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历史学家）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王韬的少年在甫里渡过，“余少居甫里，莫有知余者”。王韬五岁，由母亲教识字。父亲是乡村私塾先生，王韬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打下扎实的经学基础。少年王韬在空闲时候，常到甫里镇上唐代诗人陆龟蒙留下的斗鸭池观赏荷花，或到明代梅花别墅探梅。最爱在夕阳将落时分，到保圣禅院听松，“有如千军万马声，又如千山落叶，万豁泉流”，毕生难忘。四十多年之后，王韬在1882年，1885年，1887年三年中三返家乡，必重游保圣禅院，并对随行的朋友们讲述少年时保圣禅院听松的故事。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王韬到昆山应县考，中秀才。道光二十七（1846年）年到金陵应考，不第。

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参观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主持的墨海书馆，受到麦都思和长女玛丽、二女娅兰的接待，款以葡萄酒和音乐，并带领参观“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的印刷厂房。 王韬对按字母次序排列整齐的活字架，一天能印几千本书的活字版印刷机很感兴趣，种下日后自己办书馆的种子。王韬在墨海书馆结识了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

1848年，王韬父亲病故，王韬此时家有娇妻幼女，必须寻找工作，维持生计，幸得传教士麦都思的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墨海书馆的工资固定，比他在家乡教书所得高的多。王韬和家眷就住在墨海书馆宿舍，室内挂一幅对联：“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窗对孟光”。

王韬在书馆给麦都思担任助手，工作踏实，并且重新翻译《圣经》。这段经历，为日后王韬的出逃埋下了伏笔。

英国伦敦会在1843年香港举办的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认为早先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包含太多俚语，决定由伦敦传道会上海分会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初步翻译工作，由伦敦会教友完成，1847年6月开始，以麦都思、米怜为首的五人代表小组，周一至周五，每天开会研讨四小时，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译员（王韬是麦都思的翻译），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

新约

》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由于中文通顺，被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已经印行十一版，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王韬功不可没。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十三年，还先后和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传教士，翻译出版《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为西学东渐作出了贡献。

1850年10月，王韬的年轻的妻子，不幸病故。

根据伦敦会1855年61届大会报告，王兰卿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

避难香港

1860年，李秀成率领的一支太平军陷苏州、常州、进迫上海。

1862年2月4日，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从战略上为太平军献策，后来东窗事发，他的陈条落入清军手中。王韬不得已而出逃，离开他熟悉的家人、朋友，和他整日流连的十里洋场，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道路。而这时，帮助他出逃的正是麦都思的儿子、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的麦华陀爵士。

在这期间王韬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长官刘绍庆出谋划策（“长毛状元”外号由此而来）。后来李鸿章率领的清军占上海，黄畹的书信落入清军手中。李鸿章知道黄畹就是王韬，以“通贼”罪下令通缉 。当时墨海书馆馆长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王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避难四个多月。

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一日，也就是1862年10月4日，王韬搭乘一艘英国邮轮“鲁纳”号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甲板上，他以伤感的笔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庾信已无家。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

香港英华书院院长——汉学家理雅各是上海墨海书馆馆长麦都思的老友，便安排王韬住在香港伦敦教会的宿舍，并聘请王韬协助翻译《十三经》。理雅各在王韬协助下翻译出《尚书》和《竹书纪年》。理雅各在空暇时常邀请王韬到薄扶林寓所小住。王韬初到香港，无亲无故，多仗理雅各资助才能渡过难关。

在此期间，王韬还兼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这是他从事华文新闻事业的开端。王韬旅居香港，工余之暇，勤涉书史。当时罕有关于香港的史料，王韬寻访故老，收集关于香港的资料，著《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三篇文章，记述香港的地理环境，英人未来前的状况，英人割据香港后设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纪中叶香港的学校、教会、民俗等历史资料。王韬有关香港的文章，是有关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欧洲之旅

1867年11月20日，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资助，王韬开始了他在欧洲的游历。他取道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开罗，出地中海，经意大利墨西拿抵达法国马赛，又从马赛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巴黎，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并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

每到一处，他必定游览一番，并以浪漫的辞藻留下丰富的游览笔记。这成为今天我们窥见19世纪末欧洲盛景，以及这位著名的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复杂内心世界的重要资料。

在伦敦，王韬看到的水晶宫令他目眩神迷，他描写道：“……地势高峻，望之巍然若冈阜。广厦崇旃，建于其上，逶迤联翩，雾阁云窗，缥缈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汉。北塔凡十四级，高四十丈。砖瓦榱桷，窗牖栏槛，悉玻璃也；目光注射，一片精莹。其中台观亭榭，园囿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毕备……”

王韬在英国待了两年，和他的朋友理雅各一起住在苏格兰中部，除了不时的长长短短的旅行，两人还合作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王韬旅居苏格兰期间，应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日食记录，写出了《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闰至日考》等天文学著作。

其间，他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根据现有的记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文人在牛津大学演讲的记录。

这位有着日记癖的中国学者对这次演讲记载道：

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监院者特邀余往，以华言讲学。余备论中外相通之始，言：……三百年前，英人无至中国者；三十年前，中国人无至英土者。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视中原如堂奥，无他，以两国相和，故得至此……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其中肄业生之年长者……特来问余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编者注：泛指西方国家）所传天道若何？余应之曰：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原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

讲到快意处，王韬还高声吟诵白居易《琵琶行》和李华《吊古战场文》。

王韬西行的收获之一，是给他的小说和游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除此之外，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不可能不给这位传统文人带来巨大的冲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段怀清《苍茫谁尽东西界》中说道：“而当泰西文明不仅只是所谓的奇巧淫技、不仅以口岸文明的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作为晚清中国第一代口岸知识分子之一，王韬发蒙以来所逐渐经营出来的传统文人的精神审美世界也不能不随之发生动摇，不过这一精神思想的变迁过程远非想象那么轻而易举。”

办报生涯

1857年参加《六合丛谈》的编辑工作，是他报刊活动的开始。1864年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是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后发展于梁启超，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较大。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弢园文录外编》：是我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作者王韬。他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部分政论文章被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院，王韬随同返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自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上海《申报》转载。后来王韬《普法战纪》编辑成21万字的单行本。《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普法战纪》传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872年东华医院在香港创立，王韬被选入东华医院第一届董事会。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据学者罗香林考证，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受王韬影响是极可能的事。王韬无疑是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

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刊。王韬是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王韬的政论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传统，突破了当时梧桐时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是“载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贵在乎纪事述情”，不应拘泥于文法，墨守成规。他的政论对报章文体和政论文风的改观和发展影响很大。

旅日考察

王韬的《普法战纪》一书和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变法维新政论，深受日本维新派重视。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王韬应日本一等编修重野成斋、《报知社》主笔栗本锄云、蕃士冈鹿门、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的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在此期间结识一批日本维新人士，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在日本期间，王韬还在东京谒见清廷驻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

终老上海

王韬在英国、日本的名望和他的变法维新政论，使清廷重臣李鸿章刮目相看，认为王韬是“不世英才，胸罗万有”希望召罗为用。

光绪八年（1882年）王韬曾回上海探路，瞩香港洪茂才校对《弢园文录外编》，由香港印务总局排印。

在流亡22年后的1884年春天，在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人的斡旋下，王韬终于回到上海——他阔别了半生的土地。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此时王韬被聘为《申报》编辑。

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韬创办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主持格致书院，推行西式教学。

光绪十三年（1887年）著《淞滨琐话》。

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印出版《漫游随录图记》，入秋，王韬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写稿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拜见王韬，王韬为孙中山修改《上李傅相书》，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

1897年，王韬的生命走向了尽头。在他死前的三年，他约见了一个从广东出发向李鸿章上书的南方青年，此人正是孙中山。王韬帮助他修改了上书，并给在李鸿章幕中供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王韬已然垂垂老矣，可是他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新的力量。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5月24日）王韬病逝上海城西草堂。

政治思想

变法自强

王韬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他写道“中国何尝不变”。王韬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王韬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具体办法有四：

1、改革科举取士法

2、改革练兵法

3、改革教育

4、废除繁文

君民共主论

在中国历史上王韬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王韬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种：

1、君主之国，如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土耳其，国家元首为帝。王韬认为，君为主，必须有尧、舜帝在上，才能长治久安。

2、民主之国，如法国、瑞士、美国，国家元首为“统领”。王韬认为民主之国，“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

3、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远近，此君民共主也。”“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递……如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

主张进行军事改革

王韬主张革新兵器，废除弓箭、大刀、长矛，换成新式火器；将帆船换为轮船，“师其所能，夺其所持。”王韬认为单按西法制造枪炮、轮船、建筑铁路，只不过是抄袭皮毛，更重要的是要变革军队的制度和训练方法。

实业强国

王韬认为富强为强国之本，必须大力兴利：

1、开发铁矿、煤矿、金矿、银矿、铜矿、水银矿等；

2、开发羊毛、棉布、丝绸纺织业；

3、发展海陆交通，造轮船、建筑铁路。

王韬认为“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赋税观

王韬曾游历英、法、俄等国，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思想，主张减轻商税征收“商不重征，贾不再榷，各劝其业，争出吾市，则下益上富”。他认为厘金税加重商人负担，阻碍商品流通，应予裁撤。王韬主张学习西方经验，发展新式工矿业，认为它可以“兴大利”。他指出“取之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主张通过发展工矿业来增加财政收入。

文化观

同治十三年（1874）在香港创办《循还日报》，宣传变法自强。光绪十年（1884）主讲上海格致书院，与丁日昌、盛宣怀交游极密。游历国外时，多留心国外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归国后，著《弢园文录编》一书，写有《徵设香海藏书楼序》一文，直接分析我国公私藏书利弊：“夫藏书于私家，固不于藏书于公所。私家积书积自一人，公所聚书积自众人。私家之书辛苦积于一人，而其子孙或不能守，每叹聚之艰而散之易。”积极提倡建公共藏书楼，仿效国外图书馆之设：“佞尝见欧洲各国藏书如库如林，缥函绿绨，几于连屋充栋，怀铅椠而入稽考者，几案相接，此学之所以日盛也”。他的改良言论对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私人藏书丰富，拟建“香海藏书楼”，有“弢园”、“淞隐庐”，并有《弢园藏书目》附《续目》，著录图书近千种。又写有《弢园藏书志》2册，仅集部别集类就有700余种，子史类约700余种。藏书印有“弢园王氏真赏”、“墨藻”、“南山归敝庐”、“淞北鲰生”、“遁叟藏书”、“王韬秘籍”、“天壤第二王郎”、“淞北倦民韬园王氏真赏”等多枚。

作品选摘

诗作《独登杜拉山绝顶》济胜渐无腰脚健，探幽陡觉心胸开。泉声若共石斗激，岚影时与云徘徊。眼前已觉九霄近，足底忽送千峰来。天悦羁人出奇境，家乡不见空生哀。论著《变法》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贴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戟铁；而他处海防均须整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祈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溃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1874年《循环日报》。王韬与《循环日报》借助《循环日报》，王韬得以时政为纲，纵论天下大势、横议治国方略，写成了近千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在此办报宗旨指引下，王韬让报纸“取西制之合我者，讽清廷以改革”，开启了近代文人论政之先河。1.文风轻松优雅，是广泛传播的前提王韬非常注重形式、文风，创建了一种新型政论体。在写作技巧上，单刀直入、立场鲜明、开门明确观点的写法，确保读者第一时间了解文章要旨。《达民情》开头即：“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千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在字数处理上，王韬的政论多千字左右，《弢园文录外编》里184篇均如此，一为方便刊登，二为便于阅读。至于重大题目，王韬则巧妙采取了分篇连载的论述方法。《弢园文录外编》就有关于原道、原学、原人、原才等共12篇分篇评论作品。另外，王韬的句子也多以短句为主，既朗朗上口又言简意赅，有音乐美，同时理解起来也比较轻松。这种不追求华丽辞藻的语言，保证了各种层次读者都能读懂文章思想。这种文体虽无几十年后梁启超的文体那样风行，但简洁程度足以供最广泛的中国文化人阅读。2.针砭时弊，“提极端取其中”的技巧王韬深知“取法其上，合乎其中”之理，所以行文拒用婉言，总是一针见血直入问题核心。这与后来梁启超所言“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可谓殊途同归。“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寥寥数笔,王韬把洋务派官员骄横跋扈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挖苦得体无完肤。3.思想主张，先“破”后“立”“破”得直言不讳，“立”得干脆直接——先“破”后“立”，这是王韬思想的核心特点。“破”即“除”社会之“弊”，要旨在“批判”——解释国家弊政，讽刺落后现状。例如，王韬直言要“清仕途”，认为“科目、捐纳、保举，三途并进，杂矣，滥矣。必当痛加沙汰，严为甄别”；建议要“裁冗员”，“其有闲员末秩，无益于民事，徒足以耗国家度支者，无论文武，悉从而汰之”。这种不避锋芒,直面现实的义正词严，显示出王韬的荡气回肠与热血沸腾。“立”即“寻”现代之“径”，主题在“主张”——介绍西方现代制度，启蒙民心，主张变法维新。比如，王韬提出“取士要得真才，练兵当以枪炮为先，然后使兵强”。并强调自强必须重民,以往积弱源于贱民戕民，指出封建专制“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囊既饱，飞而扬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未有也”。王韬用铮铮忠言，承担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4.对比手法，通达社会之现状中西方文化熏陶使得王韬此时的思想视野极其广阔，这种世界性视角，也使其政论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性结构——常将别国的情形与中国的现状放置一起,产生是非优劣自见的对比效应。如言洋务,王韬主张先要知彼,知彼则先“习泰西语言”,但“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能训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但列强诸国“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及教中之神父牧师,效华言,识汉字,留心于我国之政治,于我之俗尚风土山川形势物产民情,悉皆勒之成书,以教其国中之民”。言“重民”,“西国民寡而如此,中国民众而如彼。”“如此”者是指欧西“民寡”而“众志之如城,大可用也”；“如彼”者则指中国“民众”而“不善自用其民也”。在对比中，王韬形象揭露了现状问题之所在，也间接介绍了改进之途径。

作品研究

《王韬评传》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ISBN 7-305-01949-6《王韬评传》忻平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ISBN 7-5617-0465-8《王韬研究》王立群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博士论文）《王韬年谱 》张志春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ISBN 7-5434-1905-X《王韬传记资料》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王韬著作》：费正清："Writings of Wang Tao." [excerpts]. In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4, 137-42.Cohen, 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ISBN 0674068769中译本：（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的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ISBN 7-214-01271-5/G·316McAleavy (H):Wang T'ao.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 Displaced Person. With a Translation of 'Mei-Li Hsiao Chuan', a Short Story by Wang T'ao，1953。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China Society of London on 22 May 1952。Vittinghoff, Natascha: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 –1911)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2 ISBN 3447046341（美）柯文著，《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