，礼多神不怪呀！”几天后果真收到了孙越崎老先生的来稿，杜建时对大家说：“这是烧到观音菩萨面前那炷香灵验了。”

198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定，为其摘掉“战犯”帽子。

杜建时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十分欣慰，奋笔疾书，广泛联系海内外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达四十多人。他连续在香港《镜报》上发表文章，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艰难谈判中，对其中的关键问题提出了确凿的证据，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杜建时十分关心家乡建设，帮助乡镇企业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积极支持地方政协工作。武清县拟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他欣然为选辑题写书名，并让老伴设计封面。

1989年11月7日，杜建时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临终前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介绍杜建时生平时，称杜建时为同志，称赞他是爱国人士。并说：杜建时同志这种爱国精神，老而弥笃，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