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科斯
个人履历
1910年，12月29日罗纳德·哈里·科斯出生于伦敦的威尔斯登。科斯是个有腿疾的男孩子，常需要在腿上附加铁制的零件。
1929年，10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有重要影响的老师——以前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任教授的阿诺德·普兰特。
1931年，通过了商学士考试并获得一笔欧奈斯特·卡塞尔爵士旅行奖学金。依靠卡塞尔旅行奖学金，科斯在美国度过了1931—1932学年，那时他研究美国工业的结构。1932年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
1932年-1934年任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助理讲师
1934—1935年，他在利物浦大学作为助理讲师任教；
1935年-1938年任伦敦经济学院助理讲师
1935年以后，科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在伦敦经济学院，他被指定讲授公用事业经济学，为此他开始对英国公用事业作了一系列历史研究。
1938年-1947年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1940年，科斯进政政府做统计工作，先在森林委员会，然后在中央统计局、战时内阁办公室工作。
1946年，他回到伦敦经济学院，负责教授主要经济学课程——经济学原理，并且继续对公用事业特别是邮局和广播事业的研究。
1947年-1951年任伦敦经济学院高等讲师
1950年，科斯借助于一笔洛克菲勒研究员经费在美国花费了9个月研究美国广播业，出版了《美国广播业：垄断的研究》。
1951年，科斯获得伦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同年移居美国。
1951年-1958年任布法罗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9年，加入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系，期间科斯对联邦通信委员会作了研究。
1958年-1964年任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4年以后，科斯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现已退休，任该校荣誉经济学教授和高级法学与经济学研究员。
1964年-1981年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教授
1978年，科斯当选为美国方理研究院研究员。
1979年，被授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称号。目前，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为法律与经济学方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在研究工作上仍然十分活跃。
1982年-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1991年任堪萨斯大学法律与经济学荣誉客座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重要著作
《企业的本质》（1937年）；
《边际成本争论》（1946年）；
《美国广播业：垄断的研究》（1950年）；
《联邦通讯委员会》（1959年）；
《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
《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1975年）；
《企业、市场与法律》（1988年）。
学术成就
按照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罗纳德·哈里·科斯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揭示了“交易价值”在经济组织结构的产权和功能中的重要性。他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科斯定理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换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被认为是帕累托（Pareto） 有效的。除了资源所有权外，法律还规定了其他许多权利，诸如以某种形式使用其土地的权利、免于骚扰权、意外事故要求赔偿权或合同履行权。可以这样认为，科斯概括的关于资源交换的一些论点适用于关于法定权利交换的种种论点。根据这种看法，科斯定理认为，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换句话说就是，由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权利分配不当，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
这种观点认为：保障法律的效率，就是消除对法定权利自由交换的障碍。含糊不清常常损害法定权利，使其难于得到正确估价。此外，法庭也并非总是愿意强制履行法定权利的交易合同。因此，根据“自由交换论”，法律的效力是由明确法定权利并强制履行私人法定权力交换合同而得以保障的。
交易成本论
经济学家们认为，除了交换自由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条件，才能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条件之一是关于交易成本的含糊但不可或缺的概念。狭义上看，交易成本指的是一项交易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时这种成本会很高，比如当一项交易涉及处于不同地点的几个交易参与者时。高交易成本会妨碍市场的运行，否则市场是会有效运行的。广义上看，交易成本指的是协商谈判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使用， 包括制定谈判策略所需信息的成本，谈判所花的时间，以及防止谈判各方欺骗行为的成本。 由于强调了“交易成本论”，科斯定理可以被认为说的是：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 • 正如物理学中的无摩擦平面，无成本交易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注意到这一点后，根据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论所引伸的政策结论是：“要利用法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消除这些成本。根据这种思路，而不是首先追求有效地分配法定权利，立法者更倾向于通过促进这种交易而取得效率。旨在通过鼓励人们达成涉及法定权利交换的私人协议而避免诉讼的法律程序是很多的。 ”
市场机制失灵论
“交易成本论”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法定权利交换的某些障碍上，特别是谈判和履行私人协议的成本。当人们给“交易成本论”下一个相当谨慎的定义时，除了交易成本外，还存在着对私人交易的其他一些障碍。调节理论根据对完全竞争的不同偏差，建立了一种更为精确、详尽的分类方法（Schultz,1977）。比如某垄断者通过提供比竞争数量少的商品， 提高这种商品的价格， 从而增加利润。 因此，垄断是市场机制失灵的一种形式，通常将其同交易成本加以区分。科斯定理强调这种“市场机制失灵论”，因而可以被认为说的是：“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 • 这种观点认为：保证法律的效率，就是保证有一个法定权利交换的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包括要存在许多买主和卖主，没有外来影响，市场参与者们有关于价格和质量的充分信息，以及没有交易成本。
业界评论
张五常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如果有一个中国经济学派出现的话，如果有这样的学派的话，一定基于科斯教授和我的理论基础，我不觉得有其他方面的理论，有这么强大的理论基础。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和在他前面被引进中国的经济学家相比，他的影响力更为持久。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我们要学习科斯的好奇心，科斯晚年把十几年的精力注入到对中国的研究，推动他的力量是他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些同其他的动力带来的研究是不一样的，他非常乐于做一个寂寞的对现实世界不断的探索的科学家。
中国情结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科斯生前曾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科斯：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科斯：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科斯：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科斯：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科斯：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科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2008年7月14~18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人物纪念
2013年12月29日，为纪念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学术贡献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意义，罗纳德·科斯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国际交流中心报告厅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