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历史学家）
人物简介
蒋廷黻（fú）（1895.12.7－1965.10.9），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属邵东县）楮塘铺（今属廉桥镇）一个中等农家。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他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对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正是师从于他。“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他和胡适一起创办《独立评论》，品评时政，并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曾三次召见蒋廷黻；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从政”的浪潮中，1935年12月，蒋廷黻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在国民政府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10月9日卒于纽约。蒋廷黻是南开历史系的创建者，他主持开设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蒋廷黻知识渊博，长于演说，讲课很受欢迎。他在南开主持历史教学长达6年之久，不仅把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带到南开，且吸收欧美最新研究资料和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构建了南开西方史学的课程体系，在当时的大学历史系发挥了先导示范的作用。针对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蒋廷黻特别强调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的重要。他亲自带领学生深入南开大学附近的八里台村调查村史，了解河北逃荒农民在城市郊区聚成村落的变迁轨迹，组织工厂调查团到天津裕源纺纱厂系统调查工人情况，对调查结果用科学方法进行排比，撰写调查报告。蒋廷黻在南开历史系最早开始了中国近代外交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并率先在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研究的先驱者。
人物生平
中国外交史学的奠基人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省邵阳县（今邵东县）人，1895年12月出生于邵阳县东乡黄阪桥一个小康之家。父亲和伯父经商，家中略有地产。蒋廷黻6岁起，接受私墪教育。1906年入长沙明德小学，学习新学课程。同年秋转入湘潭益智中学；1911年由基督教青年会介绍自费赴美求学,人密苏里州派克学院预科。1914年入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主修历史。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同情协约国,加入奥柏林后备军训练团。1917年毕业后赴法国参与战地服务一年。先后在里昂附近的圣芳斯军需厂和勒克列索的斯耐达兵工厂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期间，曾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有所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
1919年夏，蒋廷黻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是专攻新闻，继而改学政治，最终转学历史。华盛顿会议期间，曾积极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后援会”，担任英文刊物主编之一，声援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努力。1923年春，蒋廷黻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同年回到中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29年又接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
他提出了建立研究和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主张撰写外交史必须搜罗有关各国文件，在写作形式与内容上开始与国际史学研究接轨，形成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的新学派。他编著的《评<清史稿 邦交志>》（1929）、《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1931，1934）、《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932）、《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1934）等，为民国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支持政府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政策，遭到燕大师生通电反对。1932年春，他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在对日主张方面，他赞同丁文江的倡议，仿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也附和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自称是“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认为“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甚至在《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时局和中国对日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很快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蒋廷黻，他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建议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同年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亦在南京约见蒋廷黻，征求其对日方针的意见，蒋氏明确反对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日和战问题。翌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见蒋廷黻，他建议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称此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釜底抽薪之法”。
出任驻苏大使
1934年8月，蒋廷黻赴苏联和欧洲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蒋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外交途径说明蒋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蒋廷黻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科夫，斯托莫亚科夫着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蒋廷黻致电蒋介石报告：“中苏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其时，行政院对与日本和战问题展开争论，他主张“光荣的和平”，并提出一项修建铁路、发展工业、改良农业的发展计划，以为国力增强之后方可言战，受到实业界的激烈反对，计划流产。
次年10月，复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政府高层希望蒋氏设法使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廷黻却未能在任内将中苏关系大力向前推进。客观原因是中苏间围绕着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出售中东铁路问题等，矛盾不断，发展双边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观原因是蒋氏力主“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与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况下，根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密电，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引起苏方强烈抗议，并导致苏方对蒋氏的冷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持“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的判断，亦与国民政府争取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外交决策不符，蒋氏任职仅年余即奉调回国。使苏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苏已十多年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顺利回国，从而使蒋廷黻与小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参与及国际组织外交
归国后，蒋廷黻继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一度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发言人。他的主要政务活动集中在内政方面，但也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动。
1942年8月9日，他以政务处长身份发表正式谈话，希望联合国通过类似《大西洋宪章》的宣言，保证韩国在战后独立。此为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正式对战后韩国独立问题表明立场。27日，蒋廷黻应重庆中美文化协会邀请发表《江宁条约的思想背景》，纪念《南京条约》签署100周年，从一个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条约的起因，主张“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条约，一面促进友邦的友好关系”，在舆论界、外交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后任中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
1944年7月，他出席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的创建。
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署长。在分配联合国救济物资时，不顾国民党方面反对，力主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进行分配。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联总”基本协定》。
1946年，他利用救援物资和设备，在邵阳市设立乡村工业示范处，兴办了机械、铸造、制革、农药、硫酸、水泥、粮油加工、肥料、自来水等小型工厂，为邵阳现代工业之始。在邵阳东乡宋家塘设立“华中农业技术推广站”，开邵阳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农业机械耕作之先河。同年10月，转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
1947年4月，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6月，担任联合国在上海和马尼拉举行的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中国首席代表。
筹划自由派内阁
1947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此后从事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
1949年4月和5月，南京和上海已经解放，美国已经放弃援助国民党政权的对华政策。在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下，蒋廷黻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筹划胡适组阁，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同年6月12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这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抛向美国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蒋廷黻不仅赞成胡适出任外交部长，而且主张由胡适担任行政院长，出面组织自由派内阁。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缺乏一个在野党的监督，为此，积极推动创建以胡适为党魁的新自由派政党，草拟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与胡适商定了该党的核心人物名单。蒋廷黻设想以该政党为新内阁支撑。6月中旬开始，他与宋子文、顾维钧、胡适频繁磋商，认为胡适出面组阁“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蒋廷黻等企图建立自由派政府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蒋廷黻继续担任台北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时间长达14年之久。1949年底，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中国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任之》草案，他串联西方国家代表极力阻挠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付诸讨论。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多次提出所谓“控苏案”，指斥苏联是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掺和起来的共产帝国主义。因此，倍受西方赏识。其间，他发生婚外恋，原妻不断去联合国干扰其公务活动，使他无法再在联合国任职。
1962年，他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国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三分之二，即于当年10月病逝。
蒋廷黻学贯中西，后期从政，不置产业，不任用私人，其子侄辈与乡人，多人求其提携，均因才不及任而斥退。
人物著作
蒋廷黻重视中俄、中苏关系与东北问题的研究，于1932年写成《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书中从顺治到咸丰部分，以后又发表有关文章多篇。蒋廷黻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以《筹办夷务始末》为基础编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并收购散落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他的著作还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出版社），译著有海斯著《族国主义论丛》。同时，他还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性文章，著述虽然不多，但对旧中国史学界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而蒋廷黻的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影响十分广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专家不时提及。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一书中所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人物贡献
现代历史研究
现代历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在今天的史学界乃是常识，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这一方法上，蒋廷黻开了风气之先。他在我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南开，为了搜寻史料线索，他想方设法地联络各方鉴定家、收藏家，频繁地访亲问友。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
新的研究观念
蒋廷黻在传播现代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引进了新的研究观念。在南开，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本着客观的态度解释史实。1928年，他在介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的前记中，特别强调要借鉴外国人看中国的见解，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
根据上述观点，蒋廷黻撰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不仅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从而跳出了中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他不倾向于在中国外交史上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外交史研 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南开时代蒋廷黻还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这在当时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少有的。
史学研究方法
1929年，蒋廷黻调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继续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为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蒋廷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旧的史学家往往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沽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只是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这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首倡教学目标
为此，他首倡开创新史学、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这种新，就是区别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考据方法，而采用西方综合的治史方法。为培养和训练这种方法，他要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
教育主张
社会调查
为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他亲自带领南开经济史班的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他向学生传授调查研究的方法，要求他们事先准备好调查问卷，以备填写。要学生深入纱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卫生状况、娱乐活动、年龄状况和死亡率等状况。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排比，撰写成调查报告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20年代后期，在蒋廷黻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调查成为南开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
查阅典籍
蒋廷黻还是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热心赞助和支持者。他曾带领南开文学社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他的导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他亲自为之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他也是学生编辑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的顾问之一。
蒋廷黻在南开倡导通才教育。他任文科主任期间，曾例举世界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同时精通自然科学的例子，鼓励文科学生略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并稍习试验课程，以培养和训练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
大学教育
蒋廷黻对我国当时的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如他对国内大学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会科学学科中，西方课程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留学归国的博士、教授不能只读洋书、教洋书，还应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开拓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园地。他主张“教育以中国的实在需要为基础，不以外国的模型为基础”。认为“唯独在中国生活的实况的土地上，中国的教育家能够找得材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国的学生将来既要在中国服务，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他在清华致力于造就中国历史的专家，正是本着这一思想。
蒋廷黻还批评了当时大学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学生听讲多，应考多，自修少、与教员接触少等等，主张进行改革。他不赞同学生平日忙于作笔记，考试忙于背笔记的现象，认为这将妨碍学生自己 的观察和思索。他对大学教授讲课钟点过多，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忙于兼课的现象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他因此赞扬南开的作法，教师的薪水虽不算很高，但从不拖欠，严格按规定付酬（当时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发不出薪水）。教师全力授课，出席率极高，这也是他最初选择任教南开的重要原因。他对清华的措施也很称道，教师有休假，上课钟点少，进修的时间多，还可以得到资助进一步深造。
重视体育
蒋廷黻重视体育，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虚弱是我们 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则十分热爱体育活动，常常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打猎和骑马。
学识个性
人物学识
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而且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修养。英文造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时代，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
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开批改众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
他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使他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开阔，独辟蹊径。
人物性格
蒋廷黻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特的见解。与人争辩，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期，闻听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兴奋异常，“心焉向往”。
1921年，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秉承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从事活动，出版刊物，担任英文刊物的主编。任教于南开后，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议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会上，告诫南开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建议南开学生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提议用这笔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认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好事，但还不彻底，还不是治本的办法。希望建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去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竞争。
知人善任
湖南近代史上，曾经产生了魏源、郭嵩焘等一批经世致用的著名知识分子。深受故乡这种学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蒋廷黻治学伊始，就决心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了解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蒋廷黻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从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国之初，便与南开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认真考察，以实地的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还重点研究了中国的东北问题，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学时代，曾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人物思想
蒋廷黻在晚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知识阶级与实际的生活才不致脱节，知识阶级的求知对象将扩大、求知方法亦将更加灵活，知识阶级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复杂。这正是蒋廷黻一生的主导思想。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从政，一生的经历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是有所贡献于社会，成就一番事业。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 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
蒋廷黻从政后，并没有忘却学术事业。仍乐于探讨学术，手不释卷，一遇好书，便热切地推荐给亲朋好友。对研究历史仍有高度的热忱，常读历史书籍。出任外交大使阶段，对外交档案特别重视，颇有雄心重理旧业。从政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学术事业给予特别的扶植和保护。热心于国家学术，文化和教育建设，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晚年有志于撰著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传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请求退休，以实现上述心愿，终因突发的绝症，未能了却夙愿。
人物评价
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蒋廷黻目睹国家多难，痛心疾首。1932年，蒋廷黻与胡适、丁文江等当时知名学者，创办《独立周刊》，讨论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蒋廷黻告诫当时青年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治史颇有建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他治中国近代史，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富强国家。台湾学者李敖由此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