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真（学者）

基本内容

王真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赴武汉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先后在大名师范、西安高中、保定师范、宝鸡中学等校任教。1930年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时期被开除出党后，他仍在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继续为党作了大量革命工作，后来又重新加入共产党。1935年失业后，先生在北平开始研究维吾尔民族史，并得到冯承均的帮助。随后其研究有很大进展，受到顾颉刚的青睐，顾氏将其文章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后来他又被聘为禹贡学会名誉编辑，使其文章能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史学集刊》上发表。他以王日蔚为笔名，写出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1、《伊斯兰教入新疆考》（《禹贡》第四卷第二期）考证了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地点、路线、经过及背景，补陈援庵《回教入中国考》之阙，指出10世纪末11世纪初，伊斯兰教始传入新疆南部于阗、叶尔羌、喀什一带；元末至明中叶，传至新疆东部哈密、吐鲁番一带；清乾隆后，势力始延伸到新疆北路。2、《葱岭西回鹘考》（《禹贡》第四卷第五期）批评了陈援庵“元代游记中之回鹘系伊斯兰教徒之称”及洪钧“回鹘之衰其播迁未越於葱岭金山以外”的说法，指出唐末回鹘已迁入葱岭西而为当地土著。3、《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四卷第八期）论述了回鹘文化对契丹的影响。4、《与陈援庵先生论回纥回回等名称》（《禹贡》第四卷第十期）进一步对陈援庵《元西域人华化考》、《回教入中国史略》中关于回纥、回回、回鹘、阿萨兰回鹘等名词的含义进行商榷，认为：元人游记所用回纥一词为种族之称而非宗教之称；回回初亦为种族之称；《元史》所用回鹘、回回意义不确定；阿萨兰回鹘非伊斯兰回鹘。5、《回教回族辩》（《禹贡》第五卷第十一期）考察了回族、回教等名词的渊源，指出回族回教含义混淆之症结在“回回”一词。“回回”一词在元代其含义尚不确定，至明初始确指伊斯兰教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王岱舆、顾炎武、钱大昕、陈垣等著名学者的误解误用，并引起学术争鸣。6、《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变迁考》（《禹贡》第七卷第四期）对新疆信仰伊斯兰教之维吾尔族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介绍。7、《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一期，1936年）涉及河西回鹘的文化与宗教。8、《丁零民族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1936年）认为突厥的族源是丁零，并以为丁零（丁灵）、铁勒、狄历、特勒、敕勒“实均一音之异译”，还坚持认为丁零与匈奴同种，族属为蒙古人种；他的这一观点对后世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支持他的学者有谭其骧、马长寿、段连勤、林斡等。另有《新疆之语言文字》（《新亚细亚月刊》 1935年1月）、《中世纪西方史者关于维吾尔之研究》、《新疆之伊兰民族》等文章。这些文章在民族史、宗教史研究中影响比较大。就在1939年春，重庆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会，由重庆复旦大学教授马宗融主持，回汉学术界著名人士如王曾善、王梦扬、王静斋、白寿彝、胡风、胡愈之、郭沫若、洪深、马天英、马松亭、马坚、马霄石、唐柯三、时子周、孙绳武、贺绿汀、陶行知、刘清扬、薛文波、顾颉刚、庞士谦等均为其会员。先生也加入其中，成为会员。1936至1940年先生在北平、西安、武汉、重庆等地任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主任，工作重心从民族史研究转向刊物编辑。虽然顾颉刚是社长，但先生和李一非实际负责该社。先生主持的编刊社在创作理论上强调“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希望用民众所熟悉的文体给他们以新的内容与思想”，“适应民众低级鉴赏力以改变他们的低级趣味……克服过去文艺脱离民众的危机”。抗战前，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查，编刊社的成员大部分用化名或笔名发表文章，而先生则经常化名王受真、王守真，发表其对通俗读物的看法。在国民党统治区，编刊社掩护党团活动，使其成为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在白色恐怖下的一个秘密立足点。1940年，编刊社受国民党排挤，经费难以为继，终于停办。早在1938年，先生就曾在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1946年先生去当时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在边区教育处任编辑。1947年至1953年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任教育研究室、党史资料室编辑，研究方向也转向中国现代史。1953年，先生转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担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革命史。同年，与同事刘立凯合作编写《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出现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形成，叙述了党成立前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论证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动力和领导力量。1956年先生转到历史系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现代史。这是我国高校成立较早的一个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这个教研室不仅担负起本系中国现代史教学任务，还为各地高校培养中国现代史教师。1956年秋，先生带领王文瑞、任翰和王桧林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写工作，与李新、孙思白、彭明等一起担任主编（后来，先生被划右后，李新又调进陈旭麓和蔡尚思担任主编）。先生带领的小组负责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全书分四卷，此部分为全书第三卷)的编写。王文瑞写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部分，任翰写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部分，王桧林写国民党统治区和文化思想部分。 为了写好抗日时期的中国通史，由先生亲自指导，拟定纲目，组织大家分门别类从各种报刊上收集抄录原始资料，经整理成册，共20余册，作为写书的重要依据。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抗日战争时期卷》全部书稿完成，约30万字。从1959年出版第一卷到1962年出版第四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全部完成。这是高校第一部1919到1949年间的通史教材。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史框架，与中国革命史有很大不同，增加了一般革命史所没有的内容，是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框架的奠定，为后来撰写中国现代史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但可惜的是，由于先生1958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直至文革后，这部书的主编未能写上他的名字，直到现在也没有纠正。对此，李新在回忆录里也引以为憾。先生对待教学一丝不苟。1953年，王桧林师从先生学习如何教授中国现代史时，为了让王桧林尽快掌握1919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的内容，先生把他全部讲稿都给了王桧林，里面有他手写的稿子和抄录的材料，还有从报刊上剪下来的珍贵文章和资料——先生把讲这门课的家底儿全拿出来了。限于当时的条件，先生的讲稿主要是革命史，王桧林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些通史方面的资料，整理成一份比较系统的讲稿，之后王桧林就根据这份讲稿开始了中国现代史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1981年，先生成为李占才和张壮强毕业论文写作的导师，这是他平反之后第一次被安排做的“教学工作”。他要求毕业论文一定要发前人所未发。他还要求学生读书，并做读书笔记和读书卡片，每周三下午将一周的读书笔记和卡片送给他，他要核对读书“抽象”、“感悟”、摘抄的准确不准确，然后星期六下午把核对后的笔记卡片还给学生。每周都要这样做。当时他有中风后遗症，但仍然将错误一处一处的改正，哪怕是标点符号；而且对读书笔记中学生总结的别人的思想、精神，他也要写上一段话，指出哪些分析是正确的，那些分析值得商榷，哪些是明显错误的。李占才坦言，如此严格的要求对他的以后的治学之路影响很大。1985年先生从北师大的教学岗位上退下来。1989年7月7日先生因病逝世，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