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
人物生平
刻苦勤学
周必大于宋钦宗靖康元年七月十五日（1126年8月15日）巳时出生在平江府府治长洲（今江苏苏州），祖籍郑州管城。他的祖父周诜，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曾在庐陵任职，因此定居庐陵。其父周利建，曾任太学博士。
建炎三年（1129年），周必大四岁时，其父周利建卒于扬州，周必大被寄养在外祖母家，由母亲王氏督促他读书。十二岁时，母亲又去世了，只好跟随伯父去广东。十四岁时，周必大回庐陵，不久，又随伯父辗转各地。青少年时的周必大生活飘泊不定，但他刻苦勤学，终于成才。
文章起家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周必大登进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参军。同年，娶司封郎官王葆之女为妻，之后又回到江西。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举博学宏词科，被任命为建康府教授、左修职郎。
绍兴三十年（1160年），官拜太学录，应召前往应试馆职，宋高宗读了他的策文后说：“是个负责起草诏书的人才（掌制手）。”之后周必大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馆职再次召试的例子从此开始。此后，周必大兼国史院编修，拜官监察御史。
不惧权贵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孝宗即位。八月，周必大拜官起居郎。一次，他到孝宗面前奏事，孝宗说：“朕过去看过你写的文章，把你的近作拿来看看。”周必大如是呈奉，孝宗十分满意。之后孝宗亲临经筵时，周必大奏道：“经筵并不是分析文章讲解句子的地方，想从容不迫地了解情况，增益于圣德，就要探求治理之本。”周必大在经筵侍讲时，曾论及边境事务，孝宗为四川感到担忧，周必大借机陈说蜀中百姓困苦已久，希望能减少四川的赋税。又应孝宗诏令条奏十事，都切中时弊。之前，左右史之职空缺，史料记注中断、累积许多，周必大奏请必须记下君臣的言行举止，他日夜兼程修史，每月一次呈给孝宗看。九月，因几次直前奏事甚合孝宗意，孝宗便命周必大兼任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又兼权任中书舍人。
此后，周必大又任给事中，他在任内封驳政令失当之处，不用权贵、宠臣。当时，翟婉容对官吏进行升调时违反有关法令，周必大竭力争执，认为此举不妥。孝宗说：“原以为你只会写文章，没想到你如此刚强正直。”金国索取绍兴和议时的旧礼，周必大一一上奏，请求改正敌国称呼，金国为之气沮。
隆兴元年（1163年），周必大与金安节等上疏回驳孝宗授宠臣龙大渊、曾觌为知閤门事的任命，但孝宗仍重申前令，周必大因此请求外出奉祠。
备受圣眷
乾道四年（1168年），周必大出知南剑州，之后又改任提点福建刑狱。他在入宫承对时，希望孝宗朝廷内外举荐文武人才，分别把他们的长处记在一本册子上，藏于宫中，以备缓急之用。
乾道六年（1170年），任秘书少监兼权任直学士院，并兼领史职。当时的制书草拟仿效汉宣帝时制度，为郑闻起草、周必大定稿，最后由孝宗修改。周必大上奏批评西汉诸臣，希望孝宗不可有轻视儒士的名声。孝宗喜爱他论述精辟，知识广博，甚至希望与他日夜讨论文章。
乾道七年（1171年）正月，孝宗加太上皇（即高宗）尊号时，周必大认为不应称“嗣皇帝”，应称“皇帝”，孝宗采纳。赵雄出使金国时，要携带国书，朝廷讨论受国书的礼节。周必大立即具体草拟，大致内容是：“尊卑名分之定，有人计较等级、威风；叔侄亲戚关系，难道还计较是坐着还是站立。”孝宗对此颇为赞赏。
五月，周必大兼任兵部侍郎，他奏请敬重侍从以储备将相之才，增设台谏官以广开言路，选择监司、郡守以补充郎官的不足。不久，权任礼部侍郎，兼领直学士院，并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一天，孝宗令周必大同王之奇、陈良翰到选德殿应对，孝宗从袖中拿出手诏，举唐太宗与魏徵关系之例，询问他在位久，却未成功绩，治政的好坏及他自己不能发觉的解决办法，命周必大等尽言对错。周必大认为孝宗频繁更换将领与郡守，是两大弊端。孝宗赞同，便革除这两种弊端。江、湖二州干旱，周必大请求捐出南库钱二十万代民交税，孝宗很是赞赏。
诤言直表
乾道八年（1172年），周必大兼任翰林侍讲，又兼中书舍人。不久，他辞去直学士院之职，得到批准。外戚张说再次拜为签书枢密院事，给事中莫济封驳回孝宗诏拟的草令，周必大奏道：“过去满朝之人都认为张说这个任命不合适，陛下自己也知道错了而加以制止了。未到一年，这个任命又下发。贵戚参预政事，公私两方面都受到损失，臣不敢草拟此令。”孝宗迅速让王曮草诏，贬二人为宫观官。张说公开奏章内容，并荐举二人，但孝宗仍不予理睬，但是却减轻了贬斥的力度，于是莫济和周必大分别被贬到温州与建宁府地方任职。莫济接到任命立即离朝，周必大到丰城后称病而归。莫济听说后很后悔自己的行动。周必大却三次请求担任宫观职，他因此名气更大。
淳熙二年（1175年），周必大任敷文阁待制兼侍读，暂代兵部侍郎，并兼直学士院。孝宗安慰他说：“你不迎合别人，不附会权贵，朕十分倚重你。”随后，周必大正式任兵部侍郎，不久后又兼任太子詹事。他上奏说：“太宗（赵光义）储备人才，为真宗（赵恒）、仁宗（赵祯）所用；仁宗储备人才，为英宗（赵曙）、哲宗（赵煦）所用。自章惇、蔡京打击士气后，最终导致外族入侵之祸（靖康之变）。秦桧嫉妒刻薄，驱逐人才，其弊端遗留至今。希望陛下在闲暇之时储备人才。”
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周必大被封为管城县男爵。随后周必大又兼任朝散大夫。当孝宗常亲临球场，周必大说：“臣固然知道陛下不会忘记检阅战备，然而太祖（赵匡胤）二百年的天下，其希望在于圣上的勤勉，希望陛下自爱。”孝宗脸色一变，说道：“你的话很忠心，是不是为了预防衔橛之变（意外发生的事故）？朕正以国仇未报、耻辱未雪为念，不想自寻安逸。”之后周必大升兼侍读，改任吏部侍郎，拜翰林学士。
淳熙四年（1177年）五月，周必大拜朝请大夫兼翰林学士。九月，天下久雨，周必大奏请减少后宫供给，松缓对浙郡长期以来积欠的租税的逼责，令省部讨论对百姓抚恤之事。周必大在当值时被孝宗召见，上言：“金星靠近前面的星，武士踢球，太子参与，臣很担心。”孝宗让周必大把这些话转告太子，周必大说：“太子是人子，陛下令他驱驰，臣怎么敢劝他违抗命令，陛下不要命令他就可以了。”
君臣相洽
淳熙五年（1178年）正月，周必大乞求回乡，未得到批准。孝宗想召人为他分担职责，于是问周必大：“吕祖谦能写文章吗？”周必大回答说：“吕祖谦的涵养很深，了解典故，不仅仅工于文字。”旋即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又升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孝宗令礼官讨论明堂典礼，周必大建议祭天与祭地分别举行。之后又受旨撰写《选德殿记》及《皇朝文鉴序》。周必大在翰苑近六年，制命文字温和、雅致，考虑事情周到、全面，是一时文学侍从之臣中的第一人。有人说他再次入翰苑任职，实际上是曾觌所荐，而周必大不知道真相。
淳熙七年（1180年），周必大拜官参知政事，孝宗说：“执政与宰相，本来应当和睦而又有不同之处。在这之前宰相论述某事，而执政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这是为什么？”周必大说：“大臣本来应该相互支持或反对。自从秦桧当权后，执政不敢说一句话，以后便成为理所当然。陛下虚心请教抛开自己的尊严，大臣哪敢自以为是？只要小事不敢隐瞒，那么大事又有什么理由要隐瞒。”孝宗深以为然。当时久旱不雨，孝宗下手诏求直言。宰相认为此诏一下，各州郡都会乞求赈济，如何应付，于是约周必大一起上奏反对此令。周必大说：“陛下想了解下面的情况，而我们却要加以阻拦，怎么可以堵塞公众的言路呢？”
淳熙八年（1181年）五月，有人借助后妃的引荐请求为郎官，孝宗把此事交给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处理，周必大说：“台谏、给舍与三省互相牵制，怎能禀承旨意办事呢？不听从旨意有失于礼节，听从了又有损于法则。旨令下达之日，我们应当一起上奏。”孝宗高兴地说：“肯如此任劳任怨吗？”周必大说：“应该给而未给就会有怨恨，不当给而不给，有什么怨恨呢！”孝宗说：“这是负责任，不是任怨。”
位极人臣
淳熙九年（1182年）九月，周必大拜官知枢密院。孝宗说：“每次看见宰相不能处理的事情，你用几句话就解决了，三省根本不能少了你。”当时，雷世方乞求只差遣镇江一支军队五千人驻守山阳，周必大说：“山阳控扼黄河口，如果今天减少驻军而后又增加驻军，必然导致敌人的怀疑。扬州武锋军本来驻守山阳，不如每年拨三千人，与镇江五千人一同驻守山阳。”郭杲请求把荆南军队一万二千人移至襄阳永久屯守，周必大说：“襄阳固然是要地，江陵也是江北的襟喉。”于是留下二千人驻扎江陵。孝宗问：“金主（指金世宗完颜雍）已经回到上京，并分派他几个儿子镇守各地，要怎么办？”周必大说：“敌人的恫吓可能只是虚探，正担心我们先行动。我们应当静守，只是边地将领不可以不精心选拔。”
淳熙十一年（1184年），周必大担任枢密使。孝宗说：“如果边境出事，宣抚使之职只有你可胜任，其他人都难以胜任。”各位统帅呈上各军升迁名单，周必大不时点名召见一二人考察其才能优劣，统帅十分恐惧，不敢容于私情。周必大创行内外诸军点式法，对分散在外的军队就亲自去检阅。池州李忠孝自陈有二名正将不能拉开弓，乞求罢去他们的军职。孝宗说：“这是枢密使措置的效果。”
金州谋求军帅，周必大说：“与其让人私下举荐，不如正大光明地选报。”孝宗命令侍从、管军举荐将帅。有人传言大石林牙将要加兵攻金，忽鲁大王分别占据上京，驻守边境的大臣与西夏订立盟约。周必大一概不理会，劝孝宗持重，不要轻举妄动。后证明所传的话果然都是妄言。孝宗说：“你真是有先见之明。”
淳熙十四年（1187年）二月，周必大担任右丞相。他首先上奏道：“现在国内外安定，这种安定局面大约将近有二十四年了，这正是令人担心之时，应考虑国家的长远之计，不可以频频更改治国方针以图速强。”秀州乞求减去大军总制钱二万缗，官吏请求核审是否合适，周必大说：“这难道是审核的时候？”立即蠲免了秀州的总制钱。密封的奏章多说大臣们的同异，周必大说：“各尽所见，归纳到一处，怎么可能还相同呢？陛下恢复祖宗过去的制度，令三省反复阅读奏章后行动，正是想使上下互相牵持，并不是只是奉行文书。”
同年十一月，高宗逝世，朝廷议定根据显仁皇后（高宗生母韦氏）逝世时的先例，派三位使者报告金朝。周必大说：“今天的事很特殊，不应当害怕敌人而曲意顺从。”阻止了派使者之事。金朝的贺正使来到宋，有人请求皇上暂且穿淡黄袍在御殿接受国书，周必大执意不肯。孝宗便身着素色丧服，在帷幄中接见金使。
淳熙之禅
淳熙十五年（1188年），高宗出殡，周必大根据宋太宗出殡时宰相吕端的旧例，请求随同前往。孝宗于是命周必大摄任太傅之职，充任山陵使。举行明堂大礼时，孝宗加恩群臣，封周必大为济国公。
十一月，周必大单独留下来，请求孝宗让他离职，孝宗再三安慰。之后，孝宗忽然宣谕道：“近年来朕经常生病且感到疲倦，想传位给太子，但你必须暂且留下。”周必大说：“陛下身体安康，只是由于思念太上皇稍稍过度了些，怎么会到厌倦于政事辛劳的地步。”孝宗说：“最大的礼仪没有比得上事奉宗庙的，而祭礼举行时朕大多是带病前往坚持祭祀的；最大的礼仪没有大于执丧的，而朕不能亲自到德寿宫去。想不退休，这可以吗？朕正要把这个重任委托给你。”周必大哭着退下了。十二月，孝宗秘密赐给周必大高宗禅位时的亲札。同月，孝宗令周必大留下商议。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又令周必大参与草拟诏书，专门论述了供奉灵位、侍奉太子之事。事后，任命周必大为左丞相，迁封许国公，留正拜为右丞相。同月，孝宗身着吉服前往紫宸殿。周必大奏道：“陛下传位给皇子，再观盛典，流芳千古。看来从今后不能每天侍奉陛下了。”于是哽噎无法说下去，孝宗也流泪说：“只有靠你们协助新君。”宋光宗即位后，询问当今的急务，周必大奏称为用人、求言二件事。同年三月，周必大被加授为少保，改封益国公。李巘草拟了二相制度，大家对此贬褒不一，孝宗召来李巘，命他用麻纸另拟文书，不久把李巘贬到地方任职，周必大因而请求离朝。
国子司业何澹最初为周必大所器重，但他担任学官，许久未迁官。后经留正举荐方才升迁，他因而怀恨于周必大，于是借谏官之职予弹劾，致使周必大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判潭州。何澹对周必大谴责不停，再使其以少保充任醴泉观使。其后改判隆兴府，但他未赴任，又拜观文殿学士、判潭州，恢复观文殿大学士之官。周必大被所举官吏受贿败露之事牵连，降封荥阳郡公，后又复封益国公，改判隆兴府，他辞去此职，获拜醴泉观使。
伪学罪首
主词条：庆元党禁
宋宁宗即位，令大臣直言朝政得失，周必大首陈四事：至孝、敬天、崇俭、久任。
庆元元年（1195年），周必大三次上表引退，宁宗命其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致仕。
庆元六年（1200年），平民吕祖泰上书请求诛杀韩侂胄、驱逐陈自强，由周必大接替任职。次年，韩侂胄的党羽、御史施康年以吕祖泰的上书为借口，弹劾周必大首倡“伪学”（指理学），又私植党派。韩侂胄于是降周必大为少保。在“庆元党禁”中，周必大与赵汝愚、留正被指责为罪魁祸首。
嘉泰二年（1202年），宁宗恢复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的官衔。
生荣死哀
嘉泰四年（1204年）十月一日（10月25日），周必大在吉州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宁宗闻讯后惊愕悲悼，追赠太师，为其辍朝两日，赐银千两、绢千疋。十二月，葬于庐陵县斗冈原上。
开禧三年（1207年），宁宗赐周必大谥号“文忠”。
嘉定元年（1208年）十一月，宁宗命楼钥为周必大撰碑铭，并御书“忠文耆德之碑”六字赐予周必大家。
为政举措
人才战略
军事
淳熙十一年（1184年），周必大升任枢密使，成为主理国家军务的最高长官。执掌枢府五载，他不仅积极参与军事问题的讨论，而且在掌握和考察军队实情的基础上，对朝廷的军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提出了各种对策与建议。周必大所主张的“守御”下“内修”的边防观以及“备御”下“斗智”的平寇法，既是对以往军事防御思想的继承，又是他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重要创举。
军队建设
周必大在孝宗朝一直身兼朝廷军政要职，对于军队建设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重视选将练兵，对国家军队任将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南宋军队数量庞大，但作战力却低下。周必大认为问题根源于高宗朝以来将帅选用上的不精慎：诸路总管掌本路军员训练、教阅、调发等事，钤辖、将副、都监均是属于带兵训练或统兵作战的将帅之职。对于这些将帅的选用竟“不问能否，不顾资格”，其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周必大提出了他对军队建设的建议，注重边帅的“精择”，把精心、严格选用将帅放在军队建设的首位。
与此同时，周必大还建议孝宗要着重解决“将帅有名无实”的问题。虽然孝宗在选将练兵和大修边备上有所进步，但军队建设仍弊病丛生，尤其表现在“将帅有名无实”的问题上。周必大建议孝宗以精择将帅来革除此弊，即“在现今副总管、钤辖、路分都监中选拔身经百战、有勇有谋之人兼任统制。至于择帅则要更加周详。”周必大觉得，只要孝宗“参以宏谟，详于择人，革此积弊”，使诸路帅臣、将副有其实，国家在对金作战和平定内乱时才能免遭掣肘之患。周必大主张用精择的方式来解决南宋将帅“膏肓”以及有名无实的问题，是在深刻分析当时的军事实情与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准确判断，这一方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南宋军事战斗力不足的问题。
对于士兵的招募、选练，周必大亦针对时弊，提出改良的建议。周必大任枢密使时，结合当时的军政形势，对军队建设和管理进行了有益的完善和创新实践，比如他向孝宗进献他首创的“诸军点试之法”，此法的要旨是，君主不定时地对诸军升差、置籍进行“点召”，对带兵作战的将帅随机考核。点试法“虽不专以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之不测，则主帅自不敢行私”，能起到严明军纪的作用，从而达到鼓舞军队士气的效果。周必大还主张严训将士。有了严明的军纪，将士会心悦诚服地遵纪听命。在此基础上，将帅还要积极地训练军卒，以此提升他们的对抗、作战能力及激发他们的进取心，从而达到提振军队士气的效果。面对外患内忧，周必大还建议孝宗将军队中好的训练方法推广至诸州民兵的训练中去。他阐述了训练两淮民兵的战略意义。周必大认为，若军情较急，民兵应该成为作战的正兵。所以，他以孔子“教民战”来鼓励边将要善于训练民兵。
可以说，激励军士，既能赢得军心，又能鼓舞军气，从而大大提升军队战斗力。身为文臣，周必大不仅积极地向孝宗进谏“励军”方略，而且在主理枢府后，更是以身作则地策励将士，鼓舞军气。他主张在“优恤”基础上“严训”将士的励军之法，既是对前代军事战略的继承，又是他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创举。
边防
南宋建炎以来，朝臣对处理宋、金关系意见不一。孝宗一朝，张浚、胡铨等主战者建议主动出击，北伐金人；周必大则主张以和议作为与民休息的权宜之计，并谨慎处理礼节和割地问题，抓住时机“内修”。以他为首的主守派既反对贸然用兵，又反对妥协投降，主张在“守御”的前提下，充分做好物力、军力准备，再进行北伐。周必大在助政孝宗的过程中，有见地地提出了“守御”下“内修”的边防观。
（一）“守御”以稳边防。面对金世宗以南宋不奉岁贡为由准备南侵。时任中书舍人的周必大向孝宗分析了当时的宋、金形势，指出“依现在的形势，金方未必不想议和。虽然文书措辞轻辱，但是真实的意图可以略知一二。”只是“怕我们探得对方的实情而不畏惧他们，所以才言辞嚣张，索要岁币。”而宋方“边防不稳，国库匮乏。”因此周必大认为目前并不是对金出战的好时机，应该采取“守御”的策略与之议和。
（二）“守御”以促内修。周必大认为对金“守御”不仅可以稳定边防，而且可以赢得“内修”契机，从而提振国势。因此宋方不能屈服于过分要求，否则会使金人变本加厉，周必大建议孝宗效仿北宋仁宗“稍增岁币从而拒绝契丹无理请求”的做法，应允金人恢复岁币的请求。假如金人有意和议，“则可以以此作为条件。”双方和议交涉数月，宋方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内修外攘”，方能对金“战则克，和则固”。这是当时形势下边防方针的上策。
周必大助政孝宗过程中始终坚持“守御内修”的边防主张，这是在审视当时国势，并结合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事实上，以南宋国力要想收复中原是不现实的。而对金采取“守御”，然后积极“内修”，对宋、金双方而言是双赢的结果。周必大只是以议和为途径，用稍增岁币来换取和平，但坚决强调国家名节、土地不能丢弃。正如时任兵部侍郎的陈俊卿所言“名分正则国威张，而岁币亦可损矣。”这是从长远利益出发，来权衡利弊得失的做法。
平寇
宋孝宗统治期间，曾出现数十起各种形式的“寇乱”。周必大在助政过程中，不仅亲身经历过许多“寇乱”，而且经常参与平定地方动乱。他以丰富的阅历，并结合当时形势，提出了“备御”下“斗智”的平寇法。
（一）“备御”举军政。面对南宋前中期频发的“寇乱”，周必大主张官军在平寇前应做好有效的备御”，一方面是军队的整饬，以提升官军作战力；另一方面是兵力的部署，以发挥官军优势。
对于整饬军队，周必大先指出湖南茶陵地区“贼寇肆无忌惮”原因在于军队官兵的作战力不强。为此，他建议孝宗“诏各路帅守、监司择兵将官，修举军政，谨察所部，凡违法作乱的势头稍有萌芽，就务必断绝聚众起事的可能。”他提出了三点建议：对乔装成逃亡流民的戍卒有所堤防；对茶商牟取暴利的行为有所觉察；对官员违法使用禁军、不训练禁军以及拖欠弓手粮饷的不法行为有所留神，“导致禁军心生叛意，朝廷无法驾驭。”周必大的建议主要集中于官军的战前“备御”上，其中前两条是直接应对“寇乱”而言，第三条则是针对军队管理中的整体弊病来说的。由此说明官军在平定“寇乱” 前应整饬军队，以切实提高战斗力。
对于兵力的部署，周必大认为平定“贼寇”时，官军在兵力部署上应扬长避短，做好重点部署。周必大还指出“贼徒多胜，官军多败”的原因在于官军没有部署好兵力，以至遇到变乱时不能发挥自身优势，反而让“贼寇”牵着鼻子走，这样“贼徒常逸，官军常劳”。官军不宜“驰逐山谷”作战，应将优势兵力重点布控在贼寇来往频繁的地带，这样可以起到“免兵卒暴露，省运粮之害”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再派将领率地方治安力量和土豪集中剿灭“贼寇”。
（二）“斗智”巧取胜。做好“备御”，是政府平定“贼寇”的重要保障，既要从宏观上整饬军队，又要从微观上做好兵力重点部署。周必大认为，官军与“贼寇”作战时，还应“斗智”，如此才能“少败多胜”。
首先，斗智不斗多。与“贼寇”相比，官军人数的绝对优势并非取胜的因素。周必大建议选择一支精锐部队。事实上，官军和“贼寇”作战时，人数多的优势往往难以发挥出来，一则剿灭“贼寇”往往在山区进行，官军虽人数众多，作战却不灵活；二则人数多，后勤难以保障，将极大削弱军队作战力。所以，周必大认为，“贼寇”有“小、快、灵”的优势，因此还是要注重作战谋略。
其次，斗智巧离散。周必大根据“贼首知道自己反抗国家，死罪在所难免，往往用‘被捕必死’的后果来威胁士兵从而全力对抗官军”的特点，向孝宗上奏“离间贼寇”的建议。对那些愿意招降的“贼寇”不仅应“开其悔过之路”，而且还应论功行赏，诏令“贼中被逼之人如果能翻然悔悟，杀戮贼首，不但可以赎罪，还可以格外补官，重行赏赐。”并发出通报，让他们“转相告报”，目的是“分化贼寇势力”，以“平贼乱”。
经济
周必大在助政过程中，围绕国家“中兴图强”目标，对于南宋朝廷面对的经济困状也提出了许多见解和对策，例如主张“节用惠民”的爱民观以及“戢兵督劝”劝农法，即通过“节约用度”来减轻百姓负担，以“惠民”来换取百姓拥护；通过“戢兵” 以使“民安其生，农复其业”，君主和官员“以劝农为职”，与民共期“富庶”。
发展农业
南宋前中期内忧外患，农民大都流离失所，根本无法安心生产，农业也难以发展。为此，周必大提出“务农之要，莫先于戢兵”的建议，即朝廷应尽力停止战争，给民众提供安心生产的环境，以使民众回到熟悉的土地和家园。因为战乱导致“挥师所处荒草丛生，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所以，统治者应“惩忿而窒欲，偃武而右文”，这样便会使“士兵可使转而为农民，战场可使转而为沃土”，从而“民生安定，农业发展，统治者无事于劝。”
国家停止战争，民众才能安心从事生产。周必大认为农民的勤与惰关系到邦国大计。在他看来，有了“戢兵”做保障，统治者在引导民众致富的过程中还需做好“劝农”工作，在组织“务农”时，就应对勤劳者给予奖赏，对懒惰者要多“督劝”，促使其完成应有的生产任务。周必大还亲自参与到实践中。在出任潭州通判时，他不仅督劝潭州民众要勤劳农作，而且在实际的耕作技术上，如深耕田土，顺应天时，肥瘠搭配，修造水利等，给予具体指导。同时还号召民众专心生产。周必大主张以“戢兵”来换取民众安心务农的环境，以“督劝”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生产积极性。这些主张既是对前代“劝农”思想的继承，又是他在“以民为本”实践中的创举。
主要影响
诗
周必大有诗600多首。他的诗有的善于状物，如《池阳四咏·翠微亭》中的“地占齐山最上头，州城宛在水中洲；蜿蜒正作双虹堕，吸住江河万里流”，比喻浅近新颖。又如《游庐山佛手岩雪霁望南山》中的“十日顽阴不见山，山中一夜雪封庵。伊予的有寻山分，日照北窗云在南”，气骨稍弱，却清新淡雅。他初学黄庭坚，后由白居易溯源杜甫。在有些诗里他喜欢用典，未能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
周必大学识渊博，在诗歌方面，有专门的理论著作《二老堂诗话》，此书偏于考证“必大学问博洽，又熟于掌故，故所论多主于考证。”
骈文
周必大是南宋有名的四六文大家，他于为官之时撰写了大量的四六文，宋孝宗一朝，他执掌内外制时间很长，许多重要的诏令典册都由他撰写，不少代表朝廷的重要文章，都由他撰写。其所撰四六文多成为南宋四六的典范之作，如《岳飞叙复元官制》，词婉义正，是宋代骈文佳作。是士人效法的对象。因此，周必大的四六文在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当时和后世四六文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色
周必大的四六文在继承北宋四六文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既得皇帝之用心，又符合四六文文章之体制。二是呈现出散文化特点。
得体主要体现在周必大对章法的遵守上。周必大代言体四六文在语言上也很得体，即体现出典雅的语言风格。其四六文呈现出与王安石相同的典雅风貌，注重使用经史语，且运用经史语时注意对偶的精切。四六文语言的典雅风格以北宋的王安石最为典型，即四六文语言要出自于经史，代言体四六文更是要求词臣使用典重之语。
散文化也是周必大四六文的一大特点。宋室南渡以后，“以古文为四六”的欧苏派四六文写作手法被南宋四六作家所继承。周必大在对当时四六文写作进行评论时也注意到了四六文散文化的特点。周必大称赞仲并“以古文就近体”的写法，这与欧阳修“以文体为四六”的观点相近。他既主张“以古文就近体”，又主张四六文写作要谨守四六体制；既重视四六文的对仗和用典，又强调应突破对偶韵律的束缚。周必大四六文体现出散文化的特点，如大量使用虚词，参以古文的议论手法，所用典故恰当贴切，事无泛用等，这都是散文化的表现形式。周必大在四六文中大量使用虚词以求得文气的流转和表意的准确。
文论
文献学
周必大用时四年，主持刊刻了宋代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计一千卷，还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使《欧集》自此以后有定本，且得以保留至今。“周必大刻本”被历代名家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
历代评价
史书评价《宋史》：①必大为翰林学士几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②谋大事，决大议，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时俱以相业称，然必大纯笃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宁禅受之际，惧祸而去，其可为有立乎哉？历代评价赵构：掌制手也。（《宋史》引）赵眘：①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宋史》引）②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宋史》引）③好一个宰相！（《鹤林玉露》引）④若有边事，宣抚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宋史》引）朱熹：如今是大承气汤证，渠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耳！（《鹤林玉露》引）吕祖泰：独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将不测。（《宋史》引）赵扩：①嘻！此四朝宗臣也。（《忠文耆德之碑》引）②道德文章为世师表，功名始终，视古名臣为无惭也……在位最久，得君最专。陆游：自少壮时以进士、博学宏词迭二科起家，不数年，历太学三馆，予实定交于是时。时固多豪隽不群之士，然落笔立论，倾动一座，无敢樱其锋者，惟公一人。中虽暂斥，而玉烟剑气、三秀之芝，非穷山腐壤所能湮没……盖大官重任不极不久，则无以尽公之才也。（《省斋文稿序》）楼钥：①以国事为己任，进退人才，一本公道，养民择守，忧边训兵，仰赞睿谟，虑周而敏，被遇日隆。（《忠文耆德之碑》）②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厉精求治，久而不倦，圣德日新，光绍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会遇，可谓盛矣。求其相为始终，全德备福，未有如益国周文忠公者。始公亲见，龙飞御名之立，己尝预议。中间再以力排权，幸沮其方用。忤旨去国，略不少贬大夫之过。计者谓公不复用矣。圣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周旋密勿，终赞与子之决。以孝宗之实睿，实聪公之明敏肃，给真千载之遇，而又事光宗于春宫。夹辅初政，功成身退，既挂衣冠，犹被主上宠光者，十年呜呼！其可谓圣朝之宗臣矣！（《卷九十四·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神道碑》）③巍巍孝宗，天锡勇智。二十八年，是为盛际。猗欤益公，善始以终。始进以文，终察其忠。再折奸萌，逆鳞以批。事定言验，表表忠规。献纳论思，知无不为。弥缝辅赞，百工惟熙。三圣相授，同守一道。公实佐之，家有宸藻。忧边思职，具存宏模。临机辄断，华夷谧如。告老既休，著书自若。拳拳斯文，以惠后学。天不憗遗，殄瘁兴悲。既铭公墓，又勒丰碑。生荣死哀，身美君显。是为宗臣，后庆其衍。（《忠文耆德之碑》）④渠只会说大话，如奄有万方，君临兆姓。（《四朝闻见录》引）文天祥：①列圣文章千载重，诸孙声气一时同。著庭更有邦人笔，稽首承休学二忠。（《敬和道山堂庆瞻御书韵》）②秘苑固知朋可正，畏途犹恐甲方衷。欲酬长者殷勤祝，坎止流行学四忠。（《和萧安抚平林送行韵》）王夫之：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之流，亦铮铮表见，则抑文雅雍容，足以缘饰治平而止。（《读通鉴论》）范文澜：周（必大）、留（正）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中国通史》）
轶事典故
鹤飞盏
周必大有一个酒杯名为“鹤飞盏”，斟上酒，杯上的鹤就飞起来，喝完酒后，鹤就不见了。
大承气汤
周必大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时，朱熹在与刘子澄的信中评论此事说：“现如今是需要下大承气汤（药性较猛烈的泻药）的症状，他（孝宗）却下四君子汤（药性柔和缓慢的补药，此指周必大）。虽然不会造成危害，恐怕对病情也没有好处！”
貌类温公
据记载，周必大身材高大而脸庞清瘦，样貌如同野鹤。他在翰林院任职多年。孝宗在一天退朝空闲时，感叹说：“好一个宰相！只是怕他福薄。”一个老宦官在孝宗身边说：“官家（对皇帝称呼）所感叹的，难道不是周必大吗？臣观察司马光的画像，也像周必大一样清瘦。”孝宗为此一笑，于是提拔周必大。周必大此后任太平宰相，参与并闻知禅让盛事，晚年出镇长沙，退休后得享十多年的清闲福气。
敬慕三忠
周必大曾在乡里建三忠堂，因欧阳修（谥文忠）、杨邦乂（谥忠襄）、胡铨（谥忠简）都是庐陵人，也都是周必大平生所敬慕的人，所以周必大撰文记述他们的事迹，这是他的绝笔。
人际关系
家族成员
好友
宋代，举世重交游。同年乡旧、亲友世交、士人方外以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形态的交游。周必大作为南宋时孝、光、宁宗三朝重臣，交游甚广，这一时期几乎在政治上文坛上稍有名望的人都和他有联系。结交的诗侣文友“灿若弦上星”。
周必大交游简表关系姓名身份交游忘年交胡铨文学家大臣两人交往始于乾道元年。二人经常次韵酬唱，有大量的唱和诗。《文忠集》中收有《胡邦衡相过赏金凤许诗未送邦衡复作木犀会二花殆是的对偶成四韵》《次韵胡邦衡二首》《顷创棋色之论邦衡深然之明日府中花会戏成二绝》《二月十七日葛守钱悴出所和胡邦衡羊羔酒诗再次韵简二公》《七月十五日邦衡用前韵送薰衣香二贴次韵为谢》《邦衡置酒出小餐予以官柳名之闻邦衡近买蝉名野梅故以为对》《戊子岁除以代酒送邦衡邦衡有诗见戏仍送牛尾鲤次韵》《邦衡再送二诗一和为甚酥二和牛尾狸》《后两日大雪邦衡复用前韵作穷语戏和》文友杨万里文学家是周必大晚年主要唱和对象，每逢过节，两人互赠礼物，诗文唱答。杨万里有《题益公垂相天香堂》《偶生得牛尾鲤献诸垂相益公佑以长句》《贺周压相迁入府第启》《和益公见谢红都胜芍药之句》《益公和白花青绿牡丹王字韵诗再和以往》《益公新作三层百尺新楼署曰围山观贺以唐律二章》《益公题三老图郡士刘钠以乘成兄生于巳而予丙午诚齐丁未写三老图为题四韵》等。周必大有《次韵杨廷秀万花川谷主人为海棠赋二诗妙绝古今断章有平生不带花福不是愁中即病中之叹花次韵并序》《茅山刘先生觉高士绘云琴图求诗次杨廷秀韵》《廷秀跋云琴图一记高士被遇阜陵再赋小诗》《次韵杨廷秀侍郎寄题朱氏渔然书院》《次韵廷秀待制寄题李纪风月无边楼》《次韵廷秀待制玉蕊》《杨廷秀送牛尾鲤佑以长句次韵》等。陆游文学家二人交往始于绍兴三十一年，陆游有诗《周洪道学士许折赠馆中海棠以诗督之》，周必大有诗《务观得曾吉甫茶反以诗见遗因次其韵》《招陆务观食江西笋归有绝句云色如玉版猫头笋味抵驼峰牛尾鲤归向妻擎夸至夕书生寒乞定难医戏和》《许陆务观馆中海棠未与而诗来次韵》《以红碧二色桃花送务观》。范成大文学家丞相两人交游四十余年，诗词酬唱，书信往还，共同反对近习擅权，情谊深厚。范成大去世两年后，周必大作《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仕友赵汝愚丞相《文忠集》记载，二人从乾道九年到淳熙三年来往信件共二十封，周必大作为赵汝愚的前辈，对他多有提携和引荐。绍熙四年赵汝愚升任宰相时，周必大有书信祝贺理学人士朱熹学者周必大与朱熹是世交，两人之父周利建和朱松同为政和八年进士。必大和朱熹一直保持着友谊，直到他晚年退居庐陵，也和朱熹常书信往来，进行学术辩论甚或谈禅论道。刘清之官员学者周必大《闲居录》中记载，隆兴元年，他同刘清之登山访寺泛舟，同游几个月，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周必大对清之非常照顾。淳熙二年，他举荐刘清之以自代兵部侍郎。据《宋史》记载，刘清之弥留之际，周必大来视疾。刘清之逝后，周必大还为其作品题字。吕祖谦学者周必大和吕祖谦、张栻私交颇好。乾道六年蛰居多年的他刚回临安吕、张二人便约他相会。乾道九年、淳熙初年，周必大奉祠居家期间，和张、吕二人多次通信。在给张的信中他对道学家及一些弟子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周必大对张等人一直颇为信任，希望他和郑伯熊等人能纠正道学的一些偏误。张栻学者
表格参考资料
主要作品
周必大著有《玉堂类稿》等八十一种，共一百三十四万余言。后人将其遗作辑为《益国周文忠公全集》，计二百卷，其中包括《省斋文稿》《平园续稿》《省斋别稿》《二老堂诗话》等24种，有清咸丰刊本。其中《玉堂杂记》《二老堂诗话》选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人物争议
卒年争议关于周必大去世的时间，史书有两种说法：1、嘉泰四年（1204年）十月一日：楼钥所撰《忠文耆德之碑》、《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神道碑》皆持此论；2、嘉泰四年（1204年）十二月：《续资治通鉴》持此论。按，楼钥奉宋宁宗之诏撰《忠文耆德之碑》，其所记载的周必大卒年日月，应较清人毕沅著《续资治通鉴》更为准确。故采用嘉泰四年十月一日之说。
史料索引
《攻媿集·卷九十三·忠文耆德之碑》《攻媿集·卷九十四·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神道碑》《宋史·卷三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