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卡佩奇(诺贝尔奖得主)

联合创作 · 2023-12-28 02:05

生平

马里奥·卡佩奇(Mario Capecchi)(1937年──)是一位生于意大利的美国分子遗传学家,也是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2]。马里奥·卡 佩奇目前是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学与生物学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马里奥·卡佩奇于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并于1961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安提阿大学(Antioch College)化学及物理学学士学位。1967年,马里奥·卡佩奇在詹姆斯·沃森(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指导下,于哈佛大学取得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博士学位。1967年至1969年,卡佩奇在哈佛大学学者学会(Society of Fellows)担任初级研究员(Junior Fellow), 1969年,卡佩奇成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助理教授,并于1971年晋升为副教授。1973年,卡佩奇进入犹他大学任教。自1988年起,卡佩奇还担任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Investigator of 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另外他还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卡佩奇在哈佛时就是一位成果丰富的研究者,他发现了导致蛋白合成的分子机制。当他于1973年在犹他大学建立实验室时,便试图将分子基因学引入到对动物细胞的研究,以便获悉如何掌控这些细胞里的基因。卡佩奇于1977年开始一系列实验室研究,这些研究展现了对动物细胞进行基因打靶的技术,并在1989年成功对一只老鼠进行基因打靶。  卡佩奇1991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成为欧洲科学院院士。他还获得了众多荣誉和奖项。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7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马里奥·卡佩奇和奥利弗·史密西斯、英国科学家马丁·埃文斯,以表彰他们在干细胞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母爱成就新科诺贝尔奖得主

劫难之河的母与子

1945年4月29日中午12点,美第45步兵师的先遣部队冲进了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年轻的美军士兵们心里只有一个感觉:这里的人要么死了,要么就濒临垂死边缘。作为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之一,几年时间这里至少有20万人倒在了屠刀下。弥漫的硝烟中,两名美军士兵从囚犯尸体堆中拖出一个气若游丝的中年女子,并迅速送往医院抢救。一个月后,这个侥幸躲过屠刀的女人刚刚恢复了一些体力,就固执地要求出院:“我的孩子,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时间回到1937年10月6日,整个欧洲都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哭泣,一个婴儿就是在这样一种阴霾的环境中诞生于意大利的维罗纳市,他就是马里奥·卡佩奇,未来的基因学之父。卡佩奇的母亲露丝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可还没等她从初为人母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她的丈夫——一名英俊的意大利空军飞行员,就在一次战斗中丧生了。

爱人的死让露丝一夜之间老了许多,充满艺术气质的她恨透了这场战争,为此她投身反战联盟,创作了不少讽刺纳粹的文学作品。然而,噩运很快再次降临到这个风雨飘摇的家里。

1941年的一天清晨,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闯进了卡佩奇的家,砸烂了房间里所有能看到的东西,正在做早饭的露丝被野蛮地戴上手铐带走。临别的那一刻,想到儿子,露丝犹如万箭穿心,卡佩奇至今还记得那天母亲瘦弱的背影和从她身后传来的大声嘱咐:“别哭,男孩子要坚强。一定要等妈妈回来!”这年,卡佩奇年仅4岁。

此后这对母子天各一方。露丝被安上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关押到了位于德国的达豪集中营,而卡佩奇则开始流落街头,沦为了小乞丐。

记忆中关于那段日子的就只有饥饿和寒冷。幼小的卡佩奇衣不遮体,整天整天地站在街角,看着对面面包铺里散发着诱人魅力的食物直咽口水,有时候实在得不到好心人的帮助,卡佩奇就只能拼命喝水,喝胀了肚子里无尽的空虚感才能好受些。在寒风凛冽的夜晚,卡佩奇哆嗦着蜷缩在天桥底下,不安地拉紧衣角,人冻得几乎僵直过去,他望着漆黑的天空,心里默默呼喊着:“我不哭,妈妈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当刚从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露丝找到卡佩奇时,她几乎不敢相信老天对她会这样眷顾。上帝,4年,这个孩子居然还活着!4年,幼小的孩子是如何趟过困难的暗流!此时卡佩奇因为发烧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已经在维罗纳的医院中躺了整整一个月,插着针管的双手瘦得不成形,9岁的孩子体重却只有20多斤。血脉相连让历经劫难的母子俩瞬间认出了对方,一见母亲,卡佩奇苍白的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露丝强忍住泪水,紧紧拉着儿子的手说:“妈妈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话没说完,泪水已是挂满了脸。卡佩奇用力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卡佩奇一觉醒来,却发现母亲不在身边。他疯狂地冲出了旅馆,四处的街角都是空荡荡的,一种可怕的寂寞将他深深笼罩,难道母亲又把他丢下了?他声嘶力竭地哭了起来。当晚,露丝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旅馆,卡佩奇一下子上前死命地抱住母亲,再也不敢放手。原来,为了儿子将来的前途,露丝赶到了大使馆申请签证,她准备带着儿子去投靠在那里从事物理研究的哥哥。几天后,母子俩搭上了开往美国的油轮。

来到美国的第一年,一切对卡佩奇来说都是陌生的。幼年的坎坷经经历让他自我保护意识过于强烈,整整两年,他不善言辞,不善于交际,甚至都不说一句英语。露丝用所有的时间陪着儿子,带他去散步、郊游、教他文学和诗歌,母亲的爱犹如徐徐暖流,逐渐焐热了卡佩奇害怕受伤的心。他终于重新走进学校,按照舅舅的话来说:“卡佩奇突然就对数学和经典物理学展现了极大的热情。”

活着就不能放弃

多年的苦难生活培养了卡佩奇极为坚韧的意志,也使得他格外珍惜和平的生活和学习机会。在舅舅的培养下,他开始钻研医学。1967年,在哈佛大学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其博士论文是在DAN双螺旋结构发现者、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华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卡佩奇开始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工作。1977年,他同时开始担任犹他大学人类遗传学和生物学教授。

同时,卡佩奇也组织了幸福的家庭,妻子劳丽供职于政府福利部门,1983年,一个可爱的女儿也加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就在卡佩奇在学术上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时,露丝却日渐衰老并患上了轻度老年痴呆。当年那个身体羸弱却又不畏强暴的母亲,如今却任凭岁月和疾病折磨着自己,一头白发在夜风中无力飘荡,想到这些,卡佩奇就心如刀割。为了尽量帮母亲减缓痛苦,卡佩奇利用所学到的医学知识,帮露丝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温、脑电波、及其身体其他各种数据库,并有针对性地向母亲的主治医生建议一些治疗方案。

然而任凭卡佩奇如何努力,1986年,死神还是无情地将母亲带走了——她死于突发脑溢血和多年累积的大脑皮层损伤。在露丝的葬礼上,卡佩奇并没有哭,他下决心: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努力让尽量多的患者摆脱疾病的折磨!

让卡佩奇欣慰不已的是,年仅5岁的女儿米萨无论长相还是性格都和祖母一模一样,这似乎是一种奇妙的生命传承,母亲以另外一种形式还始终陪伴着他,这让他浑身充满了力量。

卡佩奇的雄心壮志来自于他此时的研究:基因剔除。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弄清楚一个特定基因的功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基因几乎影响了所有生物学现象。比如说老年痴呆这种病就和某几种基因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旦掌握到这其中的奥秘,人类就可能彻底克服这种疾病。如果这样的推理具有可行性,那么卡佩奇就掌握了“万病之源”的钥匙。

可是这实施起来又谈何容易。进入80年代,分子生物学基础问题已经基本确立,中心法则和基因测序都基本完成。可是,又该用何种方法来确定一个基因的基本功能呢?卡佩奇准备用外源的DAN代替内源的基因,在体外构建体内的基因缺陷模式,然后通过观察表现异常来确定正常基因的功能。可是,他的想法却遭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怀疑,认为这种研究在概率考虑上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甚至还撤消了对卡佩奇主持项目的资金支持。

然而性格坚韧的卡佩奇对于反对声却不屑一顾,他说服了大学同窗创办的生物公司对他进行资金住入,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研究资金捉襟见肘,同行投来的都是怀疑的目光,卡佩奇的团队内部也出现了大量的烦躁和焦虑情绪,甚至有不少人选择了退出。基因剔除项目完全靠着卡佩奇不容置疑的强硬个性在勉强支撑,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母亲似乎在对他说,活着,就不能放弃!卡佩奇咬着牙挺了过来。

曙光终于出现了。这一时期,国际上也有其他科学家开始了类似研究。1986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伊文思取得了一定量的早期胚胎干细胞,并在体外培养成功。这给予了卡佩奇极大的灵感:如果用老鼠的胚胎干细胞进行同源重组,然后用重组干细胞移植到胚胎中,岂不是就能得到活体基因缺陷小鼠,并能在其身上游刃有余地进行各种基因功能测试?

爱好足球运动的卡佩奇甚至想到射门,基因不就像一个个足球,在等待着他射入正确的球门吗?这一刻,基因打靶的理论构想第一次浮现在卡佩奇脑海中。1987年,他的成功试验,使基因打靶技术初见雏形!

成功的那一刻,卡佩奇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他躲开实验室内所有欢乐的人群,捧着母亲的相片哭得像个孩子:“妈妈,我没有辜负你的希望,可我是多么希望你能亲眼看到啊。”

诺贝尔奖后的殷殷母爱

1989年,卡佩奇关于小鼠基因打靶技术的论文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全球科学界的轰动!人们比喻这次发现为除阿波罗登月之外的“第二大步”,此后,人类将拥有克服任何突发疾病的理论和研究基础。这项成果彻底奠定了卡佩奇学术界巨匠的地位,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的荣誉接踵而来。

卡佩奇教授的研究成果犹如吹响了向疾病进攻的号角:全球数千名科学家先后复制卡佩奇的试验方法,开始在各自的领域内对老鼠体内的上万种基因进行研究,并对比人类疾病的各种基因缺陷进行攻克。

1990年5月的一天午后,卡佩奇案头的电话响起,对方自我介绍说,他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安德森教授,手头有一个棘手的病例,希望能采用卡佩奇基因打靶的技术来治疗:“这个孩子才4岁,她自出生以来就必须待在一个无菌罩里面,不然就会发生感染致死。我们判断这是一种严重免疫复合缺陷症,我恳求您的帮助,也许基因治疗是这个孩子唯一的希望。”卡佩奇慨然应诺,并开始指导安德森教授如何进行这个缺陷基因的“跟踪和确定”。当年7月,美国药物和食品管理局批准了这一基因治疗方案,同时这也是全球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基因治疗。

经过几个月上百次电穿透打靶试验,卡佩奇和安德森最终确定:女孩身上的致病根源是一种名叫ADA的基因发生缺陷,然后导致了人体免疫系统缺失无法发生作用。在卡佩奇教授的建议下,安德森利用腺苷酸脱氨酶注入女孩细胞的方法来弥补这个致命的免疫缺陷。两个月的治疗后,奇迹出现了,女孩体内的免疫系统指标、白血球数量、淋巴细胞指数都达到了接近正常人的水准。

这是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卡佩奇为此感慨万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造福于具体的人群,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洋溢着全身,他心里默念着:如果这个发现能早20年,也许母亲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了。

全球首例基因治疗取得初步成功!这个消息如同长出了翅膀,不久就传遍了世界科学界。在卡佩奇等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基因打靶技术逐渐成为了研究人体内特定基因功能的一项基本技术。在癌症、免疫学、神经生物学、人类遗传学及其内分泌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肝炎,甚至爱滋病。基因打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掌握“万病之源”的钥匙。

2007年10月8日下午,万众瞩目的2007年度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隆重揭晓:卡佩奇等三位科学界的精英分享了这一荣誉。这个62年前的小流浪儿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唏嘘不已,前情往事潮水般涌上心头,他似乎重新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维罗纳街头,又似乎正在享受着母亲怀抱的温暖,一时竟有些凝滞:“妈妈的鼓励,是我一生的动力!”说到这儿,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女儿,她实在和她的祖母太像了。米萨忍不住轻吻父亲的脸颊,表达着她的祝贺,恍惚间,卡佩奇觉得那个瘦弱而又坚强的母亲又回来了,告诉她,她永远不会离开他……

所获荣誉

1992 - Bristol-Myers Squibb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in Neuroscience Research  1993 - Gairdner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Achievements in Medical Sciences  2001 - Albert Lasker Award for Basic Medical Research[3]  1993 - Gairdner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Award  1994 - 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Alfred P. Sloan Jr. Prize  1996 - Kyoto Prize in Basic Sciences  1996 - German Molecular Bioanalytics Prize  1997 - Franklin Medal for Advancing Our Knowledge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  1998 - Feodor Lynen Lectureship  1998 - Rosenblatt Prize for Excellence  1998 - Baxter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i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1999 - Helen Lowe Bamberger Colby and John E. Bamberger Presidential Endowed Chair in the University of Utah Health Sciences Center  2000 - Lectureship in the Life Sciences for the Collège de France  2000 - Horace Mann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Antioch College  2000 - Italian Premio Phoenix-Anni Verdi for Genetics Research Award  2001 - Spanish Jiménez-Diáz Prize  2001 - Pioneers of Progress Award  2001 -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2002 - John Scott Medal Award  2002 - Massry Prize  2003 - Pezcoller Foundation-AACR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Cancer Research  2002/3 - Wolf Prize in Medicine  2005 - March of Dimes Prize in Developmental Biology  2007 -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马丁·埃文斯和奥利弗·史密斯一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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