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埃切加赖

何塞埃切加赖

西班牙著名作家何塞·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 何塞·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生平何塞·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1832年——1916年），西班牙著名作家。1832年4月19日，埃切加赖出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他为自己的巴斯克(比利牛斯西部的古老居民)血统而骄傲，可却在首都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并成为封建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捍卫者。埃切加赖实际上有三个职业：生命的前40年，他在数学和科学研究技巧上的名声和荣誉不亚于他后半生的文学成就。另外，埃切加赖因自己的分析能力和对经济及社会政治日益增长的兴趣，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公众人物之一。埃切加赖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数学和市政工程方面的。从马德里工程学院毕业之后，他成了一名开业工程师。实习了不长时期之后，他又回到马德里，在原来读书的学校里当了纯数学及应用数学的教授。在教学生涯中他名扬欧洲，专著有《现代物质力的物理统一性理论》(1867年)和《解析几何问题》(1868年)。这两部著作被认为是各自领域内的经典。1866年，埃切加赖入选马德里精密科学院。埃切加赖长期以来持进步的经济观点并鼓吹自由贸易，他经常为诸如《真理》和《经济学家》等颇具影响的杂志撰稿。1868年革命及波旁王朝垮台之后，他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随后的七年内担任过几个内阁职务，如公共工程总监、贸易部长、财政部长、公共教育部长等。他曾入选议会，以其文采飞扬的出色口才而闻名。任财政部长期间他负责成立了西班牙国家银行。然而，1874年波旁王朝复辟，他的政治生涯突然中断，官场上的失意日益加重，埃切加赖举家迁往法国。他同其他一些流亡者——著名的有尼可拉斯·萨尔美隆——成立了共和进步党。埃切加赖在法国居留时间不长，回到马德里后便将随后的30年生涯全部贡献给了文学事业。只是到了1904年，即他获诺贝尔奖的同年，才又一次接受公共事业的职位，出任财政大臣。 1883年他入选西班牙皇家科学院，1916年9月15日在马德里去世。二、何塞·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的文学历程：埃切加赖主宰西班牙舞台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他不仅是剧场观众的偶像，也是第一位在国外引起轰动的西班牙戏剧家。男女演员竞相扮演他的经翻译改编的剧本的角色。埃切加赖很晚才从事戏剧创作。对政治的幻想破灭之后，他不愿重操早年的学术工作，于四十二岁时写了第一部戏剧。考虑到自己是财政部长，他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作者，便用霍尔格·海亚塞卡这一变字词签署了《支票本》(1874年)，不过这一手法并未能瞒过观众。到他于1916年去世时，他已写了68部戏剧，绝大部分带有悲剧性。人们一般将埃切加赖归于新浪漫主义。他认为自己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风格上都直接继承了何塞·佐里拉·伊·莫拉尔和安格尔·德·萨弗德拉《里伐斯公爵》的抒情的、歌剧性的浪漫戏剧。埃切加赖十分喜爱浪漫派戏剧的形式及其正剧特性，并继承了西班牙写诗体严肃剧的传统。他早期两部成功作品的标题就证实了这一正剧特质：一部叫《剑柄》(1875年)，另一部是《死亡谷底》(1879年)。不过，埃切加赖的戏剧并非简单模仿其先驱。他的内心也许还停留在过去，他那富有创新精神的、进步的头脑却是坚定地植根于眼前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混合体：在浪漫主义的基座上矗立的是一座现实主义与社会的大厦，一座自由主义的伦理戏剧大厦。埃切加赖这位自由思想家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宗教宽容。在《圆柱与十字架》(1878年)中，他抨击了罗马正教的极端主义；《嘴唇上的死亡》(1880年)则攻击加尔文教的迫害情况；在《两种狂热》(1887年)中，他抨击丁无神论，也抨击了宗教偏执。1882年写成的标题为《职责的冲突》再好不过地表明了他戏剧的主导原则和思想。埃切加赖没有放弃他的浪漫主义冲突和正剧特征，但依然借助其数学上的精确性构造了一个情境，其中的正反面主人公不得不作出极为痛苦的道德抉择。在他所有的剧本中，此类折磨人的矛盾境地最后总是归于失败。埃切加赖总是一成不变地坚持把结尾写成悲剧。他坚信，戏剧的崇高“就在于痛苦、悲伤与死亡之中”。他一生最著名的剧作《蠢人还是圣人》(1895年)最清楚不过地展示了这一戏剧哲学。正面主人公唐·洛伦索在女儿即将嫁给一富有贵族的前夜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因而无权享用现在的财富和名望，他的一生都是一个谎言，事实上他是仆人的儿子，而当初领养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不得继承财产。他没有让步，没有放弃自认是自己道德义务的忠实。尽管将真实情况公开会毁掉全家人，他还是这么做了。此时他的生母已将唯一的凭证烧毁，使他无法证实自己的真正身世。洛伦索被全家人当作疯子送进了疯人院。最后，他装起疯来：他疯了，因为这世界需要他疯。精神失常成了他唯一可接受的逃避矛盾境地的出口。这部作品以其惨痛的主题——在现代世界，正直的人性只被当作疯狂——成了埃切加赖经久不衰的成功作之一。那部引起史无前例的颂扬，而且仍被收入各种现代戏剧集的剧作是《伟大的加莱奥特》。该剧的风格表明，埃切加赖正逐渐从诗体剧转向散文体剧：只有序言以诗体写成。这部戏以“世界与妻子：伟大的加莱奥特”为题在全美国上演。这部戏极具象征意义，其主人公象征满怀恶意却漠然不动的诽谤。苔奥朵拉和厄内斯托(住在苔奥朵拉家的年轻剧作家)并不相爱，苔奥朵拉对比她年龄大得多的丈夫胡里安十分忠贞，但外界却肯定这对年轻人是恋人，种种含沙射影聚合起来，最终使他们陷入泥坑，导致胡里安的死亡。剧终时苔奥朵拉和厄内斯托被扔到一起，但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外界的人们见了欣喜若狂，因为他们从前认为是真的以及被弄成是真的事情，现在已经成真了。大喜过后，两人被彻底淡忘。埃切加赖的命定论情绪受自然主义影响。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得遭受其父亲造下的罪孽，例如他的《唐·璜之子》(1892年)回响着易卜生的《群鬼》 (1881年)，《坏血统》(1902年)中遗传的病痛摧毁了主人公生活中的一切希望。埃切加赖不是不知道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初出茅庐的批评家)(1891年)就是对他自己的剧作及其批评家们的轻松的嘲讽，在他死后出版的自传《往事的回忆》(1917年)中，他很坦率地谈到对他作品的批评。现代人对埃切加赖作品的评论并不十分友好。他的剧作经常被用来为历史作脚注，批评家们对他花哨的风格、机械的情节，以及人物心理动机的谬误大加嘲讽，但却无人能够否认他在一生中获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功。尽管人们不太情愿，但一般还是认为，是他才使西班牙戏剧不致被世人遗忘并使它享有国际声誉。在他之后主宰西班牙文坛的贝纳文特宣称，“他使大众思考、感受……半个世纪来，戏剧家中没有一个能在作品数量、种类或创造力方面与他相媲美”。三、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常务秘书C·D·威尔逊经常听到这么一种说法，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应是那些盛年的作家，因为此时正值他们创作发展的巅峰，其目的在于使他们免于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以确保他们拥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环境。但与此同时，诺贝尔基金会又规定只有具备重大价值，并以丰富的经验作为其扎实基础的作品才符合获奖条件。因此，在那些大器晚成的作家与那些年轻的天才之间进行选择时，可以不存在任何犹豫。评审委员会无权仅因年迈的缘故而忽视一个在欧洲富有声望，而且仍然具有活力的作家。一个老作家的作品，通常被证实是有独特和青春的活力的。瑞典学院已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蒙森和比昂松，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虽然他们两人都已经过了全盛时期。在今年的诺贝尔奖提名候选人之中，学院仍然注意到一些已获有声望的文坛老将，希望能重新表示对一位世界文学天才的高度尊敬。瑞典学院特别考虑到两位作家，这两位都值得获得完整的诺贝尔奖。两者不仅仅在诗艺上已登峰造极，并且在人生的旅途上亦是如此。他们一位74岁，另一位则年轻两岁，因此本学院认为不需要去花费时间争论他们彼此价值的大小，因为他们的优点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虽然根据不同的观点，本学院只颁发了一年奖金的半额分别给予他们，如果有人觉得这份奖的物质价值会削减两位桂冠获得者的荣誉的话，那么本学院希望公开说明这一特殊情况，认定这两位获奖的任何一位都相当于独得此奖。……璀璨的希腊戏剧的鼎盛时期过去之后，以英国和西班牙为主的两个国家发展了民族戏剧艺术。如果你想了解现代西班牙戏剧，那就必须先知道它的历史状况。因为长久以来，西班牙戏剧呈现出两个鲜明对照的倾向：一方面，它有最丰富奇丽的想象；另一方面，它又极其讲究文体和结构的精巧，有时还掺糅了一些因袭的诡辩术。一边是瑰丽的色彩，另一边是对修辞的偏爱，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故作惊人的语言和错综复杂的情节相辉映，人物感情热烈奔放，对话铿锵有力，尖锐冲突总是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达到了惊心动魄的舞台效果。不管怎么说，其戏剧的内在生命是相当丰富的，看来，想象力灿烂多姿并不有损于表现严肃的主题。在西班牙戏剧中，人为的雕凿与真实的创造力被自然地熔为一体了。这位西班牙辉煌和独特的戏剧传统的继承者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一。他是现代的产儿，并且拥有完全独立的见解，这见解和卡尔德隆的世界观不同，他热爱自由，为宽容而奋斗不懈，他与独裁和阶级斗争格格不入，但是他却有自古以来西班牙戏剧家的特殊标记，那就是具有异乎寻常的热忱和尊严。这位作家就是埃切加赖。正如他的前辈一样，他懂得如何去表现戏剧冲突，这就是以不同的性格和理想来加以体现，从而使之更引入入胜，感人肺腑，像他的前辈那样，他热衷于探究人们内心良知的种种复杂情况。他的戏剧能引起观众的哀怜和恐惧，他能驾驭众所熟知的悲剧的基本效果。在这方面，他不愧为一位戏剧大师。正如西班牙古代的那些戏剧大师们一样，他能将最生动的想象与最精练的艺术天衣无缝地连接在一起。光凭这点，我们就可以借用一位对他并无好感的批评家的话来形容他：“他是纯种的西班牙人。”不管怎么说，他对世界的概念没有狭窄的意识，他的责任感已被净化，他的基本观念是乐善好施，他的道德英雄主义在保留民族牺牲的同时又带有一种普遍人性的特征。埃切加赖于1833年诞生在马德里，他的童年是在穆尔西亚度过的，他的父亲在该地的学术机构从事希腊研究。埃切加赖14岁中学毕业，尔后进土木工程学院，他在校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熟练的技巧，令人刮目相看。5年后的18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数学和机械是他最喜爱的两门科目，他对这些学科精深的钻研，使他于1年后被母校聘为教授。前几年的生活非常拮据，他只有充当家庭教师或为私人授课，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虽然物质生活寒伧，但他却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成就真可谓独压群芳，使他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工程师。同时，他也热衷于学习政治经济学，包括自由贸易理论。不久，这位有才气的、活跃的工程师受邀请担任了最崇高的职位，他曾三度担任内阁政府部长，那些熟悉他的人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他在处理国家财经和公务中显示了卓越的才能。我们不难理解，当这位在解析几何、物理学、电气学方面发表了无数论文的学者，转过头来又精力充沛地写起剧本时，人们表现出的惊诧之情。据说人们可以在他的剧作中看到方程式和习题的痕迹。这位天才人物标新立异的表现方式受到了他的那些崇拜者的大声喝彩，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严厉指责。尽管如此，几乎人人都无法否认，他的剧作中的道德感是异乎寻常地令人赞佩。一些批评家的意见并非无的放矢，以某些外科医生的例子而言，他们认为埃切加赖的处理手法只有一种，那就是“(Urere et Secare)”，不过，这种以浪漫色彩升华了的沉思和稳重严肃的表现手法，带着一种神圣职责对任何妥协所作的谴责，这里面的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在埃切加赖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对于别人一时跟着时髦的赞赏他不予重视，只有对他天才的真正鼓舞他才细心倾听。他的戏剧作品的丰富，使我们联想起了洛伯·德·维加和卡尔德隆。年轻时期，当他在土木工程学院念书时对戏剧就很热爱，所积蓄的零用钱几乎都花在买戏票上了。1865年完成了一部叫《私生女》的剧本，接着在1874年发表了《单据簿》。虽然他用笔名发表，可是不久人们就查出作者乃是当时的西班牙财政部长。几个月后，《最后的夜晚》也开始公演，从此他丰富的想象力就一发不可收拾，接二连三有新作问世，一年之中曾有三、四部剧本的惊人之作。诚然，我在这里无法一一细列他的全部作品，但几本颇受重视的剧作则值得介绍，埃切加赖的成名作是1874年11月发表的《复仇者的妻子》，剧中他显示了真正的天才，某些夸大的情节，美不胜收。观众都认为他恢复了黄金时代的西班牙戏剧，人们尊之为国家戏剧诗最辉煌时代的革新者。翌年《在剑柄里》问世，又获得了同样的赞赏。高尚的思想中所显露的雄伟力量使观众激动不已，喝彩之声与台上的表演齐声共鸣，剧终后，埃切加赖本人出场7次以答谢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1878年发表的《火刑柱和十字架》引起很大的争论，作者本人把自己表现为自由思想的维护者，他反对一家独尊；他倡导尊重人性，反对盲目和狂热的宗教信仰。埃切加赖的典型作品是1882年发表的《责任的相互冲突》，责任的冲突几乎是每部剧本中不可缺少的情节，可在这部作品中这一情节显得格外尖锐和突出。使他永垂美名的是另外两部作品：1877年元旦公演的《是发疯还是圣举》和1881年3月公演的《大帆船》。在《是发疯还是圣举》中，蕴藏着许多思想的财富，体现了作者渊博的才华。本剧描述一位由于正义的感召而放弃世俗财富和牺牲个人的人，他被他人认为是疯子，而他的朋友和世人也都像对待疯子那样对待他。罗伦佐意外地得悉名声和财富不能合法地属于他的，他毅然抛弃了它们。这种理想主义被他的家人视为疯狂，洛伦索被人视作唐·吉诃德，一个顽固而心地单纯的人。戏剧的结构既稳固又结实，显示出那是一部出自工程师之手的作品，他精确地计算了所含的全部因素，同时这作品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更高层的一面，那就是诗人成熟的创作天才。除了外在冲突，这作品还描叙了一个极为悲哀的人物的内心冲突。在神圣的义务和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中，洛伦索顺应理性的驱使，作出了殉道的选择。经验常常告诉我们一个很普遍的事实，一个忠实地服从自己理性的人必须准备忍受殉道的命运。《大帆船》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公演后的一个月内剧本连续再版5次以上，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捐购的热潮，以示对作者的敬意。因为对人物心理的非凡描写，本剧具有不朽的价值，主题显示了造谣生非的破坏力。最纯洁的人物会被人们的闲言碎语所污损，同时恶意中伤会使他变得畸形。叶内斯特和狄欧德拉并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可是这个世界认为他们是有罪的，最后，他们被人遗弃，结果他俩投入到彼此的怀抱。细致入微的观察使人物细腻的心理分析表现得惟妙惟肖。这两个人物都有着高尚的灵魂，他们从来没有剥夺对方权利的企图，在不知不觉中彼此产生了感情。他们在受到被驱出家门的逼迫之后，才发现彼此相爱的事实。剧本中浪漫主义获得了胜利，剧中诗的美妙是清晰可见的，抒情细节的穿插缤纷多彩而且结构无懈可击。埃切加赖继续从事着他的戏剧创作。今年(1904年)他发表了另一新作《不安宁的女人》。该剧的第一幕的提示和详细的叙述真是天才的大手笔，而整部作品又洋溢着诗的灵感。剧中人唐·茂利修——一位埃切加赖喜欢的典型骑士——他不愿以放弃职责作为代价来换取个人的幸福。诺贝尔文学奖对这位伟大诗人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他的作品以充沛的活力著称，他的观察方式孕育着这种远大的理想，对此，一位颇负盛名的德国批评家说：“无论在任何时候，埃切加赖都会履行他的权力与义务。”埃切加赖借《大帆船》里一个人物，说出对人世间最悲观的话：“直到他死后300年，才认识他的天才与众不同。”无疑地，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除了上面一般性论述的说明之外，我们也能从埃切加赖的作品所引起的公正赞誉获得证明。鉴于这些赞美的颂辞，瑞典学院同意再增添一个获奖名额，将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位杰出的诗人埃切加赖，他是西班牙学院的荣誉与光荣。四、评论界对何塞·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获诺贝尔奖的反应：1904年，埃切加赖在西班牙人民心目中是敬爱的西班牙文学创始人，他们对埃切加赖获奖表示热烈赞颂。也就是这些人民，在埃切加赖的《伟大的加莱奥特》(1881年)上演后为之倾倒，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签名活动，以纪念这位剧作家。然而，这一阵激情的崇拜在西班牙之外却对埃切加赖不利。事实上，围绕1904年奖展开的争论之一就是获奖者的高龄(埃切加赖和米斯特拉都已年过70)。许多评论家批评说，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诺贝尔奖的精神实质。他们认为，诺贝尔的愿望是将奖授予那些在穷困中奋斗的作家，这些作家在其文学生涯之初极需公众认可和经济支持，而不应授予这两位广受尊敬、经济独立并且处于文学创作末期的人物。诺贝尔奖评委会则言辞尖锐地反驳了这一说法，在当年的授奖仪式上表明自己对诺贝尔奖精神的理解，并强调，获奖资格唯一的严格条件就是获奖者的作品具有“特殊重要性”。在有些地方，两人同时获1904年奖这一事实也被认为削弱了该奖的意义，而且正如所料，埃切加赖在法国只被一笔带过，米斯特拉的重要意义在西班牙也被降低了，其他国家对此几乎毫无反应。例如在美国，人们更多地注意到迄今尚未有美国人获诺贝尔奖，而对当年获奖者只字不提。事实上，美国各主要报纸甚至不屑报道授奖消息。比如《纽约时报》上唯一一次模糊提到这次诺贝尔奖是12月31日的报道，说米斯特拉有意将自己的那份奖金建一座博物馆。尽管1904年诺贝尔奖在国外遭到冷遇，在西班牙本土却引起了一场文学波动。埃切加赖也许是普通西班牙人的宠儿，却遭到了新起一代作家的攻击，即“1898一代”，这批作家迅速作出了愤怒和尖刻的反应。埃切加赖伴随诺贝尔奖而来的名誉在这些作家看来，标志着他们在文学生涯中为之奋斗的一切遭到背叛。他们认为，埃切加赖的戏剧是西班牙生活和文学中所有滑稽可笑和历史误会的缩影。因此，米盖尔·德·乌纳穆诺·伊·胡戈、卢本·达里奥、皮奥·巴罗亚及安东尼奥·马恰多·伊·鲁伊兹等一批作家，并不满足于仅仅对此作出批评或举行几次抗议集会，他们还正式签署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宣言，反对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决定。不过，对埃切加赖持同情心的评论家认识到，这位剧作家的不幸就在于他的获奖为时太晚。他的剧作属于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没有也不可能代表20世纪初年，而在西班牙，代表这一时期的则是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他于19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些评论家认为，从当代戏剧技巧和内容出发来批评埃切加赖是不公平的。他们坚持认为，埃切加赖要是早十年获此奖便不会有人反对，只会得到赞扬。(有趣的是，贝纳文特本人在评论家那里也遭到了与埃切加赖相同的命运：1922年，贝纳文特受到大众的欢迎却遭到同时代的评论家和新起的戏剧家们的摈斥。)令人惊讶的是，一份美国杂志《独立》(1904年12月15日)却站在埃切加赖一边，赞扬此奖是对“思想戏剧的力量的承认”，并指出埃切加赖的“道德热情及坚定的目标唤起了人民并给他们以深刻印象，而这一点，其他戏剧家未能做到”。“人民”与评论家的抗争——对1904年奖的反应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