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明朝人物）
人物生平
蟾宫折桂
杨慎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12月8日）。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他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杨慎为“小友”。
杨慎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后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丧。服丧完毕后，复任翰林院修撰。
移疾求退
杨慎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杨慎针对这种行为，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无可奈何，只得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逆鳞廷杖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驾崩。因武宗无子，经张皇后及杨廷和商议，便迎立其堂弟、兴王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世宗即位后，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嘉靖二年（1523年），杨慎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任纂修官。
杨慎利用给世宗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杨慎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世宗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当时世宗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基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世宗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祐杬），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世宗大怒，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怒气不减，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流放滇南
杨廷和在武宗驾崩、世宗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杨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备，到临清县时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骑马走了近万里，非常疲惫，等抵达永昌卫时，险些无法病愈。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嘉靖五年（1526年），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杨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叛乱。
嘉靖八年（1529年），杨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杨慎请求巡抚欧阳重替他请命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慎在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举家迁蜀，寄寓江阳（泸州）。但因人举发，又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押回永昌。
终不得归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8月8日），杨慎在昆明病逝，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杨慎去世后，沐朝弼等人前往吊祭，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
嘉靖四十年（1560年）冬，杨慎附葬于杨廷和墓旁。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明熹宗天启（1621年—1627年）年间，追谥‘文宪“。
主要作品
杨慎著述多至100余种，李调元刊《函海》时，曾作专辑收录所著之书。散曲有《陶情乐府》。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小学：《古音》七书、《丹铅》诸录、《六书博证》等。经学：《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文学：《升庵诗话》《艺林伐山》《绝句衍义》《画品》《全蜀艺文志》等。史地：《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诗词：《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等。编纂：《古今风谣》《古今谚》《丽情集》等。体裁作品名称诗《临江仙》《送余学官归罗江》《出郊》《竹枝词》《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夏水谣》《三岔驿》《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无题》《柳》《宿金沙江》《病中秋怀八首选一》弹词《二十一史弹词》以上资料来源
主要成就
文学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泸山》：“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姚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
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汉杂事秘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明武宗“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峣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谭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
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的弊端
经学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杨慎批评宋明理学是以其学术思想与方法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经学研究中，杨慎非常重视从文献校勘、文字音义的训释与古代制度和思想的历史流变等多个角度考察儒家经典，以此为基础，杨慎对儒学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杨慎在《升庵经说》中每每以朱子的经注、经解作对比，发宋学之短而举汉学之长，于宋学不无补益，于后学不无启发。
杨慎突破明代学术界的“理学”与“心学”两家的理论禁锢，力图恢复汉学，建立一种新学风。杨慎提倡以怀疑的态度做学问，实开清代考据之先河。他指出治学的大方向：“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与此同时，杨慎还深刻批评了明代学者。杨慎敢于对经书权威性的解释大胆提出怀疑，并旁征博引、用多种证据以证成其说。他继承了前代鸿儒敢于怀疑的学术传统。杨慎痛感当时学界的死气沉沉、不思进取，提出：“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囿于不疑。谈经者日吾知有朱而已，朱之类义可精义也。言诗者日吾知有杜而已，杜之窳句亦秀句也。宁可佞不肯为忠，宁可僻不肯为通。”杨慎为学，反对明代空疏学风，痛斥明代学者泥于成说，如有訾议者，“辄欲苦之，甚则鄙之如异域，而仇之如不同戴天一的“竺癃沈痼”，主张博通约取，笃于实际，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杨慎是较早进行专门音韵研究的学者，单行著作有《古音余》、《转注古音略》等十余种。他认为：“音韵之原，起于唐虞之世。《舜典》日声依永，律和声是也。吴才老、沈约都祖法于此。”（《丹铅总录·卷十九》）他善于从文字的音义上考虑，通过古音通假，阐明诗义。杨慎认为古韵语中不押韵之处，并非本就如此，而是古今音变化造成的。在《升庵经说》中，他关于《诗经》古音的研究有数十条之多。如《瓠叶》“有兔斯首”，斯、鲜音相近，训白。“《左传》‘于思于思'，服虔注：思，头白貌。思、斯字异而音同。”这些观点虽有的为前人遗说，但从古音通假的角度加以阐释，意思更加明白。
杨慎重视训诂注经。他批驳“昔人乃注《本草》误杀人而注《易》误无害”（《丹铅续录，卷一》），努力探讨古人训诂，以为“古人训诂缓而简”。但他又主张”不可溺训诂”（《丹铅总录·卷十三》），反对“章句之病，党枯护朽，守缺保残”（《丹铅总录·卷二十二》）。如《关睢》“窃窕”古有幽闲、深宫、美心为窃，美容为窕等说，杨慎《升庵经说》为证实郑玄、孔颖达的“窃窕深宫”说，一口气举了十二条证据，以证明“窃窕”有深的意思，并非言德。
著述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明武宗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杨慎传》）。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明史·何孟春传》）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
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藏书
杨慎喜藏书，当时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
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
书法
杨慎工于书法，王世贞《国朝名臣遗墨跋》称杨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赵孟頫）堂庑”。朱昌颐《跋杨升庵诗扇》也说：“书法尤超迈绝伦，至今滇南尚多留刻”。其书论主要见于《墨池琐录》、《升庵书品》、《法帖神品目》等。
绘画
杨慎亦善写兰。王文治《杨升庵画兰长卷跋》称：“杨升庵画兰卷子（长至四丈），疏密反侧，朝烟晚露，皆能毕肖其形。”其画论有《升庵画品》《名画神品目》等。
文献学
杨慎的文献学思想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充满着辩证法的思维；他重视训诂考据和博学，同时又强调实践经验，重视正史书籍和名家注疏但不一味盲从。正史书籍由于其“不寓褒贬”“直书其事”的特点和它自身带有的权威性，因此类史籍都可以作为研究文献、考据文献的重要证据。杨慎对正史书籍便颇为重视。无论是天文地理、鸟兽花木，还是宫室物用、人品订讹，《丹铅总录》都充分依托史籍。
从《史记》《汉书》《三国志》到《新唐书》《旧唐书》和《宋史》，引用范围极其广泛。尽管如此，杨慎依然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史籍，并不迷信权威，先后论证过《史记》《后汉书》等书中的问题。如在“司马迁设史”一条中提到，《左传》有云：“齐侯朝于晋，将授玉。”而司马迁误读玉为王，所以在《史记·齐世家》中误以为齐国欲尊晋景公为王。执玉即为执圭，古代凡诸侯相朝，必定互相授受以玉为礼，这是当时的一种规制。还有在“玄鸟衔卵”一篇中说，《诗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司马迁对这种现象的描述是“玄鸟翔水遗卵，简狄取而吞之”。杨慎对太史公的这个解释并不认同，杨慎驳道：此处并非实指，非指玄鸟把卵排出，被简狄吃掉而怀孕，而是《诗经》在此处用了一种兴深意远的方式，来说明商这个尊贵的孩子是上天的指派。玄鸟是请子的候鸟，即春燕，此处“若曰仲春之月祷而生商，斯为言之不文矣”。且在《诗经》中有找到多处例证，《诗经》有“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也是为了说明孩子出身的高贵，而不是说甫、申为岳神所生。另外，杨慎对名家的注疏也很重视，无论是郑玄、李善的注，还是颜师古、朱熹的注，杨慎都很看重，并且在考据字书音韵的时候经常引据。但是杨慎并不因为他们是大家权威就一味盲从。比如在“郑玄解经有不通处”中，郑玄认为“宗祀文王”是以文王为宗，而杨慎认为此处“宗”并非是以文王为宗，而是“宗”在此处通“尊”，并且举出《祭法》中“祖文王而宗武王”和《左传》中“宗”通“尊”的例子来证明，如“召伯宗”通“召伯尊”，“尊卢氏”为“宗卢氏”。在“朐忍辨”一条中，对颜师古因为“朐忍县”的“朐”和“劬”形似而注音错误的问题也进行了纠正。 [95]
杨慎在运用文献考证研究的方法上，不仅能吸取前人之长，而且在重视子部、俗文学与金石方志等资料方面独有建树。在《丹铅总录》中，处处可以看到杨慎对子部的引据。不论是在考证官爵礼乐、字学订讹，还是史籍博物等等，都十分重视子部的作用，从先秦诸子的著作，到《淮南子》《水经注》乃至佛经，只要可以作为考据的论证，杨慎都加以引证。比如在“石墨”中对石墨一词的考据中，就先后用到了《水经注》和《本草纲目》。“湛涔同字”一条中就多次引用《淮南子》。而在“八功德水”中就用到了佛经中的内容。杨慎不仅考证多用子部，而且对子部也多有考证。比如在“老子述而不作”中对《老子》内容的考据，在“管子注”中对《管子》近世翻刻中注解出现的问题的订正，在“鬻子”一条中，通过搜集他书引用已散佚《鬻子》书中的内容，来对《鬻子》进行辑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杨慎对子部的重视。 [95]
金石文献是研究古代文献的重要资料，因而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很注意运用金石文献。如在《琐言》部分中，谈到省字时说到一种语法现象：凤凰同书，省下作皇，鹦鹉聊文，省下作武。并且举出《石鼓文》中“旭日杲杲”同样是因为省字，而书作“旭日杲=”。还有在“黔首”一条中，在考证黔首之意时，就用到了李斯《峄山刻石》中的“黔首康定”，并说太史公便是因为这句判定“秦名民曰黔首”。
文化事业
在明代，云南被说成是“蛮荒瘴疠之乡”或“不毛之地”，所以朝廷才会把罪犯发配到那里去服刑。杨慎来到云南后，经过生活实践，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偏见。他认为，云南和内地的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中原汉族和云南的多民族人民都是炎黄子孙，中国是统一的国家，对待各民族的群众应该一视同仁。因此杨慎始终不忘国事，致力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强云南地区的国家认同感。
他曾身穿戎装，召集童仆、学生、邻里一道保家卫国，为平息大规模的“安凤之乱”立下大功。当他发现昆明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坑害百姓时，正义凛然地写下《海口行》等诗痛加抨击，并写信给云南巡抚，要求制止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他与丽江土司木氏交情深厚，指导木氏诗文创作，整理少数民族典籍，为传播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杨慎在云南开展讲学活动，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云南本地的文人学者。杨慎在云南三十多年，经常到各地讲学授徒，为当地造就了大批学有成就的人才。据《滇南闻见录》记载，他“尝于临安教授生徒，多所造就”。《安宁州志》说他：“居城东遥岭楼，尝讲学于上。”《大理府志》描写，自杨慎来后，“郡人士威师之”。
杨慎在云南的学术同好和门人数以百计，其中，大理人李元阳是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两人曾共同参加撰写《云南通志》。李元阳在《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中，详细地叙述了杨慎在大理点苍山感通寺讲学的盛况：“各族士子皆从游问学。”在杨慎的学友和门生中，以张含、王廷表、李元阳、唐绮、杨士云、吴懋和胡廷禄七人最为有名，人称“杨门七子”，意思是把他们比作宋代苏轼门下的“苏门六君子”。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两人是举人，五人是进士。特别是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都取得了很深的造诣，这是和杨慎的奖掖扶植分不开的。杨慎本人也曾自豪地称赞说：“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
据统计，云南到元代为止，可考的著作只有八种。到明代正德年间，著作达四十余种，著书者二十余人。但到了明嘉靖以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嘉靖至明末，云南的著述增至二百六十余种，著书者也多达一百五十余人，而嘉靖及稍后一些时候的著作，就达到了一百余种，它们的撰写，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杨慎有关。这说明在杨慎的影响下，当地出现了一支人才队伍，云南的地方文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杨慎终身流放滇南，但他情系故里，多次回到家乡四川，为家乡文化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编写了《全蜀艺文志》，这是一部四川地方历代诗文总集，全书64卷，收录诗文1800多篇，共计140多万字，广收博采汉魏至明有关四川诗文。 《全蜀艺文志》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又因杨慎的名气，其成书后被多次刊刻、抄录，流传颇广。
史籍记载
《杨升庵太史慎年谱》《名山藏·卷八十五》《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
轶事典故
伉俪情笃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他的夫人黄娥，善诗词，尤为擅长散曲。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 [83]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杨慎就动身进京复官。
杨慎与黄娥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很短暂，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黄娥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杨慎从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152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寒夜，黄娥陪伴着骨瘦如柴、身戴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杨慎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戍云南·江陵别内》）。情辞凄楚，催人泪下。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挚。此后，黄娥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
嘉靖八年（1529年），因父亲杨廷和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 ，夫妇才得短期会面。相见时难别亦难。临别时，黄娥写了《罗江怨》散曲，与杨慎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花开花落，春去春回，杨慎和黄峨在孤苦与相思中守望着他们的爱情。相思无涯，相见无日，他们只有寄希望于朝廷的特赦。然而嘉靖帝至死也不肯原谅杨慎，就算是天下大赦，嘉靖帝也特旨不赦于他。他们只有传书带信以解思念和牵挂。黄峨悲苦之中写下了“昨夜梦里分明见，醒来时枕剩衾单。费长房缩不就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的诗句。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慎客死异乡。噩耗传来，黄峨悲痛万分，以花甲高龄和羸弱之身，徒步赶赴云南奔丧，而后扶榇归里，安葬新都。明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杨慎冤案才得以昭雪，杨慎被追封光禄寺少卿，黄峨也曾受封。隆庆三年（1569年），黄峨病故并与丈夫合葬。至此，杨慎与黄峨结束了他们的爱情守望。
遗书锄奸
杨慎充军云南，熬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已成为七十岁的老人。他遵照明朝的律例，回到了故乡四川。但是嘉靖帝偏偏使云南巡抚派了四个军汉把他抓了转来。年逾古稀的杨慎来到一座古庙，早已奄奄一息。幸好庙里长老和附近老百姓素来就敬仰他的品德学问，纷纷跑来送医送药，有个木匠老汉和他的儿子更是端茶送饭。杨慎非常明白，这是京中的那班权贵，勾结云南巡抚对他进行最后一次打击。”临死前，他写了遗书，嘱咐了老汉死后要办的一些事情。杨慎死后，保山县令立即来到庙里查看遗体遗物。他从木匠老汉手里拿到杨慎遗书，连夜派人送给了巡抚。那巡抚来不及细看，立刻传令派急脚快马带上遗书星夜兼程上北京去了。
杨慎的遗书送到京城某大学士府里。大学士拆开一看，发现杨慎写的两首“寄怀”诗篇，暗中讽刺他的落井下石。他看罢立刻气急败坏地策划陷害杨家的新阴谋去了。第二天早朝，这班人便奏本说杨慎死在保山，遗诗诽谤朝廷，侮辱大臣，并将遗诗上呈。按照明朝律例，谪戍官员死后，一定要经朝廷派人查验，才能埋葬。因此，嘉靖就派这班人前去勘验。
正当杨慎灵柩滞留保山古庙时，巡抚因贪污大案拿交刑部问罪。新任巡抚十分敬慕和同情升庵，便命令保山地官派人搬运杨慎遗体回四川原籍安葬。那个木匠老汉也跟随灵柩来到了四川新都县状元府。他将遗书交给了黄夫人，并再三转述升庵嘱咐“遗书要在朝廷派人查看之后才能开拆”的遗言。
权贵们来到四川新都状元府，喝令锦衣卫开棺查验。当棺材盖一揭开，只见杨慎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红袍，玉带围腰，脚下粉底靴，完全按状元品服装殓。因为明朝规定：充军犯官死后只能藁葬，如仍用官袍礼服便有目无朝廷国法之罪，不仅死者碎尸，还要祸连家族。杨慎的对头们连忙喝令盖上棺材，贴上大印封条，回京请旨去了。查验的官员走后，黄夫人把木匠老汉请了出来，拆开遗书商量一阵之后，便连夜带领子侄布置停当。不久，嘉靖另派了以东阁学士为首的几位大臣来到杨家复查。宣读圣旨以后，便命锦衣卫移开棺盖。却见杨慎头挽椎髻，身穿赭衣，脚下蒜鞋，完全囚徒打扮。众官看了，立命地方官召集邻里地保和一城官绅在勘验文书上画押。立即起程回京复旨，同时纷纷题本弹劾前十批宦官权臣结党营私，诬告陷害的罪行。嘉靖在朝野压力下，只得将奸臣们各廷杖一百，并交刑部定罪，发往边远地方充军。后来有人碰到老木匠的儿子，才知道原来老木匠应杨慎遗嘱造的是漏底棺材。
幼童妙对
杨慎从小就刻苦好学。一天中午，杨慎路过一所私塾，见先生正用戒尺责打一个学生，便上前询问。先生告诉他说：“今晨我出一下联，要他们对出上联，时过半日，尚未成句，因而一一责罚。”小杨慎向先生请教那下联的内容，先生于是说出了下联：谷黄米白饭如霜。杨慎本想替他的学生解围，但沉思许久也没有结果，此后，他随时都在想，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后来，他随父亲杨廷和到北京。一日，弘治帝在御花园中宴请群臣，十五六岁的杨慎也随父亲前往。时值寒冬，取暖的火盆中，黑色的木炭正烧着熊熊的红火。弘治帝见景生情，对众大臣说：“朕有一联，看众卿谁可对上。”于是念出上联：炭黑火红灰似雪。说完，笑看群臣，等候对答。大臣们个个低头沉思。杨慎见大家都不反对，就向前走了两步，从容对曰：谷黄米白饭如霜。弘治帝一听，不禁拍案叫绝，高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还有一天，杨慎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杨慎：“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杨慎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
博学大家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明武宗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
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
躬亲丝竹
杨慎年轻时喜欢弹琵琶，经常自己创作新的小调。等到他进士及第后，仍然还在夏天的晚上绾起两角发髻，穿着半臂单纱，背着琵琶，和两三个文人携带一壶酒，席地坐于西长安街上，唱着自己创作的小词，弹拨到天明。李东阳上早朝时经过长安街，听到了琵琶声，便派人询问，得到回答说这是修撰杨公子。李东阳为之下车。杨慎举起一杯酒敬李东阳：“上朝还尚早，我愿意为先生再弹一曲。”弹完之后，宫中夜烛都已熄灭。李先入朝，杨慎也跟着穿着朝服进朝。朝退后，杨慎进入内阁向李东阳与父亲杨廷和作揖问候。李东阳笑着对他说：“公子的韵度已经足以名留千古，何必躬亲丝竹，擅风弄月呢？”于是京师再没有人听到过杨慎的琵琶声。
人物争议
卒地卒年争议杨慎的卒年，简绍芳、程封、李调元各自撰的《杨慎年谱》记载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逝于云南戍所。谈迁《国榷》卷六十二、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都说他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病殁于永昌佛寺。《明史·杨慎传》也记：“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一块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1年）撰写的《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碑的出土 ，使“嘉靖三十八年”原说受到了动摇和挑战，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一、张增祺《有关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一文，对杨慎的生平卒年做了详细的考证。其根据《明史·王元正传》、《明实录》的有关记载和上述1965年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龙山原上发掘出土的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等资料，推断“杨慎至少在隆庆元年还活着”，并通过《明实录》关于为杨慎修祠的云南巡抚陈大宾的离任时间认定杨慎的卒年在隆庆二年（1568年），卒地在由云南返回四川途中的泸州。二、针对张文，穆药撰有《也谈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和《杨慎卒年新证》两文来批驳，他也认同杨慎并非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但不赞成杨慎在隆庆元年（1567年）还活着的说法。 其根据李元阳《游石宝山记》及《兴教寺海棠感旧》，认为“杨慎卒年应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或四十年（1561年），至于具体卒于哪一年，则尚待研究。”针对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里的撰文时间，穆药认为《墓志铭》乃由杨慎先行写就墓志，日期留下空白，然后在沐绍勤归葬日期定下之后，再由他人补填写进去的。 而张增祺之所以失误，原因之一是所据《王元正传》乃是标点错误所致。 在第二文中，穆药仍旧根据李元阳《七十行戍稿序》和《游石宝山记》以及杨慎受李元阳之请所撰《重修弘圣寺记》等考订“杨慎卒年当在嘉靖四十年。”三、八十年代末期，陆复初积极响应张增祺的观点，并根据张含《读毛氏家史论》和万历《云南府志》所载杨慎《重修弘圣寺记》关于记载李元阳出资修建寺庙的记载，提出杨慎嘉靖四十二年依然在世，卒于隆庆元年以后，进而分析说：“我的猜测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之后，他又悄悄回到泸州，实现了‘为报衰翁二月还’的誓言，但从此销声匿迹，杜门不出……卒于隆庆元年（1567年），活了八十岁。”“可能他是为了回乡，而以死为烟幕，而实尚伏居泸州，故又说‘颐老于蜀’。”四、就张增祺所据《明史·王元正传》及《明实录》的失误，二十一世纪初丰家骅《杨慎评传》第五章《寄寓江阳，老死云南》有详细辩驳。丰家骅也认为卒于隆庆元年或隆庆以后不可信，他从杨慎的妹夫刘大昌《杨子卮言序》“握节云中三十六年”推断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仲春卒于云南。
人物评价
褒奖
蒋冕：用修之博，何减古之苏颂乎！
简绍芳：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
陈文烛：公孝友性植，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
周逊《刻词品序》中称他：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李贽在《焚书》《续焚书》中说：①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②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经过校对订正，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并在《升庵外集题识》中盛赞道：明兴，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屠隆：丘文庄浚、杨修撰慎武库哉。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选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
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无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唐宋以来，吾见罕矣。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张华）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
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朱舜水集》卷11《问答三》） 小宅生顺问：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说：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
张燧：升庵博洽似张茂先，诗文似庐陵、眉山两先生，坎壈过汉之贾长沙，而经术解悟直越宋之程、朱而上之。有升庵而当代之人物可与往哲争衡矣！矮人观场，徒谓先生为博学人，而一二崛强之老，又且掇拾其后，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为先生重轻耶？
林时对：夫以刘伯温之瑰奇、宋景濂之温醇、解大绅之豪爽、曾子棨之英迈、高季迪启之超脱、李宾之东阳之浩瀚、王守溪鏊之简严、王敬夫九思之高迈、崔仲凫铣之修洁、吴匏庵宽之纯粹、丘仲深浚之博雅、程篁墩敏政之典核、杨用修慎之奥衍、王槐野维桢之简练、康德涵海之雄骏、廖鸣吾道南之富有，此权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间耳。
王夫之称杨慎诗：三百年来最上乘。
王士禛：明诗至杨升庵，另辟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
张廷玉等《明史》：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
沈德潜：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五言非其所长，以过于秾丽，失穆如清风之旨也。
纪昀：①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②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陈寅恪：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异议
明代学者陈耀文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特作《正杨》一书，指出《丹铝》诸录中的150条错误。万历年间，胡应麟仿杨慎《丹铅录》而作《丹铅新录》、仿杨慎《艺林伐山》而作《艺林学山》，一面订正杨氏笔误，指出：“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满于陈耀文“哓哓焉数以辨其后”，自以为“求忠臣于杨氏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举，被“时人颜曰《正正杨》”，朱国桢对之评曰：“（自）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正正杨》，辨则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为前人暗笑。”
迨于清世，四库馆臣既说：“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又说：“耀文考证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了杨慎29种著述，一一加以考评，虽承认杨慎“博洽冠一时”，《丹铅》诸作“疏殊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但就总体言之，还是站在正统立场，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如说他“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责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 为编，只成杂学”等等。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官修之书，故自面世流传后，杨慎即长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视。流风余波所及，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
历史影响
墓址
主词条：新都状元坟
杨慎墓在四川省新都城西北（今新都体育场北端），为明代杨春、杨廷和、杨升庵祖孙三人的家庭家庭墓地。之中有“培修状元坟功德碑”碑刻，讲述了杨慎的生平事迹、1988年墓地重修过程和1997年杨清钦恢复状元坟昔日宏构的乐捐功德。 其墓规模宏大，基园有祭坛、神道，神道两旁有石人、石马石狮子。“文革”被毁，仅存三米高的封土，1988年重修其基，现为新都县重点保护文物。
故居
主词条：杨升庵祠
杨升庵祠为杨慎的故居，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桂湖中路109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历经明、清及近、现代修建，杨升庵祠及其所在桂湖现有楼台亭阁等古迹20余处，基本保存了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建筑和布局。1961年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定名为“杨升庵祠及桂湖”；1996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
昆明杨升庵纪念馆
主词条：杨升庵纪念馆
昆明杨升庵纪念馆位于昆明西山区高峣村，原为“碧峣精舍”，明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云南布政使刘之龙将其改建为“太史祠”，供奉杨升庵塑像。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云南总督范承勋重修“太史祠”，题为“碧峣书院”。咸丰七年（1857年）重建，改名“升庵祠”。1987年12月21日，升庵祠被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开辟为“杨升庵纪念馆”。1990年，杨升庵纪念馆正式挂牌。
新都杨升庵博物馆
主词条：新都杨升庵博物馆
新都杨升庵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的杨升庵祠及桂湖内，占地面积约48000㎡，总计收藏有瓷器、法书、绘画、货币、石刻、陶器、铜器、文献、砖瓦等数十类别的藏品16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37件。 新都杨升庵博物馆还是中国纪念杨慎及其学术文化的重要场所，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被列为中国五大赏桂和八大赏荷胜地之一。2009年，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研究活动
杨慎于2017年入选四川省十大历史名人。新都区成立了32个区级相关部门为成员的“新都区升庵文化研究传承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新都区升庵文化研究传承实施方案》，以打造升庵文化文献中心、升庵文化研究中心、升庵文化体验中心、升庵文化传承中心为载体，大力推进升庵文化研究传承工程的实施。2017年7月，成都市新都区成立了杨升庵文化研究中心，在人员、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2018年，成都市新都区深入实施升庵文化研究传承工程，启动了杨升庵文献中心建设，利用数字化手段推动学术研究工作，建立了杨慎专题文献数字资源库，目前收录80000余条文献信息；完成了杨升庵文化研究中心和杨慎研究会网站建设；杨升庵博物馆对馆藏的3000余册（件）古籍文献进行了整理上架，对馆藏的105部杨慎的古籍文献进行了整理和部分数字化建设，为杨慎的古籍复制再造工程打下了基础；加强了升庵文化研究合作，与云南昆明、保山、安宁、大理等博物馆建立了杨升庵文化研究传承馆际合作（联盟）。
2018年1月16日，杨慎研究中心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牵头成立，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中心成立后出版了《杨慎学术研究丛书》，创办了《升庵研究》学术期刊，开办了“杨慎研究中心网”“杨慎学术交流网”“杨慎资料中心网”等网站。
2018年4月18日，四川省杨慎研究会在成都市新都区正式成立。首届理事会由24名理事组成。现任会长为倪宗新，王炎、舒大刚、谭平、朱力为副会长，朱力为秘书长。56名会员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管理、教育、新闻、书法、美术、历史等众多领域。
纪念活动
2018年是杨慎诞辰530周年，杨慎的家乡新都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清白与丹心——升庵故事·中国画长卷》
2018年9月13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四川省杨慎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学术论坛”在成都市新都区举行。获奖论文作者，四川省杨慎研究会、四川省杨慎研究中心代表，杨升庵文化研究传承馆际合作（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全国各相关高校等单位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
2018年9月13日，长12米高1米的中国画《清白与丹心——升庵故事·中国画长卷》在成都市新都区面向公众展出。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反映明朝状元杨慎典故的画卷。 画卷创作从2017年12月开始，经过资料查找、收集、整理、筛选等步骤，历时3个多月，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猛、廖勤、徐航，著名画家梁时民、李青稞、魏明阳、巫成金、周平、危彬等努力下完成创作。《清白与丹心》画卷在杨慎及其家族的众多经典故事中，选择了杨慎造像、杨门七进士、充军滇西、平乱安凤、四知退贿、恪守臣责、水利惠民等13个具有历史教育意义的典型故事，采用中国画的形式逐一展现出来。
“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全国书法作品展
2018年9月28日，为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升庵诗画——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在成都市新都香城国际艺术港云端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持续至10月8日。此次展览从2018年2月开始由中国美术家协会面向全国征稿，共征得全国画家原创稿件4000余件，最终展出249件。
2018年11月2日上午，由中共成都市新都区委、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四川省杨慎研究会主办的“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全国书法作品展在成都市新都区香城国际艺术港云端美术馆开展，持续到11月8日。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簪花髻》全名《杨升庵诗酒簪花髻》，是晚明曲家沈自徵以杨慎流放云南为背景创作的一部杂剧。全剧一折，与另外两部同以失意文人遭遇为题材的短剧《霸亭秋》《鞭歌妓》合称“渔阳三弄”。《簪花髻》的开场，借一个歌妓之口，道出新贬谪来的翰林杨慎的怪癖——醉酒后吟诗作赋，都写在她们的衣服上，并且这些写满书法的衣物很快会遭到当地人的抢购，以至于歌妓一律身着白练衣衫。杨慎出场后，先则痛饮狂醉，继之更是做出外出游春的放诞之举，沿途有人詈骂其不合礼法的行为，也有人出高价求字，而杨慎的态度是一律漠然置之，游览到兴之所至，乃慨然在歌妓衣衫上挥毫泼墨。最终眼见得风雨连天，不由得掩面痛哭而去。从戏剧结构和内容上来看，《簪花髻》较为简单，仅仅是截取了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流放生涯之一幕——女装簪花外出游春作为描写对象。
当代也有许多以杨慎为主体和中心或者以杨慎为原型的文学作品：
杨慎文学形象
出版时间书名作者出版社1991杨升庵欧之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状元秘史——杨升庵传奇郭同旭大众文艺出版社2015杨升庵传奇刘先觉巴蜀书社2019青山夕阳：大明文宗杨升庵聂作平四川文艺出版社
影视形象
2018年2月22日至3月4日，四川音乐学院携歌剧《杨升庵》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5所世界名校演出6场。该剧由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林戈尔作曲、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教授左芝兰编写。 其中由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青年教师杨俊扮演杨慎。
人际关系
辈分关系姓名简介家世曾祖父杨玫以经贡入太学，历任贵州永宁吏目。祖父杨春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曾任行人司司正、湖广提学佥事。父亲杨廷和明武宗、世宗朝重臣，官至左柱国、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追赠太保，谥号文忠。生母黄氏云南督学眉山黄明善之女，封夫人。继母喻氏内江人，封夫人。平辈异母弟杨惇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兵部主事。杨恒官至大理寺寺副。杨忱举人出身。——原配王氏封安人，生杨耕仁。继室黄娥字秀眉，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善诗词。侧室周氏生杨恩仁、杨同仁。曹氏生杨宁仁。子辈儿子杨耕仁早夭。杨有仁中进士。杨恩仁早夭。杨宁仁字安孙。表格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