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历史学家）

生平简介

张荫麟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并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年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留学4年，修完应学课程，未待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提前返国。1934年，回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1935年4月，他与伦明之女慧珠结婚。暑假后应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出“上古篇”，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而其取精用宏，引人入胜，乃归入中国史学名著不愧，贺麟先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南下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曾一度到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于1938年春返回石龙小住，后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初，接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邀请为顾问。他想对抗战有所贡献，不愿当顾问，只资清谈，觉事无可为，遂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1940年初，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是年他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张荫麟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主编。1941年参与发起刊行《时代与思想》月刊，并创立“时代与思想社”。有些学生被当局迫捕迫害，他就挺身而出给予保护。他患上肾炎症，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张荫麟虽然英年早逝.但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熟悉他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曾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以熊之性格特点，如此评骘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岁的当代学人，可谓绝无仅有。 张一生著述甚多，散见于报章杂志者，凡数十万言。其中《张荫麟文集》、《中国史纲》（上古篇）于195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读他的书,会有一种“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死后，《思想与时代》社曾出版专号予以纪念。在昆明的朋友也召开追悼会进行纪念，《大公报》则刊以遗文并发表王芸生、张其昀的悼念文章。吴晗、贺麟、冯友兰等人还曾计划在清华设立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后因货币贬值未果。其史学理论遗文由浙大友人编辑为《通史原理》，未出版。台北1953年出版一册《论历史哲学》，分量很轻。浙大又收其论宋史遗文编成《宋史论丛》，也没有问世。生前拟作《历史研究法》、《宋史新编》、《中国政治哲学史》三书，皆未着手而身亡。后人所编文集有三种：《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出版，伦伟良编；《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出版，李毓澍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张云台编。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所以，著名学者谢幼伟说他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他的优势就在这诸多方面的综合上，融会相济。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具体体现。

往事略集

1905年张荫麟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等。在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因说：“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疑古，并且说：“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对此伶牙俐齿，“古史辨”派人物迄无系统回应。后人有论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赞成疑古派之学者中较有名气、而又言之有物者如柳翼谋、胡堇人、刘炎黎、陆懋德、绍来、张荫麟诸氏，前三者之批评，着重于对古史上一些细节不同的解释，张荫麟与绍来则专在批评古史辨之史学方法上入手，陆懋德之批评则兼具方法和见解。此外，梁园东的文章也是专门批评其史学方法的。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他精确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而此时他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绍来及梁园东的批评，有与张文吻合之处，但全都不如张的一针见血，可见他熟悉西方史学方法，故能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指陈顾氏的错误。反观同时人的批评，益可见当时精通西方史学方法的极少。顾颉刚绝非如美人韩慕义所言学养极佳，其面对张氏之批评，终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反驳或辨白。当时所谓大师级学者，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实为一可异之事。”张岱年先生则断之曰：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参加学术讨论的同时，张荫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科技史上。他研究过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的数学、历史上的奇器与作者、宋代卢道隆吴德仁所记里鼓车之制造方法等，均受到专家好评。由于精通英文，在吴宓等文人圈子里，也热衷于翻译。译文门类繁多，包括诗歌、文化、教育、政治、语言文字诸多方面，对斯宾格勒理论的介绍尤为完整。此外，还完成《纳兰成德〈饮水词〉注》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火。其他散篇论文尚多。例如，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无只字道及洪亮吉，而作《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学说相比较，指出：“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从1921年至1929年，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一阶段：清华求学时期。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留学美国时期。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在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他给史学家张其昀写信，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九一八”事变后，又给张其昀写信，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深切痛恨以及对战胜日军的必胜信念。他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其论国事大都类此。这期间，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性之强烈，毫未改变。值得重视的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他说：“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组织……较之某特个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社会背景“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当时及后人批郭沫若，多从其教条模式出发，而张氏直指其所依据之人类学理论已过时，是为其史识超拔处，然又不否认郭氏著作之优点，复显示他不失中庸。此外，在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文章中，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统系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等。总之，张荫麟的文章一般都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甚至考据文章，也同样如此。在考据过程中，他一般不是先从材料入手，而是先从认识做起。厘清逻辑标准，然后按逻辑统一性展开史料，以避免概念歧异。例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先说：“吾人第一步须立定审判标准”，然后找出“本案之中心问题”，依照核心问题一一梳理，最后得出可信的结论。正因为有深厚理论素养与逻辑思辨能力，所以他的考据文章全写得脉络清楚，神清气爽，绝非乌烟瘴气式的材料堆积。以考据精神谈思想，以思辨精神治考据，钱锺书、张荫麟，南能北秀，或可当之。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老糊涂矣”。因此，他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也很瞧不起。他的伦理观来自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在美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理学的。在美国，他更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康德哲学对他也深有影响，其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法艺术中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是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爱的哲学家。盖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终属戈培尔之伦。于是可见张荫麟之自负。1933年夏，张荫麟由美返国。转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学术史与宋史等课程。是为张氏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任教清华时期。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颇获好评。他在《自序》（作于1940年2月）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在这期间的有关文章中，他称颂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12又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还曾著文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与陈寅恪讨论龚自珍《汉朝儒生行》诗。所作史学论文主要集中于古史、宋史、甲午海战诸方面，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其所论甲午海战文，或以之为最早替方伯谦辨冤的文字之一。张荫麟还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批评与政治批判。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16中，他说：“时贤喜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我想再没有两宗具体的事情可以更简约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别的了。”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碍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他还讨论了法律裁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以法律代替道德。“为什么一个滥杀无辜的省政府主席可以千劾万劾而安然无事？因为他是‘尊’，也许加上‘贤’。为什么一个包烟土被正式发觉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为他是‘贤’。为什么一个失土的逃将不能惩罚？因为惩罚他便间接直接牵涉到许多尊、亲而又贤的人。”他还说：“‘三讳主义’是法律尊严的摧毁者，所以在今日中国生存斗争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讳主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口号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法律高于一切’！便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也在党的法律高于一切。不然，党权靠什么去维持？”又说：“父权中心或家族中心的道德，无益而有损于国族的团结。中国生存斗争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这些都是张荫麟的精彩主张，但还流于表面，无非是知识人的牢骚而已。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心理改革”，而绝口不提社会革命，此尤为一厢情愿的迂腐。1937年7月至1942年10月，在西南任教与流亡，是为张荫麟治史道路和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卢沟桥事变不久，张荫麟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主讲历史。他的全部文稿与藏书（曾计划写民国开国史）以及家属全部留在了北京。尔后，浙大几度搬迁，他辗转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住在吴晗家中，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他又前往任教，直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史重心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在浙大，与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与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曾得到蒋介石鼓励。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于此。这期间，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政治近乎彻底失望。本来，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18。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长陈诚礼遇，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的小册子。但他随即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便严厉地予以口诛笔伐。所作《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因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病症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又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与“下比”的，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不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方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为人处世

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或曰，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钱锺书《槐聚诗存·伤张荫麟》自注）。然而，数十年后，梁、钱之名播在人口，知与不知，皆要唤他一声“国学大师”，荫麟之姓字却浸久无闻，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学问才情亦无人表彰。广受大师敬重大师们敬佩的人却不是大师张荫麟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享年仅三十七岁。然则其名不彰，以其命短？似不然。短命而享大名者，前有李贺（二十七岁卒），“诗鬼”之光炳耀千年，同时有徐志摩（三十四岁卒），“情圣”形象迄今深入人心。难道，诗人天生具有名誉优势，史家入行便已注定身后萧条？是又不然。陈寅恪是史家，尝赋“共谈学术惊河汉”之句，对荫麟揄扬甚至。陈氏著作之专门难读远甚于荫麟，且生平不作通俗文字，而今日学界内外人士谈及陈氏无不眉飞色舞，闻荫麟之名，则多茫然。又如钱穆，亦是史家，尝谓“中国新史学之大业”，当由荫麟完成；然钱氏之名历久弥彰，荫麟湮没如故。或又有说，谓荫麟不善交际，生前身后无人为之“炒作”？然按诸事实，我们却发现荫麟知交遍及文、史、哲三界，除了前述诸人，犹有吴宓、王芸生、吴晗、贺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或师或友，生前互相切磋，死后皆作诗文悼念，登诸报刊，历历可考。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显晦判然有如是者？窃谓原因有二：一、荫麟一生著述，以论文为主，除了一部《中国史纲》（为高中生而作之教材，且叙事仅至东汉），别无专著，以此，虽生前师友对他赞许有加，后世学者却不便对其人其学进行深入研讨，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一、因教龄太短（合计不过六年），转校频繁（十年内先后在三校四地任教），故荫麟之门人弟子数量既不多，所受熏陶提携亦嫌不够，以此，虽日后不无成就，然对荫麟铭恩致谢之程度、力度，必较其他授业师为薄。后者似更重要。鄙人所见张氏弟子追忆师门之作，不过李埏、徐规、管佩韦、张效乾四人而已，衡诸他氏弟子以其师从教（或诞辰）若干周年为名，大开研讨会，大编论文专刊乃至出版“全集”、“画传”的盛大规模，自是黯然失色。以是，荫麟之默默无闻不亦宜乎？但是，张荫麟终教人难忘。今年初夏，一本后人编选的荫麟文集——《素痴集》（素痴为荫麟自号，编者误以为笔名），便作为对他诞辰百年的纪念，应时面世。荫麟以史学名家，《素痴集》所选文章却以书（文）评及政论为主。编者之意，盖以其重要论文业已辑入《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另有台湾九思版，1977年），其惟一专著《中国史纲》亦经辽教、上古、商务三社先后再版，故扬长避短，大力搜罗荫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截取前列二书中“明白晓畅之片段”，合编成集。对于不是专业历史的读者来说，此书不失为初步了解荫麟的好途径。他对人温情，论事却理性张荫麟写了一系列对话体文章，讨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是否需要“革命”、“革命”之时机与形式等问题。对于被统治者，他说:“革命诚然少不了暴动，正如瓜熟之免不了蒂落。蒂落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瓜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同样，暴动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革命的成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在瓜的生长里只看见蒂落的人不配种瓜，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对于统治者，则云:“当你领导人们走过在你看见是进步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退步的路；当你领导着人们走在你看见是兴邦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亡国的路”。理性的史家，立言固应如此，然自当事双方看来，则左派朋友必目之为“落伍”，右派政客必斥之为“赤化”。或鉴及此，荫麟总结梁启超“在政论上的悲剧”，乃谓:“他对于流血的恐怖和瓜分的危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他的一点悯世心，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他万分好意地劝革命党偃旗息鼓，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万分好意地劝政府彻底改革，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说的话，不独对于原来的目的全不济事，而且使他受着左右夹攻”（第46页）；因人喻己，以今况昔，不啻夫子自道。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荫麟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1955年，误传被捕杀，荫麟当即作文痛悼，竟流露赞成暴力革命之意：“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前后对照，他对政治的态度似自相矛盾。然前者论事，后者论人，论事的理性与对人的温情，正相辉映。他批评苛刻，却赢得尊重然而，张荫麟对人，并不总抱有温情。书中《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按，直译为‘感性垃圾’，参考王蒙译法，则不妨译作‘过期酸馒头’），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他人作何观感且不论，鄙见与之同调，抚卷不禁莞尔。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荫麟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但是，张荫麟并非今日惯见的“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的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虽批评《白话文学史》诸种不善，却仍敏感的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满，却盛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实在是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顾氏无以自解，终未回应；冯氏覆书致谢，有则改之。荫麟尝表明自己对专业书评的态度:“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纠绳，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第223页）。这固然是个人的信条，但也需要时代风气的培陶，以及被批评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荫麟十七岁时指出梁启超的考证错误，启超引为忘年交，称之为“天才”；冯友兰在他死后，曾集资、主持设立“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于荫麟死后撰《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若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具几分开明的特性，若非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这些故事只怕都不会发生。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很不幸，一语成谶，二十年后，吴晗未“死于穷病”，而死于“文革”。然则，荫麟之早夭固为不幸，较诸吴晗之暴毙，抑又为幸耶？

友人追忆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无数千万的战士，是他们的血和生命，换取了民族的解放。这些战士，他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功绩被少数人所篡窃了。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另一些值得后人纪念的人物，他们坚守着岗位，忍饥受寒，吃下去的是草，却用奶来养育下一代的成员。他们被贫穷、被疾病所侵蚀，放下笔杆，永远不再说话了。如今，这些人的名字也渐渐在湮没中。在后一类人物中，我的朋友张荫麟是其中的一个。荫麟死去已经四周年在他死后的两星期，在昆明的朋友曾经有过一个追悼会，此后几年似乎大家都不想得起这个人了。在他死后的一个月，我曾经写信给浙大张其昀先生，表示愿意替荫麟整理并出版遗作。张先生回信说，这些事浙大都在做，无需重复了。不久之后，张先生去美讲学，隔了两年，张先生回国，荫麟的著作似于毫无消息，到今天还是如此。荫麟生前已刊的书，为青年所爱读的《中国史纲》，被某书店所盗印。这书店的主持人似乎还是荫麟生前的同学。为了这个问题，我和贺麟先生曾几次去信质问，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到如今还是悬案。最痛心的一件事，为了给荫麟留个永远纪念，我和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一些朋友，在那生活极端困难，教书人无法撑下去的年代，一百元二百元地募集了一万元基金，决定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设一个荫麟纪念奖学金，以利息所得大约每年二千元来补助两系的高材生。因为金额少，而萌麟又兼两个系的工作，因之决定两系轮流，隔年补助。这笔钱交由冯友兰先生保管。可是，如今，不但每年两千元的补助无济于事，即连基金总数也不够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想想当年，从一个穷教授口中挖出的一百元，却够他一家一星期的生活费！去年我得到消息，荫麟离婚的夫人又结婚了，两个孩子也带过去抚养。浙大复员回杭州了，荫麟的孤坟被遗忘在遵义的郊外，冷落于荒烟蔓草中。联大复回平津了，荫麟生前所笃爱的藏书，仍然堆积在北平东莞会馆。这个人似乎是被遗忘了为了他生前的工作和成就，为了他的书仍然被青年所喜爱，我想，这个人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虽然，就我个人说，恐怕终我这一生，也很难对这样一个人失去记忆。我愿意向社会，特别是学术文化界，尤其是历史学部门的朋友，提起张荫麟这个人，他的一生。荫麟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病殁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致死的病症是慢性肾脏炎，距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享年仅三十七岁。荫麟是广东东莞人，由于早年求学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说一口普通话，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来是广东人。晚年脸色老是苍白，到死后，我们才明白那是患肾脏炎者所特有的一种病态。荫麟自号素痴，投稿多用为笔名。这个号是相当恰当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那种专心一志，心不外骛的神情，是合寸“痴”这个字的意思的。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在清华学堂当一年级生时，就被同乡学者梁任公先生（梁启超）所赏识，以为将来必有成就。他在报纸和国内第一流专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1929年毕业后到美国斯丹福大学学哲学。1933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35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初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卢沟桥变起，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日山的浙江大学。不久，返东莞原籍。由北大南开清华三大学所合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又来昆明执教。1940年应遵义浙江大学之聘，到贵州讲学，一直到死在他的讲座上。这是荫麟一生的学历和履历。荫麟早年在清华就学时代，对中西文学、历史、哲学都曾下过功夫，经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代思潮》《学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发表著作，文笔流利生动，才名震一时。从美国回来后，治学重心一变，专门研究历史。他常说只有国史才是一生志业所在，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学哲学是为了有一个超然的客观的广大的看法和方法的自觉。学社会学是为了明白人事的理法。他的治史方法是从作长编下手，以为宋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史料多，辨别标准严，不苟且，不偏徇，是历史上最科学最有意义的大工作。他创编高中本国史的计划，第一步是拟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为数十专题。较量轻重，广征意见，修改了多少次才定局。第二步是分工，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归我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例如千家驹先生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先生写中日战争等等。第三步是综合，稿子都齐了，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去其重复抵牾，不重考证，不引原文，尽量减少入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目的在使此书可读，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这工作前后搞了两年，长编完成了大半。卢沟桥战起，荫麟先走没有带走一个字。四十天后我也到了昆明，设法誊录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一部分。不久荫麟也到昆明来了，住在我家，见了这录稿，高兴之至，立刻补撰第十章改制与易代自序，作为国史大纲第一辑，也就是现今坊间刊行的本子。不知怎么弄的，也许是荫麟的不小心，作者署名是杨荫麟，我见到这书时，荫麟已去了遵义，没有去信问，荫麟也就听之，不去更正了。《自序》指出这本书的标准有四：一、新异性的标准。史事上有“内容的特殊性”，可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在每一阶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者。二、实效的标准。史事上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之苦乐者。三、文化价值的标准。即真与美的价值，文化价值愈高者愈重要。四、现状渊源的标准。追溯史实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而不取过去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训诲功过的标准”。以为近代学术之分工，通史的任务不在着重鉴戒和模范，和别的学门重床叠屋。经过这四个标准的取材，还得贯通于四个范畴来驾驭“动的历史的繁杂”：第一是因果的范畴。第二是发展的范畴。这两个范畴是并行不悖的。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一、空间发范畴；二、演化的范畴；三、矛盾的范畴。兼用此四范畴，期于将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才能圆满完成史家的任务。他又以为过去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小学有一套国史，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初中又有一套，也是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高中再有一套，到大学还有一套，譬如四枚镜子，大小虽然不同，可是所显出的还是一模一样，原人、原地、原事，这实在是浪费青年的精力和时间，被虔婆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相同的杂凑的机械的事实。而且，人名地名数量之多，也使人疲于记忆，懒于翻读。要矫正这缺点，必需从根本来改变各阶段课本的内容。第一，小学国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选出国史上可以代表每一时代精神的人物，譬如说吧，由孔子到孙中山，用写故事的体裁，烘托以每一时代，应该知道的大事。第二，初中国史以大事为中心。分两册：一、民族篇。述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先民的业绩（摒弃大汉族主义一套的理论）。二、社会篇。述社会、政治、经济、一切典章制度的演进、生活的进步，事为首尾，互相沟通。第三，高小国史，以时代为次，综述人、地、事、融会而贯通之。这三套有一个共通原则，就是要求其可读，文字和内容都要通俗生动，能够吸引读者，使之愈读愈有味，才算合于标准。荫麟的治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大体上就是如此荫麟不是一个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讲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欢收书。限于财力，收藏的书其实不够多。留美时省吃省穿，剩下的钱全给弟妹作教育费。到在清华服务的时候，才能有一点点剩余的钱收买旧书。开头装不满一个书架，慢慢的有好几排书架了。到离开北平前，他的小书房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书，进出都得当心，不是碰着头，就是踩着书。所收的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概有好几百种。又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国史。1937年春天，我们一同跟着清华历史系西北旅行团，到长安、开封、洛阳游历，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的，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已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萌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回校后我去讨账，他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翻翻，翻了大半天，都不大舍得，只拿出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塞责。八个月后，清华园成天成夜听见炮声，荫麟也在日夜蹀蹀书房中，东摸摸，西靠靠，看着书叹气，最后才一狠心，告诉我尽量搬吧，尽量寄出去吧，只要你搬得动，寄得出去。到他离平后，他夫人一股脑儿给搬进城，到今天，他的书还寂寞地在原来的地点，无人过问。收书之外，清谈也是他的时秒度。凑巧我们两人在图书馆的研究室只隔了一层墙，他懒散惯了，书桌永远乱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里，又不肯规规矩矩，一屁股坐在桌上，或者斜靠着圈椅，两只脚平放在桌上，一面大抽其纸烟，随吸随吐烟圈，喷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一面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事，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谈必谈到兴尽，有时甚至忘了吃饭。有时我厌倦了，他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糨糊，贴来贴去不厌其烦，搞完就拿去给《大公报史地周刊》，凭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全不管。有时他改窜地生气，吵开了，还是不管。我常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说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也许是哲学书念得太多吧，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意念，就像和尚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生性又孤僻，极怕人世应酬，旧同学老朋友碰头也不会打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说出来，有时还写出来，得罪人不管，挨骂也不管。读书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几次我去看他，在沙发上把他摇醒，原来一夜全没睡，不知读到什么时候，一迷糊就在睡在沙发上了。晚年研究重心又一变，专意宋史了，已写成的论文有六七篇，都很精警，有独到之处。荫麟的性情，兴趣就是如此荫麟生活的俭朴，在朋友中也是知名的。从美国回来，有春动两套衣服，结婚时也没添置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爱吸烟，烟不论好坏，只讲究越便宜越好，因为横直是吹，不吸的。在昆明住在我家里的时候，在护国路桥头买百寿纸烟数百包，一包值洋三分。房间里满地板全是纸烟头。好几次吧，忽然看见有好烟，居然吸了半支，一会儿便撑不住了，说是醉了，一而再，再而三，也满不在乎。胃量极大，一顿能吃半斤肉，常时吹牛，在留美时学会了烹调，在我的北平寓所，自己买了两只子鸡，亲自下厨，弄得满头大汗，半身油腻，到吃饭时，却咬不动，嚼不烂，毫无滋味，大家笑了半天。买了一顶新呢帽，出去作客丢了，下次再买一顶鸭舌帽还是丢了，从此只好不戴帽子。结婚后第二天出去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看见主人，连忙说对不起，累你久候了，主人莫名其妙，过了好一会，才明白他自己是客人。下午我去看他，正满手是泥，蹲在地上抟土做假山，说是把朋友所送的花圈的花来布置花园，好极妙极。我更正说是花篮，他也觉得不对，可是口头还是倔强，掉口又说：“圈与篮虽不同，而其为花则一也。”朋友闹他给起一外号，叫张长文昏公，他无法赖，也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把人家书桌上窗纸上全写满了。他还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当然，我也照样还他一嘴。到今天想来，真不禁热泪盈眶，谁又能料到十几年前的恶谑竟然成为语谶，这四年来我几次为他写哀悼追忆文字呢！荫麟死后的一个月，《大公报》替他发表一篇遗文，大意是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天下为公恰恰是反面，选贤与能呢，选的是不贤和无能，举出实证，文笔很犀利。王芸生先生似乎还加了一点按语，大意说是因为是死者的文字才能发表吧。荫麟早年即患心脏病，一登高就心悸，同游华山时，攀登铁索，那闭目摇头的情形，惹得游侣齐声哄笑。死，不料偏死于肾脏病。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坏，穷乡僻壤医药设备坏，病一发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假使没有这战争，假使这战争不能避免，而有一个好政府，或者是不太坏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学者的地位和生活的时候，荫麟那样胖胖茁壮的身体，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中国的学者如此的希罕，已有成就的学者如此的被糟踏，被淘汰，萌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遗忘了。但是，我仔细想想，从荫麟身后发表的文字来看，假如这一年他不死于穷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己。呜呼！我又能再说什么话呢！（1946年12月13日，天津《大公报》） 作者：吴晗

叙史方法

张荫麟，除了一本未完成的教科书，张荫麟似乎再没留下什么。那是一本不到16万字的小册子。最初由于笔误，曾署名为“杨荫麟”。1935年，他应当时教育部之邀，为高中生撰写历史课本。这本不是什么难事，尤其对于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而言。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位教授：与夏鼐、吴晗和钱钟书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被吴宓称为“梁任公第二”；梁启超首次与他相见，也赞叹为“天才”。 但这位学者却郑重地为此请假两年，专门编写此书。区区一本高中教材，动用的阵容可谓豪华：在原先的计划里，张荫麟执笔汉以前，吴晗负责唐以后，并邀请王芸生、千家驹等撰写专题。 张荫麟一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说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此这本名为《中国史纲》的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 以至几十年后一位网友形容这部历史课本是“好莱坞大片”，“看起来一点也不费脑子”。他甚至开始后悔，如果他的高中教材就是这本书的话，他也许就选择读文科了。这个课本，除文笔优美之外，“运思情深意远”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给予的另一评价。这位通史学者认为，只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可以与之媲美。 但这本薄薄的作品不幸成为作者终生的绝唱。“卢沟桥事变”后，张荫麟不得不搁笔，当时刚写到东汉建立。直至他5年后病逝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中国史纲》也只是更新了序言部分。

历史看法

第一，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张荫麟认定价值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从哲学上的一般价值观说到社会价值，就会必然引出历史的效益问题，涉及到制约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读者。读者的重要性，可以在当代西方显学接受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当然，张荫麟对读者的注重只暗含在其理论与《中国史纲》的写作里，需要我们将其“演绎”和“解读”出来。历史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历史的效益，往往取决和依赖于读者的接受广度和深度，因此，“读者”应该是历史学范畴之内的因素，不应排斥于史学之外，而最能引发读者积极接受或消费，从而使历史学能够“推销”出去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艺术了。艺术的感染力最强，艺术表现的人类精神风貌最亲切动人。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即不能伤害历史的科学性。张荫麟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后的价值都得到和谐的发展，都并育而不相害的文化。”因此，一个健全的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亦要求美。求美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就是如何运用历史学更好地为人民（读者）服务的问题。历史的艺术性问题，首先在价值问题上表现出来，在读者接受关系上表现出来。毋宁说，史学要想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必须具有艺术功能。第二，张荫麟认为，客观历史本身是史学艺术功能的自然基础。历史的艺术性问题，实证主义史学家一般理解为仅仅是一个“装饰性”问题，因而无关紧要，地位较低。然而，在当代西方某些以诗化为特征的哲学家看来，这一问题决不仅仅是装饰性的，更主要的是“结构性的”，具有本体意义。张荫麟虽不如此极端，但也有此意。他说：“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明乎历史之美学价值，则史学存在之理由无假外求矣。”所谓“无假外求”，是说历史本身无论其动的方面，或“静”的方面，原本“同是可为审美之对象”，“世界之壮观，足以陶瀹吾人性灵而开拓吾人之心胸者，不惟在其当前所展陈，抑亦在其过去之重构。”历史的客观美，是历史美学价值的自然基础。艺术哲学中的“模仿说”即以此为理论根据。历史本身就是艺术，他说：“历史者，一宇宙的戏剧也。”“对于过去世界之欣赏流连，固众人之所惊讶者也。”史家“所神游之乡，有以移其情而协其志”的固有本性，“过去吾国文人其于史界之美感觉特锐。此于旧日抒情诗中怀古咏史之多及词章中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之繁可见。”张荫麟能从历史本身的角度而主要不是从史家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的审美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高明的。他告诉我们，只要有历史，就会有历史的美，历史本身具有审美价值。张荫麟并且批判了轻视历史美学价值的观点，他说：吾窃不解者，自来史家原历史之功能，为史学作辩护者，为说众矣：曰垂范以示教也，曰褒贬以劝惩也，曰藏往以知来也，曰积例以资鉴也，曰溯古以明今也。惟独不闻有以历史之美学价值为言者。不审彼辈史家，当其在尘篇蠹简丛中涉猎之余，曾亦一回顾其所闯入境界而窥见其中宗庙之美、百宫之富，如罗素之所发现者耶？罗素在“历史作为一门艺术”问题上的“发现”，我们略去不提。张荫麟从客观历史本身立论，认为对历史美学价值的认取，其重要性“实与18世纪以来西方诗人对于自然之美发现同等。”“此发现实为吾人之审美经验开一无涯之境土。”如此开阔的见解，在近代史家中确为难能。第三，张氏谈到了历史的隐喻问题，即艺术性的修辞手法在史学中的地位问题。他说：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即狭义之所谓用典。此种修辞之技术若用之而洽切清新，明易不诡，则实足以沟通幻想或现实之美与史界之美，而予一意义以深远而丰富之背景。近人以典故为文病，相戒为用，此实一新式“塔布”，其由来则矫枉过正而昧于历史之美学价值也。从隐喻的角度去谈论历史的美学价值问题，亦即是语言哲学或文化哲学的问题了。当代西方的诗化哲学家已将隐喻当做语言的本质，这种不恰当的极端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过头来用更深刻的眼光去看待张荫麟的似乎很平常的论断。诗的语言是隐喻化的。从历史发展先后来看，诗的语言先于逻辑语言：先有非逻辑思维，后有逻辑思维。从语言结构的横剖面来看，诗的语言同样比逻辑的语言在发生学上优先：现实人的言语一般不考虑逻辑规范。这些全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问题在于，当逻辑的代替了非逻辑的，非逻辑的消失了吗？应该说它不但没有消失，而且通过艺术得到了升华与凝结。艺术就是诗，就是隐喻，就是语言的本质。倘若历史学也落在语言范围(符号是广义语言)之内，它可以抛开语言的本质吗？换句话说，历史学可以不讲究美学的价值吗？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张氏的历史隐喻思想，才是深刻的。他无非是说，语言的隐喻性本质注定了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当然，这里只是提供一个理解角度，至于隐喻是不是语言的本质，那是另外的问题了。以上三点是张荫麟论述历史也是艺术的主要根据。显然，还应补上艺术性的“想象”在历史释义中的作用一节，这在张荫麟看来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在理论上对此却未予探讨，毕竟是个遗憾。

个人生活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在城里兼课，给一些广东学生补习英语。学生中有知名学者伦明的女儿伦慧珠。张荫麟苦恋其未果，后来，在张荫麟留学斯坦福期间，伦慧珠和他恢复了通信，两人在1935年四月结婚。北京沦陷后，张荫麟辗转到了昆明，那时的他已经和心仪多年的另一东莞大儒伦明（1875-1944）之女伦慧珠结婚，并育有一子张匡一女张华。此时一个女孩就此闯入了他的感情生活。这个女孩就是容庚的女儿容琬。容庚比张荫麟只大11岁，和张氏亦兄亦友。在张荫麟学术活动初期，容庚多有提携之功，他主编的《燕京学报》曾多次刊发张氏论文。对于张荫麟和自己宝贝女儿的不伦之恋，容庚显然持反对态度，此后《燕京学报》再也没有刊载张荫麟文章。容琬情窦初开的心,也已被张荫麟占据；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和张荫麟有通信、见面的机会,她的文章和译作都经过张荫麟精心修改,张荫麟历年来给她的片言只字,她都如获至宝般地珍藏着。对于这份感情,张荫麟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对待的,提到容琬的名字,他的声音都会颤抖。最后的结局是个悲剧，张荫麟和伦慧珠以离婚收场,伦慧珠带着儿女回到广东。而容琬也奔赴北京和表兄结婚，和张荫麟彻底断了来往。遭受双重打击的荫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毅然决然地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应聘到了地点在遵义的浙江大学。这是1940年农历七月底发生的事情。第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就在偏远的遵义遽然而逝了，人间岁月只存留37个春秋。

世人评说

史家张荫麟写出《中国史纲》一书后，好评纷纷。熊十力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王芸生称“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他的中国文学受教于王静庵先生（国维），西洋文学受教于吴雨生先生（宓），……为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他不仅文史淹博，哲学的素养尤深。”《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编辑部名义曰：“君资禀英迈，于文哲诸学靡不窥其奥要，尤邃于史，雅擅为文。生平著述凡百万余言。壮思泉涌，词锋飙发。其文赡，其辞丽，其识精，故其旨远。理致条达，笔端常恒挟情感，誉之者谓新会梁氏以后一人焉。”张其昀说：“《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后，因此就深伏了病源。本书价值，识者自有公评，即就文字而论，亦用力至勤。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1942年10月24日凌晨3时，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享年37岁。钱锺书《伤张荫麟》诗中说：“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陈寅恪写有《挽张荫麟二首》，曰“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朱自清《挽张素痴》一诗慨叹：“妙岁露头角，真堪张一军。书城成寝馈，笔阵挟夙云。勤拾考工绪，精研复性文。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施蛰存《壬年之冬张荫麟没于遵义校斋越岁方获凶讯在昆明时有游从之雅作诗挽之》：“海内张公子，临文不肯休。茂先称博物，平子号工愁。论史书奔马，尊生失解牛。笑谈无适莫，道业在春秋。”施先生诗尾注：“余此诗原作喻解牛，朱自清见之曰：误矣，荫麟饕餮饮食无度，起居不节，岂能喻解牛之旨乎。遂改作失解牛。识之以存此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